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集(1)
男人的最爱是女人,女人的最爱是小孩,小孩的最爱是其他的小孩。 街头的棋摊上,支招儿的人一旦支出了高招儿,会喜形于色,强调自己这一招儿的至关重要。 人是需要受到表扬的动物。只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表扬公司”。即使是完全无根无据的表扬,也不至于让受表扬的人反感。所谓“拍马屁”,无非是地位低的人无根无据地、或者半根半据地,去表扬地位高的人。 当年,毛主席逝世,郭沫若写诗悼念,诗的头一句是“革命领袖比爷亲”。实际上,郭沫若比毛主席年长几岁。约稿的编辑觉得此诗句不妥当,建议郭沫若修改,郭沫若从善如流。 再真挚的感情,如果不与尊严结伴而行,它就是没有尊严的。 佛教是“害怕犯错误”这一人性充分发挥想像力之后的产物。按照佛教的说法,要是谁也不说一句错误的话,不让心里冒出任何错误的念头,就不会有这个悲惨的世界。大千世界起源于一个最微小的错误。按照佛教的教义,构成万物的只有两种元素:错误、悲惨。 养八哥的人教八哥说人话,八哥说起人话来,总有一点怪腔怪调。养八哥的人教八哥说其他人话的时候,就不再用正常人的腔调,而是用八哥的怪腔怪调。 影响是相互的。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 我在电脑屏幕上敲出一个“自”,然后敲出一个“做”,然后敲出又一个“自”,最后,我敲出一个“受”,不曾想,结果是“自作自受”,而不是“自做自受”,我终于意识到,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但电脑更正了我的错误。 早晚会有这样的设备:它被安装在我们的咽喉处,我们说话的声音经过它的时候,它能把那些无趣的话变得有趣一些,起码也要把那些无趣的话给挡回去,直到它们在肛门找到出路。这种设备可以命名为“趣话仪”,或者“废话过滤器”。 从一个只有一条腿的人那里,正常人看到的是:一条腿=一条腿;或者:一条腿=两条腿-一条腿;只有一条腿的人自己才清楚:一条腿=两只手+一副拐杖。 残缺不全的人更能看见真理。 据说,我们中国西北地区一些乡村里,人们家中没有凳子,因为没有人想到坐,最多也只是蹲着、躺下。这让我们一下子想起来:在今天的国际场合,坐的目的不是为了坐的人舒适,它首先是一种礼节。我们不能设想两国领导人蹲着或者躺下会晤,也不能设想他们长时间地站着交谈——那更像是在受罚。 庄重的场合也能刺激人们有所发明。 两国领导人会晤时以坐为主,有助于造成两国平等的气氛:两个领导人往往有高有矮,有时高矮悬殊,但只要坐下来,这种悬殊就会消失一多半。 我的两只脚因为“老寒腿”而痛苦,这时候,我想到我只有两只脚,这多么值得庆幸啊,假如我的脚是四只,或者更多,那可怎么办? 侥幸感可以缓解痛苦。 孔子自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不惑”就是“没有困惑”。一个人还没有“知天命”,他怎么算得上“不惑”?这就像一个人说:我四十岁的时候精通了数学,五十岁的时候又精通了微积分。 一定是当年记录孔子言语的弟子出了差错,孔子的原话应该是:三十而立,四十而知天命,五十而不惑。不过,这仍然让我们感觉孔子是在吹牛。一个诚实的人永远不应该说自己弄清了天地间的一切高深道理,不应该说自己已经“不惑”,否则,他会让听的人深深地惑。 或许,孔子这段名言,原本是自己周游列国时写在求职信上的几句话。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老子》中的名言。历代的解释者对这些抽象的一、二、三,感觉别扭,终于用“先天一气”、“阴阳二气”与“阴阳相混合之和气”等稀奇古怪的名词,来取代这些数目字,好像比老子更近距离地看见过“道”创造万物的完整过程,就像妇产科医生看见产妇生孩子的全过程。 新的节日源源不断地涌现,只要愿意,我们天天都可以过节日。更严重的是,同一天被定为好多的节日。一年只有三百六十五日,已经成了憾事。“节日”早晚会从我们人类的语言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节时”,甚至“节分”、“节秒”。 有朝一日,人们不再说今天是某月某日,而是说今天是某某节。 如果某个行星公转一周是一万日,它将成为人类撤离地球后首选的新栖息地。 古人用好些天过一个节,我们用一天过好多的节。 像立春和立秋等“二十四节气”,大地会与之呼应,好像提前做好了准备,专门在迎接它们的降临,毕恭毕敬地等待它们实行统治似的,比起父亲节、母亲节之类,显示出了无比的庄严意味。 除了人,又有哪一种动物会回忆? 人能回忆,是大自然对于人类的份外恩赐。 回忆的时候,人最像上帝。只要我们一开始回忆,我们首先让已死者复活,让整个世界倒回去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 回忆之乐,与回忆的内容无关。回忆本身意味着快乐,一开始回忆,我们就不知不觉地像上帝那样大显神通。 回忆需要一点本钱,这就是我们的早年时光。 要是没有回忆,所有过来人都将被淹没在庸俗的现实中,不可救药。因为回忆,成年人人生的梦幻色彩,才不至于输给儿童太多。 回忆,是无神论者的天然宗教。 有的人患过脑溢血之后,丧失了以往的记忆,直至六亲不认——这一点使人悲哀、恐惧,即使病人同我们毫无关系。丧失记忆,意味着回忆再也不可能了。 儿童们只顾消受自己的童年,而歌颂童年,是成年人的爱好。