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沉思录（36）

人类基于本能而创造了语言，基于某一信念而发明了文字，此信念是：语言可以用一个符号体系记录下来。 

创造是神的，发明是人的。这是语言和文字显示给我们的道理。

创造是从无到有，是无中生有，这是造物主的专利；发明则是造物主把自己创造出来的珍宝放置在黑暗处，我们人用火把照见了这些珍宝。

科学理论在西方被理解为hypothesis，译成汉语即是假说。汉字“假”几乎是纯粹贬义的，以追求真理为使命的科学居然自称是假说，这是中国人难以理解的。自称为假说，体现的是科学的谦逊和自知之明，但面对真理时的这种谦逊，更多地是让中国人不满意。在“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挂在人们嘴边的年代里，谁要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假说”，他会倒霉，尽管这两种说法的意思没有什么不同。

中国文化对假深恶痛绝，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喜爱真理。随机应变才是中国人追求的最高智慧。

如今，我们的领导人号召，要把我们的社会建立成创新型社会。这是一项艰巨的民族工程，但这个艰巨不在于让每个人都去创新，而在于让创新成为受到全民族尊敬的东西。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即使只有百分之一的人，也就是一千万人，去从事创新工作，那又是怎样的一幅景象？这何止是创新？简直是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上帝隔三天光顾地球一次，每次他一定会困惑：“这是太阳系的那个地球吗？”

如果是十几亿中国人都在创新，我们就需要一项伟大的创新，依靠这一创新，使得这种疯狂的集体创新行为停止下来。

创新是一些人的人生乐趣之所在，用不着对这类人提倡创新，问题只是：这类人容易被自己的同胞目之为怪人。

怪人是困厄中的天才，天才是苦尽甘来的怪人。

今天的日常生活当中，一旦没有了钟表，会是什么样子？

可以没有时间，不可以没有计量时间的钟表。

张三：听说最早是伽里略发现了摆子来回摆的规律，发现了同一个摆子每摆动一个来回，时间相同，所以，钟表被发明了。

李四问：伽里略是怎么知道摆子每摆动一个来回，用的时间相同？

张三答：他靠的是手表。

达尔文值得羡慕，不是因为达尔文发现了真理，而是因为达尔文有赫胥黎这样热情传播真理的拥护者。

造物主为了每一个物种的利益而工作，这是进化论的基本原理。造物主不怎么表现偏爱：鹰能够飞行，造物主就不再用毒液来武装它。既能飞又有毒的，是蚊子，唯有蚊子体现了造物主的偏爱。如果造物主让所有物种投票，选出最可恶的物种，蚊子会脱颖而出。造物主用蚊子来显示一条真理：偏爱一样东西，到头来便是害了它。

西方人在科学和艺术上取得成就之后，成为科学院院士或者皇家学会会员；中国对一个人的最高奖励，是给他一个官做。

李白当过翰林，中国人就尊称为李翰林；杜甫做过工部员外郎这样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芝麻官，中国人不管杜甫本人乐意不乐意，硬要称他为杜工部。

牛顿生前当过英国的铸币大臣，中国人至今还没有称他为牛铸币。

当过官却没有被人用官职来称呼的中国文化名人，是孔子——孔子做过鲁国的司寇，还没有人称之为孔司寇。

奶粉与咖啡相配，咖啡的苦味就消失了，用糖也难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这是一项不小的发现。

但首先放进杯子里的是咖啡还是奶粉，结果很是不一样：首先放进的是咖啡，则几乎不需要任何搅拌，倒进开水即溶化，否则，再搅拌，还是有一些团状物。

“喜爱顺序”原本是人的一种本性，自然界的一些现象似乎在证明顺序的重要性。

对于爱因斯坦来说，科学能力主要表现为“识别出那种能导致深邃知识的东西，而把其他许多东西撇开不管，把许多充塞脑袋并使它偏离主要目标的东西撇开不管”。（《爱因斯坦文集·自述》）

上面的话可以浓缩为：从大量研究对象中分离出有价值的那一小的部分，是科学创新的第一步。这样的科学才能固然需要锤炼，但首先是所谓的禀赋。

一视同仁是道德上的善，却是科学上的愚蠢。展示博学总有一丝一视同仁的意味，它也因此与深邃知识无缘。

有的天才是少年得志，有的是大器晚成。少年得志的人，靠的不是早熟的智力，而是早熟的人格。爱因斯坦“还是一个相当早熟的少年的时候”，“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大多数人终生无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都是毫无价值的”。（爱因斯坦文集·自述））

如果爱因斯坦生活在古代的东方，他八成会成为佛教的一代高僧。当然，凭着超凡入圣的智力，爱因斯坦更有可能成为释迦牟尼这样的宗教创立者。爱因斯坦的宗教感情世所共知，但与其说是真理的发现催生了爱因斯坦的宗教感情，不如说是宗教感情推动爱因斯坦发现了真理。

科学即使算不上神圣文化，它也是超越世俗文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