《紅樓夢》與悲劇
大概是從王國維先生開始,《紅樓夢》被認為是我國亙古未有的大悲劇;《紅樓夢》的價值似乎被認為同它作為大悲劇關係甚大。郭英德、過常寶二先生著《中國古代文學史》認為:“《紅樓夢》小說是封建文化由盛而衰的社會悲劇,是青春少女由生而死的人生悲劇,也是青年男女理想失落的婚戀悲劇,這些悲劇觸及社會人生的各個層面,使整部小說成為一曲深沉哀婉的社會人生悲歌。”① 今則說,《紅樓夢》的藝術價值,無關於“社會悲劇”、無關於“人生悲劇”、無關於“婚戀悲劇”、也無關於“深沉哀婉的社會人生悲歌”,而僅只取決於它所包含的“精彩片段”,唯有這些“精彩片段”,才是藝術靈感的產物,才是欣賞者的精神盛宴。 對於有藝術天才的作品,我們首先只應去談它的天才;對於沒有什麼藝術天才的作品,我們才只好去談它的所謂思想性。以“深沉哀婉的悲歌”作為其內容的的悲劇一詞用在天才橫溢的《紅樓夢》身上,其實是唐突、褻瀆了《紅樓夢》。 本文作者通過研究《俄底浦斯王》和《哈姆雷特》等作品提出了“天才悲劇”概念。此概念是指:作品中有兩個主人公,各自象徵了一種人性,它們相互對立,但最終都運用自身智慧實現了自身的目的。 天才悲劇不同於“社會悲劇”、“人生悲劇”和“婚戀悲劇”,總之不是什麼“深沉哀婉的悲歌”,相反卻是精力彌滿的、皆大歡喜的。 《紅樓夢》第二十一回,寫賈璉與多姑娘私通故事,便是一個“天才悲劇”。兩個主人公中的一個是賈璉,象徵了作為人性之一種的“淫慾”,另一個主人公不曾外化為人物形象,但卻以王熙鳳作為自己的工具,最終對賈璉實施了懲罰。第二個主人公可稱之為“看不見的主人公”。 故事中,化身為賈璉的“淫慾”運用自身智慧,多方面地“論證”了自身目的——與多姑娘私通——的合理性、或者充足理由:一、女兒患了病,妻子王熙鳳因此“隨着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來齋戒”,另一方面,“那個賈璉,只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夜,便十分難熬”,總之,依賈璉的本性,“尋事”是必然的;二、多姑娘“今年方二十來往年紀,生得有幾分人才,見者無不羨愛”,賈璉我既非聖賢,又豈能例外?三、這位多姑娘偏偏又“生性輕浮,最喜拈花惹草”,加之其丈夫多渾蟲“又不理論,只是有酒有肉有錢,便諸事不管了,所以榮寧二府之人都得入手”,總之,與多姑娘私通不是什麼高風險的事情;四、“那多姑娘兒也曾有意於賈璉,只恨沒空。今聞賈璉挪在外書房來,他便沒事也要走兩趟來招惹,惹的賈璉似飢鼠一般”,這是小羊羔主動送到了獅子的口中啊;五、“誰知這媳婦有天生的奇趣,一經男子挨身,便覺遍身筋骨癱軟,使男子如臥綿上;更兼淫態浪言,壓倒娼妓,諸男子到此豈有惜命者哉”。一句話,為了這個多姑娘值得冒一切風險,值得付任何代價。 “看不見的主人公”之懲罰賈璉,也是有充足理由的:一、賈璉“搬出外書房”,原是因為女兒的病而去“齋戒”的,用多姑娘的話來說,賈璉“也該忌兩日”,今則不然;二、女兒痊癒之後,“賈璉仍復搬進臥室,見了鳳姐,正是俗語云‘新婚不如遠別’,更有無限恩愛”,但既然對鳳姐有“無限恩愛”,又怎能做下對不住鳳姐之事? “看不見的主人公”對於已經實現了目的的主人公(賈璉)所施懲罰,誠可謂是有聲有色的:“平兒收拾賈璉在外的衣服鋪蓋,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綹青絲來”,此“一綹青絲”顯然是多姑娘所贈之物,“賈璉看見着了忙,搶上來要奪”,搶奪不成之後,“忙陪笑央求”平兒;更嚴厲的懲罰是在鳳姐出場之後:“鳳姐見了賈璉,忽然想起來,便問平兒:‘拿出去的東西都收進來了麼?’平兒道:‘收進來了’。鳳姐道:‘可少什麼沒有?’平兒道:‘我也怕丟下一兩件,細細的查了查,也不少’。鳳姐道‘不少就好,只是別多出來罷?’平兒笑道:‘不丟萬幸,誰還添出來呢?’鳳姐冷笑道:‘這半個月難保乾淨,或者有相厚的丟下的東西:戒指、汗巾、香袋兒,再至於頭髮、指甲,都是東西’。”結果是:“一席話,說的賈璉臉都黃了”。 “天才悲劇”是稀罕之物。《紅樓夢》中的大量“精彩片段”中,像“賈璉私通多姑娘”這樣的天才悲劇也幾乎是絕無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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