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运生谈艺录（8）

有绘画大师说过，一个画家首先应该不让别人感觉你的作品脏乎乎的。

这不是低要求。所有艺术门类的作者，面临这同一个难题。

艺术的敌人是脏。干净是好艺术的共性。

“时时引领望天末，何处青山是越中”，这是孟浩然的名句。“引领”指的是“伸长脖子”，“天末”指的是“极遥远处”。

古人仅仅根据自己对诗句的玩味而判断它们是不是名句，科学的文学批评通过揭示诗句的内涵而使得此诗句成为拥有永恒资格的名句。

“望天末”的目的，是确定“何处青山是越中”。“越中”是在“天末”，这样，我们在“望”的时候是不是“引领”也就无关紧要了，我们的理智会提醒我们：还是不“引领”为好，否则，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脖子酸疼。但是由于某种无形的力量，我们不仅“引领”，而且还是“时时引领”。这一无形的力量就是“焦急”。因为焦急，我们瞎折腾，显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没有风度可言。“焦急”就这样受到了隐秘的否定。

历史上人们总喜欢指出孟浩然诗的平淡风格，闻一多进一步说：孟浩然总是把诗味稀释到整首诗当中去，这样，每句诗都有淡淡的诗味，但就是没有诗味浓郁的名句，云云。这一类的说法既不合事实，从根本上也是不可能的——孟浩然不可能有把诗味化整为零的本事，任谁也没有。

听说朱光潜先生当年在大学课堂上讲诗，一首小诗讲上两堂课也讲不完。吾生也晚，未能躬逢其盛，不知朱先生讲了些什么。但只要朱先生是站在科学的立场上，他就不可能如此耗费学生的光阴。科学意味着化繁为简。

李白是大众的偶像，文化修养深厚的人们感觉亲近的是王维，想起杜甫，我们就会感觉到生存的压力对于艺术是怎样地致命。

王维早早成了鳏夫，李白有家，却成年累月在外地飘荡，人都知道杜甫爱国，但杜甫更是爱家。

李白想通过自己的诗名去获得权力，并不觉得诗本身有什么了不起，这也难怪，因为他的那些杰作诚然是得来全不费工夫；杜甫也想通过诗才去求官，虽然他也说过“致君尧舜上”一类的豪言壮语，但八成是为了养活家庭；只有王维没有急切地想通过诗去谋求一点什么。

王维所到之处，总有一些事物从混沌的世界中脱颖而出，鲜明地呈现在王维的眼前，催促王维把它们记录下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都是。

杜甫则睁大了眼睛，四处寻找诗句，例如“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

李白却经常受到某种神秘力量的操纵，因此作出各种古怪而有意义的动作，李白的许多名篇中记录了这一类的动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拔剑四顾心茫然”、“笑而不答心自闲”，不一而足。

王维让我们想起“世界上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杜甫让我们想起“工夫不负痴心人”，至于李白，他能让我们一下子想到宇宙精神的存在。

艺术杰作都在表明这个世界的不平凡，在李白诗篇的照耀下，无神论烟消云散，我们愉快地发现，自己原来是宇宙精神的玩偶。

都说美学是从西方哲学这个“母体”生长起来的，但美学一点儿也不像自己的哲学母亲：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说哲学始于惊奇，美学呢？“美学之父”鲍姆加通有感于哲学研究理性，而人是既有理性又有感性，鲍姆加通建立起美学，只是因为自己发现感性没有人去研究，而不是因为自己对感性有过某种“惊奇”之经历。

不要小看了“惊奇”中的这个“奇”字。一切原创性的学说，都只是对于某个“奇”的具体内容加以揭示，离开这个“奇”，也就没有任何原创性的学说。什么是“奇”？奇意味着不同于一切具体事物，这个“奇”又是人们从具体事物身上感觉到的，末了，人们用“本体”、“造物主”等字眼来命名它。

正因为美学不是“始于惊奇”，美学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无趣”和“似是而非”的梦魇。美学家今天的首要任务，不是追求博学，不是去把美学史学得滚瓜烂熟，而是让自己获得某种惊奇之感。

叔本华认为，音乐是与众不同的艺术，能够直接深入人的心灵，为文学和绘画所不及，因为音乐是人性的直接写照，而其他的艺术都不是，云云。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这些是李白的诗句，如果当初叔本华读到过这些诗句，想必这位哲学家就不会提出那套理论了。

今天的学者仍然有这样的感觉：叔本华精通各门类的艺术。公正的说法应当是：叔本华非常熟悉各门类的艺术，但还是没有触及到艺术的奥秘。存在这么一块试金石：谁只要大谈特谈各门类艺术的差异，而不是它们的终极同一性，他就是美学的门外汉。

今天的大多数美学教科书固然都要说一说“美是什么”，但给读者留下更深印象的，是把美分成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等等。我们还没有美学，而只有“美的分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