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的文化学解读（5）

1、“人之病，只知他人之说可疑，而不知己说之可疑，试以诘难他人者以自诘难，庶几自见得失”。（卷十一）

一个人能够做到“知他人之说可疑”，这无论如何不应该被理解为是这个人的一种缺点——这需要相当的智力，但因为这个人“不知己说之可疑”，这个“知他人之说可疑”就成了“只知他人之说可疑”，也就是被理解成了一种“病”。

这是所谓“求全责备”。

我们想发现自己学说（观点）可疑，由于某种深刻的原因而困难重重，由他人来指出我们的可疑可能容易得多，我们何乐而不为呢？是担心由他人指出我们观点的可疑而让我们感觉“没面子”吗？因为爱面子，我们放弃对外部力量的利用。

2、“人做事，须是专一，且如张旭学草书，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而悟，若不是他专心致志，如何会悟”。（卷十一）

一般人津津乐道的，是张旭“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而悟”的故事，作为哲人的朱熹却能指出：促使张旭悟的，除了“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还有张旭“学草书”过程中的“专心致志”。但朱熹不是一般哲人，而是中国哲人——朱熹没有去思考如何才能做到“专心致志”，没有去思考专心致志何以有助于人们实现“悟”，而是感兴趣于“专心致志”的用处，兴冲冲地得出了“人做事，须是专一”这样的结论。

一旦发现了一个事物的用处，中国哲人们的思考差不多也就终止了。实用主义是走向深刻时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