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运生解《红楼梦》（21）

《红楼梦》的艺术特色

——以第三回为例

《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那些精彩的小片段上，此所谓“精彩小片段”是指产生于艺术灵感者。《红楼梦》的艺术价值，次要地又体现在作者的理智设计方面。

概括地说，《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在于作者在理智做出了充分设计的地方突然进入到了超理智的艺术灵感状态。

《红楼梦》第三回，写林黛玉初来荣国府的故事。

由贾母统率的接见林黛玉的一群人中，没有王熙凤，也没有贾宝玉。今则说，正是作者的理智，决定了不让王熙凤和贾宝玉出现在迎接林黛玉的人群之中。

贾母的特殊身份，决定了贾母的核心地位，当此之时，不容许有其它人来喧宾夺主，而仅只允许贾母尽情渲泄自己的情绪。

作者在这一理智设计既定之后，进入到了生机勃勃的灵感状态。林黛玉“方欲拜见时，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当下地下侍立之人，无不掩面涕泣，黛玉也哭个不住”。所谓“拜见”是指“照礼仪行事”，但祖母之爱完全不理睬所有规范，像火山喷发似地喷涌出来——“一时众人慢慢解劝住了，林黛玉方拜见了外祖母”。总之，千万道绳索也束缚不住祖母之爱的力量。

正当贾母和黛玉的交谈开始变得有些无趣的时候，“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来的正是王熙凤。传统的文学理论认为典型人物是对于社会生活的某种概括，今则说，通过艺术灵感而产生的作品中，没有所谓作为社会生活之概括结果的典型人物，而只有对于此“典型人物”的热爱。

王熙凤在这里成了“乖巧”的化身。这一小段故事的灵魂，是作为人性之一种的“对于乖巧的热爱”。换言之，这样的王熙凤形象，与其说是对于社会生活进行概括的结果，不如说是作为人性之一种的“对于乖巧的热爱”创造出来的理想。

贾宝玉第一次出现在林黛玉面前，作品对于贾宝玉的穿戴和体貌，有一段绘声绘色的描写。随后写“宝玉向贾母请了安”。不料此时的贾母仅只是说了一句话“去见你娘来”，并未让贾宝玉同林黛玉相识。贾宝玉“一时回来，再看，已换了冠带”。作品于是又对贾宝玉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当然，此时的贾宝玉是换了便装的贾宝玉、是所谓更为本真的贾宝玉。

今则说，关于贾宝玉的这一段文字，始终只有理智设计的痕迹，而不曾进入艺术灵感的迷狂，因而缺乏热力，甚至显得不合常理：当贾宝玉换过便装再来时，“贾母因笑道：‘外客未见，就脱了衣裳，还不去见你妹妹！’宝玉早已看见多了一个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忙来作揖”。实际上，纯粹的理智设计，永远只能是顾此失彼、破绽百出。

关于贾宝玉的精彩片段，是从贾宝玉摔玉而开始的：贾宝玉听林黛玉说自己没有玉，便“登时发作起痴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骂道：‘什么罕物，连人之高低不择，还说通灵不通灵呢！我也不要这劳什子了！’”这里，贾宝玉之“摔玉”被说成是“发作起痴狂病来”的结果。但就产生于艺术灵感的“精彩片段”来说，真正的原因只能到事情的后面去寻找，或者不如说，精彩片段中的各种事情，都只是作为手段为了后面作为目的的事情而存在的。就“摔玉”一事来说，它不是由于贾宝玉的什么“痴狂病”、而是由于要以此逗出作为目的的下文之内容：“吓的众人一拥争去拾玉。贾母急的搂了宝玉道：‘孽障！你生气，要打骂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总之，贾宝玉在这里是作为人性之一种的“被爱欲望”的化身，贾宝玉之“摔玉”，不是因为有什么“痴狂病”，而是因为想由此引出众人、尤其是贾母的爱。

但“摔玉”事件并未就此结束。“宝玉满面泪痕泣道：‘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玉），单我有，我说没趣；如今来了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 贾宝玉这段话首先体现了作者基于理智的一个目的：显示出作为“神仙似的妹妹”的林黛玉是多么地美貌。这里的弦外之音是：林黛玉是如此美貌，以至于贾宝玉不再觉得自己的生命有什么价值了。

“摔玉”事件再一次诱导作者进入到了艺术灵感状态：林黛玉回去后，“自己淌眼抹泪的说：‘今儿才来，就惹出你家哥儿的狂病，倘或摔坏了那玉，岂不是因我之过！’”这是林黛玉表现出来的爱意，是贾宝玉的“我所欲也”。

从理智设计跃升至艺术灵感，是《红楼梦》全书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