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运生谈艺录（4）

在我们国家，哲学和美学，这些领域的现实是：指路的人比走路的人多。

“建立什么什么学的中国学派”，这是喜欢指路的人为我们指出的康庄大道；“实现古代什么什么学的现代转型”，这是高人们为我们指出的比较具体一些的路子。

指责影视剧《红楼梦》不忠实于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往往是因为指责者不清楚这两种艺术形式的差别。

文学作品《红楼梦》五十四回中，著名的“贾宝玉夜探潇湘馆”故事里，林黛玉发现自己说话不妥当而羞得满脸通红，为了不让贾宝玉发觉，就假装咳嗽，伏在桌上咳了起来，书中特别写了一句话：“宝玉却不留心”。这句话是神来之笔，让我们读者感叹：美因为种种原因而不能被我们轻而易举地觉察。

在电视剧《红楼梦》中，没有“宝玉却不留心”这样的镜头。问题是，谁也不可能造出这样的镜头，因为这句话包含了否定词“不”，不能形成画面。

文学作品中的精彩之处，大多与“不”有关，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时候，这些精彩之处，注定了会被删除。

一个国家发生了悲惨的事情，人们通过“降半旗”来“致哀”。

能成为一个国家之标志的，不仅有国旗，还有国徽和国歌。国家发生了悲惨的事件，人们为什么只想到“降半旗”，而不在国徽和国歌身上打主意？

国徽和国歌，虽然也有象征性，但主要的是艺术品；国旗则是一种象征符号，与艺术品不怎么沾边。

艺术品有自己固定的含义。旗子给人的感觉则不是固定的，这些不同的感觉，与其说取决于旗子，不如说取决于风。位置越高，风可能就越大，旗子飘扬起来越是强烈，我们观看的人越是心潮起伏。“降半旗”，意味着原本欢快的心情受到了压抑。

如果是位置越高风力越小，那么，就不是“降半旗”，而只能是“升半旗”了。

运动场上的跑道，相对的两边要么是直线，要么是半圆。直线与半圆交替出现，既克服了单调，又形成了节奏。

跑道是西方神圣文化的产物：夹在两条平行线和两个同心半圆之间的跑道，显得一丝不苟、庄严肃穆，我们行走其上，仿佛随时都在受到神圣者的规范。整个运动场上，只有一个人跑步锻炼，这个人一旦选择了某一跑道，那么，从头到尾，他无意识地会沿着这条跑道跑下去，不轻易更换。

跑道，是艺术精神与西方神圣文化精神相统一的结果。我们中国文化不缺少艺术精神，但神圣文化是空白。凭着中国文化，即使我们也能发明跑道，但这跑道不会是由两条平行线夹在中间的跑道。平行线意味着平等，中国古书上经常出现的，却是“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之类的话头。

在西方人所理解的规范之背后，站立着一个神圣者。我们中国人不知神圣者为何物，自然觉得，规范是可笑的东西，只有傻瓜才会遵守规则。

  玉米粒一行又一行地排列在芯上，芯是为了玉米粒而存在。成熟之前，玉米棒子被绿色的叶片层层包裹，不容易被觅食者辨认出来；成熟之后，从玉米棒子身上伸出来的那些深色“胡须”，像是在大声提醒觅食者：你想要的就在这里。

《圣经》中提及“智慧果”，人吃了这种果子就变得有智慧。这是一则神话。但玉米棒子称得起“智慧棒”。玉米棒子的背后，隐藏了骇人听闻的智慧。

美学还没有把玉米棒子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范围。

这个世界上，既有被公认为“天籁”的诗篇，也有数不胜数的命题作文，这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人们容易以为，优秀诗篇也是一种命题作文，只不过是命题作文中的突出者。

如果世界上没有命题作文，文学的真理早就不是秘密了。如果世界上从来没有伟大诗篇，人们就不会那么热衷于命题作文了。

王夫之《薑斋诗话·卷一》中有一段名言：“‘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

常人以为，诗是人们抒发感情的结果；按照王夫之这里的说法，优秀的诗是诗人成功地把感情加以放大的结果。

“放大感情”让我们联想到“虚张声势”。“放大了的感情”不一定胜过“真实的感情”。

按照王夫之的发现，一个诗人想要写出杰作，他需要在平时把所有的“景”二分为“乐景”和“哀景”；写作前夕，则需要确定自己的心情是“哀”还是“乐”；优秀作品的创作过程，无非是根据情去选取景的过程。

我们能根据这一创作技巧而搞出传世诗篇？

王夫之这段话与真理无关，却算得上名言——它本性上是一首诗：打破常规，就可以让事物异常鲜明地显现出自己的本来面目。这是此名言的言外之音。

我们今天还可以想见，这段话从王夫之心底冒出来的时候，王夫之感受到了什么样的喜悦。

美学史上那些著名的说法，到底是理论性的还是诗本身，对之加以区分，是今天美学家们的一项任务。本质上是诗的那些名言如果被当作理论，则它们只能是谬误，经不起分析。

李白是天生的炽热，杜甫性喜精雕细刻，称得上平淡的是王维。人类艺术史上，似乎仅仅在中国古人那里，平淡受到过由衷的赞赏。“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是苏东坡的名言，但这与其说是在揭示“平淡”的真相，不如说是在与那些不能欣赏平淡的鉴赏者争辩，硬要证明平淡属于绚烂家族，只不过，它不是绚烂家族里的一般成员，而是其中的第一高度。

最高级的绚烂，仍然是绚烂，就像“纯金”只能是金子，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

属于“平淡”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不通一艺莫谈艺”，这是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留给我们的名言。“通一艺”大概指的是能画画、能写诗、能谱曲，等等。

这句名言似是而非。一个三流的“通一艺”者，比起一个从不创作的人，不见得更有美学研究方面的优势。整个生物世界，都是造物主的艺术品。达尔文用不着在亲自创造出一些新物种之后，才去从事生物学研究。

“谈艺”所需的唯一前提，是研究者对艺术品的微妙意味有感触。感知到物种对环境那种奇妙的适应性，是达尔文创立进化论的前提。

唯有八大山人的那些绘画杰作才能表明：简洁，的确是一种卓越。在“简洁”的旗号下，容易导致简陋。中国历史上的“文人画”，大多不是简洁，是简陋。

练习书法的人知道，一个汉字笔画太少，不容易写得好看。笔画少的汉字，是简洁和简陋的天然分界线：写得好看了，是简洁；不好看，是简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