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沉思錄（28）

動畫片的主要觀眾是兒童。日本動畫片的特點是：劇中的成年人說的是兒童的語言；中國動畫片的特點是：劇中的兒童說的是成年人的語言。

中國文化缺少天真因素，也就是兒童精神。文化傳統上的缺失，再加上歷史悠久的應試教育制度，使得中國兒童成了世界上最不快樂的兒童。

陶淵明寫下了不朽的詩篇，蘇東坡讓陶淵明贏得了不朽的光榮。

蘇東坡極力推崇陶淵明，當是由於：陶淵明能夠毅然決然地從官場撤退，蘇東坡卻做不到；其次，陶淵明詩歌風格上的平淡到了極點，蘇東坡詩歌的風格從根本上是濃烈的。

平庸的人喜愛的是與自己相同的他人，卓越的人相反。

性與暴力是世俗文藝的兩個主題。性在中國的電影和電視劇中還不是無拘無束的，結果是：中國的電影和電視劇里加倍地充斥着暴力。愛因斯坦的質能方程式，表明質量和能量可以互相轉變，看來，性和暴力也可以相互轉變。文化大革命期間，性成了完全的禁忌，暴力也就達到了頂峰。

今天，中國那些現實題材的電視劇，其中的人物似乎都不會笑了。與此同時，中國人似乎也不會哭了。充斥畫面的是各種憤怒。

孔子有典型的詩人氣質——厭惡日常語言、渴望語言奇蹟，但孔子意識到，有比當詩人更緊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文化的繼往開來。孔子沒有成為一般意義上的詩人，卻無法忘記詩，結果是：孔子整理出今天我們見到的《詩經》，作為基本教材。

研究中國詩歌史，要多注意李白、蘇東坡這樣的天才詩人；研究中國文化史，要多注意杜甫、賈島這些苦吟詩人。

中國文化缺乏虔誠，唯有苦吟詩人們比較充分地表現出了虔誠。

“即事如已高，何必升華嵩”——能夠從平凡事物中看出高深的道理，為什麼一定要去攀登華山和嵩山？這是陶淵明的詩句。陶淵明不是有錢人，而且患有足疾，所以，遊覽遠方的名山是有困難的。

是種種困境造就了陶淵明那些不朽的田園詩。如果陶淵明既富有又身體健康，最偉大的山水詩大師大概就不會是唐代的王維了。

“杞人憂天”是一則寓言，說的是一個杞人老是擔心天會砸下來，因此而惶惶不可終日。

這個憂天的杞人讓我擔憂。我擔憂的是，如果這種“憂天”有遺傳性，過不了三、四代人，這個杞人的後裔，他們的兩隻耳朵就不會是長在腦袋的兩側，而是會長在頭頂上，就像兔子的耳朵。兔子的兩隻耳朵指向天空，是因為它的危險來自從天而降的鷹。

佛經里的釋迦牟尼預言：有朝一日，女孩子半歲的時候就可以生育。

釋迦牟尼當是觀察到了這樣的事實：富足人家的女孩子，因為營養充分，比貧窮人家的女孩子更早進入生育階段。

有意思的預言是事實基礎上的誇張。但這預言其實是詩，體現的是對幼女的迷戀。言外之音是：幼女有生育能力，就應該使之受孕，否則就是生育能力的浪費。

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卻沒有火燒紫禁城；“破四舊”期間，著名的古建築被毀滅的無數，但似乎沒有人想到要去毀滅紫禁城。

紫禁城外觀上太威嚴了。

無巧不成書，這裡的巧指的是碰巧，這裡的書指的是敘事文學作品。像是古時候的說書先生最早發現了敘事作品離不開碰巧。一說到“碰巧”，說書先生注意到聽眾們的耳朵都豎起來了。在《紅樓夢》那裡，巧具體化成了“可巧”。去掉所有的“可巧”，《紅樓夢》也就不再是《紅樓夢》了。

作為長短句的詞，被認為是音樂與詩的統一。“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這是白居易的詞《憶江南》。這首詞的構成是：三字句、五字句、七字句、七字句、五字句。

什麼是這首詞的音樂性？從三字句到五字句再到七字句，這是數量上有規則的變化（遞增）；詞的後四句是“五字、七字、七字、五字”，這是一個對稱結構，也是數量上有規則的變化。

音樂就是數量上有規則的變化。“憶江南”詞譜上的音樂性是突出的。

“帝子降兮北諸，目渺渺兮愁予。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這是屈原《湘夫人》中的前四句詩。前兩句詩各有六字，共計12字；後兩句詩是五字句加七字句，共計也是12字。這四句詩中的音樂性，體現為變化着的均衡。屈原是音樂感強烈的詩人，是詞的自發創造者。

學者們通常認為，詞的音樂性指的是詞可以直接被歌唱。

詩難以翻譯，尤其難以翻譯的是詞——詞中的音樂性幾乎是完全不能被翻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