这是回忆促成的。回忆让我们歌唱。 回忆是灵魂的积极行动,是对心灵这块土地的占领。垂涎心灵这片土地的,还有空虚和无聊。 回忆意味着一种内在的富足,它使得我们摆脱了对于现实世界的依赖。 古代哲人说:死亡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这是什么意思?是说死亡本身很可怕吗?但据说哲人便是看破了死亡、不再恐惧死亡的人。说死亡是严重的事情,大概是指:死亡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能回忆的上帝。 只要去聆听,我们在每一个垂死者身旁,能听到一个完整的世界发出崩塌声。 体育比赛贯彻“公平”原则。有的运动员服用了兴奋剂,有的没有服用,这就是不公平。为什么不让所有的运动员都服用兴奋剂?你服用我也服用,大家彼此彼此,不也是一种公平? 有人会回答:禁止服用兴奋剂,是为了确保运动员的健康。 这就把人类的心地说得过于善良了。如果人类足够善良,我们就不会容忍拳击比赛——鼻青脸肿、鲜血淋漓、踉踉跄跄的景象又是多么残酷;如果人类足够善良,我们也就不能容忍相扑比赛——相扑运动员首先必须把自己的身体吃成丑陋的大肉球。 对于服用兴奋剂的处罚,有越来越严厉的趋势,检测技术也在日益进步。我们没有理由指望,有朝一日,禁止服用兴奋剂的规定会被取消。从来没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倡导解禁。服用兴奋剂违背了人类对于体育比赛的深深期待,服用兴奋剂意味着体育比赛精神上的死亡。 实际上,反兴奋剂的工作,在著名的“武松打虎”故事中已经开始了,或者不如说,“武松打虎”故事,很大的一部分艺术魅力,来源于“反兴奋剂”。 武松服用的兴奋剂,与今天的运动员偷偷服用的,有所不同,乃是号称“透瓶香”的美酒。武松老老实实地承认,美酒就是自己的兴奋剂:“我却是没酒没本事,带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吃了十分酒,这气力不知从何而来。” 问题是,在武松与老虎展开肉搏之前,也就是在老虎随着一声怒吼奔袭而来的一瞬间,“武松被那一惊,酒都做冷汗出了”。所谓“酒都做冷汗出了”,意味着酒作为兴奋剂已经失效了,意味着武松不再从酒那里获得任何“气力”了。 如果没有“酒都做冷汗出了”这一句,打死老虎的武松,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整个“武松打虎”故事,就不过是“透瓶香”酒的一则商业广告而已:各位买主,请注意啦,快来买“透瓶香”吧,喝了“透瓶香”,上得景阳冈,大老虎就成了小花猫嘞! 我住在一栋楼的五层。今天上午,我坐电梯下楼,电梯从高处下来,在五楼停下,电梯门一开,里头的一位女士快步走了出来,走出电梯没几步就向我大喊:“不对!这不是一层。”于是,我控制电梯直到那位女士进来,而且安慰道:“这可是经常发生的事。” 话一说完,我感觉不妥当。这样的话不是安慰,而是侮辱:你连犯错误都没有创造性,只能重复别人的错误。 人们往往是在感到无聊的时候,才会去追寻深刻的思想和动人心魄的艺术,但女人很少有无聊的时候,或者说女人的无聊容易被克服,例如逛逛商店、打个电话什么的,所以,女人难以成为杰出的思想家和艺术家,这不是由于智力上的因素。 住宅楼有四层,我住在二层。一天晚上我上楼梯快到家门口的时候,一只大白猫刚好下楼与我相遇。大白猫马上后退,但在后退两步之后,却又回转身来,一副十分愤怒的样子,一边发出吼叫声,一边呼啸着从我身旁冲了下去。 大白猫夸大了外部世界的敌意。用自己的智勇让自己脱险,是大白猫的信条。 不 妨 乐 观 妻子买来了烤箱,岳母买回了红薯,冬天里的烤红薯香甜,妻子和儿子一边吃,一边给老人家下达任务:今后你每天都得买红薯,我们每天都要吃。 我是吃红薯的穷人出身,现身说法:这怎么行!红薯不能多吃,要是连吃一个月,就会有三样东西来找你们——烂嘴角、出眼屎、胃里涌酸水。 兴趣不可阻挡。第二天晚上,妻子和儿子又大吃红薯。 第三天晚上,老岳母把事先烤好了的红薯端到饭桌上。不料,现在,这两人连看都懒得看一眼。 与其忧国忧民,不如相信人性。 “文革”期间,有一句口头禅:“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坚决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拥护”。 听说,美国政府最怕的,是找不到强大的敌人,否则,就会陷入手足无措的迷茫之中。 人总是需要拥护一点儿什么,或者反对一点儿什么,但到底什么东西应该反对,什么东西应该拥护,对于人来说,都是一件费神的事情,唯一省心的做法,是给自己树敌。我们需要朋友,也需要敌人。 人从正面服从权威,从反面服从敌人 。 前天,我带着十岁的儿子,连同他的两个同班同学,经过一栋房子的大门口。孩子们发现了门前的水管子不断流着水,便齐声大叫起来:“快关水!浪费!浪费!”。但一直没有人出来接茬。我催孩子们赶路,孩子们一副不愿意放弃的样子。我儿子这时却说:“水流掉了,并没有真正浪费,因为水很快蒸发成了水汽,水汽又变成云。云最后不是变成雨水下到地上了吗?” 三个孩子心安理得地随我走了。 儿童也需要让自己心安理得,为了心安理得,我们必须“找到”某种“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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