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气”

中国古代哲人用“气”来表示构成万物的“微粒”，明显地有深思在其中：万物彼此之间千差万别，不要说只许用一种可视可触的“微粒”，就是用一千种可视可触的“微粒”，也不足以解释这个世界的无比丰富性，简洁性乃是思维的最大追求，“微粒”与可视性或者可触性相结合，只能让哲人气喘吁吁，割除掉可视性与可触性，哲人们就一下子解脱了，只要把“微粒”理解为看不见摸不着的“气”，我们的哲人就可以轻松地说一声：“天，积气耳。”嗨，世界原来是这样透明。

古人用“气”来加以解释的，主要地不是静止的物体，而是运动与变化，尤其是“无须臾之暂停”的生命现象。

但谁能设想作为“微粒”的“气”只是无数彼此间没有差别的“微粒”呢？把“气”确立为“微粒”所带来的激动刚刚过去，哲人们又痛苦地回到了万物间的千差万别上头。水与火的差别，难道就是二者所含“气”之多寡的不一样吗？“火曰炎上，水曰润下”，《尚书》已经注意到了水与火的“矛盾性”，一滴水与一缸水都是“润下”的，看来“含‘气’之多寡”与事物的性质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说古人找来“气”术语的初衷，是为了确定世界的统一性，那么，古人没有实现自己的目的，因为万物决不可能统一于这个“气”。火用自己的“炎上”，水用自己的“润下”，二者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决不是一家人，我们有着绝不相同的血统。

遗憾的是，一旦把构成万物的“微粒”确定为“气”，我们的古人就再也撂不下这种思想了。为了增强“气”的解释能力，古人就随机性地给“气”添加种种前缀，以应各种临时之需要，中国古代思想也因此掉进了千年迷梦之中。

朱熹的一段话，显示了被研究对象相互间差异的难以逾越，从而也就显示了“气”概念的局限性：

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便恶底。此是气禀不同。且如天地之运，万端无穷，其可见者，日月清明气候和正之时，人生而禀此气，则为清明浑厚之气，须做个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气，人若禀此气，则为不好底人，何疑？（《朱子语类》）

这里，“气”既自我显现为好人（好事），又自我显现为恶人（恶事）。把相互矛盾的两种后果一古脑儿都交给“气”，等于是把“气”置于自相矛盾的境地，这样做简直就是不人道，而朱子干脆来了个一不做二不休：给“气”加上前缀“清明浑厚”，就有了新名词“清明浑厚之气”；加上前缀“戾”，就有了新名词“戾气”。这样，用“清明浑厚之气”来说明“生下来善底”“好人”，让“戾气”为“生下来便恶底”“不好底人“负责”，倒是颇能够自圆其说，同一个“气”字却一分为二，裂变成了“清明浑厚之气”和“戾气”。这一类相互对立的概念，让人眼花缭乱、让人嫌恶。

只要起点处错了，那么，越是表现出机智，就越是无谓、越是如同儿戏。朱子提出“猪气”新概念：

厚之问：“人死为禽兽，恐无此理。然亲见永春人家有子，耳上有猪毛猪皮，如何？”（朱子）曰：“此不足怪。向见籍溪供事一兵，胸前有猪毛，睡时作猪鸣。此只是秉得猪气。”（《朱子语类》）

这样的解释乃是解释的堕落。但这不是朱子一个人的过错。实际上，朱子代表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这种传统甚至在接受过西方近代文化洗礼的王国维身上，也有反复不已的体现。《人间词话》中有大量这样的著名段落：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第三则）

当然，王国维这里使用的重要术语不是“气”，而是“境”。在朱子那里，“气”在获得科学定义之前，就已经分裂成了“清明浑厚之气”和“戾气”，甚至“猪气”；在王国维这里，“境”也是在获得科学定义之前就分裂成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以及“小境”和“大境”，不一而足。

    一个概念是不是有科学定义，就看我们是不是能够直接拿它去解释相关现象。科学意味着观察入微，意味着对于研究对象的全心全意，而哲学却通常意味着解释研究对象时的得过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