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沉思錄（6）

戰國之前，中國人不把自己的死當一回事；戰國以來，中國人不把別人的死當一回事。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是陳寅恪先生留給中國學者的理想。漢字似乎足以表明，中國文化喜愛的是依附，而不是獨立。“依”和“附”兩個字都包含了人，人是有依附性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依”字：因為依附，你就會得到衣服，也就是得到生活必需品。至於獨立中的“獨”字，由犬和蟲合成，總之與人沒有關係。

  梵高的許多名作畫的都是向日葵。或許，在梵高的潛意識裡，向日葵是“個性”的象徵，而梵高的痛苦就是喪失個性——我們從一幅畫裡看見：背景都是黃色的，這樣，天生黃色的向日葵就有被環境吞沒的危險，結果，畫中的向日葵成了紅色。什麼是個性？個性就是永遠不被這個世界吞沒，而是從這個世界脫穎而出。為了個性，我們寧可改變自己的本性。這是梵高的傑作顯示出來的。

“真善美”似乎成了現代漢語裡的成語。如果必須去掉其中的一者，我們中國人就會去掉真。善和美字形上都包含了羊，而羊意味着美味。中國人是好吃的民族。

“吃年夜飯”是中國北方人的說法，在我的故鄉鄂東南，人們只說“上乾飯”。這折射出的現實應該是：那裡的人們平時吃的不是乾飯，而只能是稀飯。其實，鄂東南的富人平時也能吃上乾飯，“上乾飯”只能是鄂東南那些窮人們的命名。

中國的富人對中國文化的貢獻不多，用西方來對比，就更是如此。西方貴族是西方文化創造的主力。

《紅樓夢》第三回寫林黛玉初來榮國府，依次見到三個人：賈母、王熙鳳和賈寶玉。賈母是賈府最有權勢的人，王熙鳳是賈府的財務總管，賈寶玉是林黛玉日後的戀人。

權力之後是金錢，金錢之後是愛情，或許可以說，《紅樓夢》這一段文字暗含了中國文化的一種價值觀。

《西遊記》裡的孫悟空原本是一隻猴子，有七十二般變化，其實是可以隨心所欲地變成任何東西，包括美女。這沒有什麼太值得奇怪的。值得奇怪的是，孫悟空平時是以一隻猴子的形象存在，難道它以為猴子是世界上最美的動物嗎？

佛教追求的不是美，而是所謂“本來面目”。

如果世界上沒有任何能飛行的動物，人類在夢中會飛翔嗎？

中國各種戲曲里有“念白”。念白是似說話而非說話，似歌唱而非歌唱。京劇里更有“千斤念白四兩唱”的說法。齊白石認為，優秀的繪畫作品裡，畫中的蝦與現實中的蝦是在“似與不似之間”。

“曹沖稱象”是中國著名的神童故事。曹沖讓大象來到一隻大船上，標上船的吃水線，然後牽下大象，換上石頭，直到船下沉到被標記的吃水線。這些石頭的重量加起來，也就是大象的重量。

明、清兩朝，北京興建宮殿，從外地調運巨大的石頭和樹木，人們用這樣的方法來解決運輸的問題：等到冬季來臨後，在路上灑水，結冰之後，人們在冰面上拖動這些石頭與樹木，這比在地面上拖動它們省力了不少。

曹沖是神童，他的方法是巧妙的，卻也是間接的，也就是低效率的。但這怪不上曹沖，要怪就應該怪中國歷史上的成年人。中國成年人大多滿足於這個“巧妙間接低效率”，自然不容易有重大的技術發明了。

金、木、水、火、土，中國古代哲人把這五者稱之為五行，認為這五樣東西是世界的根本。中國古代詩人似乎也有自己的五行，它們是春、江、花、月、夜。把春、江、花、月、夜這些字都刪除，《全唐詩》裡也就沒有幾首句子完整的詩了，張若虛著名的《春江花月夜》也就成為真正的“無題詩”了。

李白自稱“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李白游名山，目的是成仙，李白游廬山的時候，卻吟出了“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這樣的神奇詩句。

詩是李白追求人生理想過程中的副產品。李白的人生理想是成為仙人，李白終究沒有成為仙人，卻成了詩仙。李白是最不想成為偉大詩人的偉大詩人。

如果認為賈寶玉和林黛玉是最重要的人物，則《紅樓夢》可以改名為《紅樓淚》，林黛玉此世的命運是把一生的眼淚獻給神瑛侍者轉世的賈寶玉，這是扣人心弦的“還淚神話”。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這是李商隱的名句。李商隱是寫淚的高手。

《紅樓夢》中的人物卻對李商隱進行攻擊，認為李商隱唯一值得肯定的詩句是“留得殘荷聽雨聲”。這或許可以理解為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意思。

常人求同，偉人求異。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這是王維的名句。“孤煙生乍直，遠樹望多圓”，這是白居易的詩句。白居易是在模仿王維。

西方藝術上有模仿說，那是主張藝術家模仿自然；中國沒有模仿說，中國藝術家卻喜歡模仿別人的藝術品，這其實是剽竊。

藝術上的剽竊似乎應該包括這樣的一種情形：藝術家自我剽竊。“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這是蘇東坡的名句，蘇東坡在另外一些詩里反覆使用“水光瀲灩”和“空濛”等詞語。白居易和蘇東坡都是一流的詩人。

下跪是中國古老而廣泛的傳統。我們下跪是為了向對方表示尊敬，下跪何以就有這樣的象徵意義？原來，我們跪下去，對方的身高“增加”了。總之，沒有對身材高大的嚮往，就不會有下跪這樣的文化行為。

下跪廣泛流行於中國文化，或許可以這樣理解：中國人的身體大多偏於矮小，對身材高大的嚮往也就更加強烈。

《紅樓夢》裡，寧國公是榮國公的哥哥，前者的後代比後者的後代更加不堪；榮國府里，賈赦是賈政的哥哥，賈赦身上似乎沒有任何優點；賈珠是賈寶玉的哥哥，而賈寶玉是《紅樓夢》裡最光彩的人物。

《紅樓夢》裡似乎有“老二崇拜”。

金、木、水、火、土，這是所謂“五行”。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這是所謂“五行相剋”。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這是所謂“五行相生”。

五行相剋意味着萬物都有自己的天敵，意味着所有的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是“樂觀主義”在中國文化那裡創造的“理論”。

五行相生意味着每一種事物都不是憑空出現在這個世界上，而是承受其他事物恩典的結果，這是“喜愛感恩”這一人性在中國文化那裡創造的理論。

五行理論同時折射出了中國文化的樂觀主義和感恩主義。

《西遊記》裡，太上老君和鎮元大仙都是神通廣大、長生不死，平時都有若干小仙童相伴隨。這折射出了中國文化對兒童的喜愛。

人們憤怒的時候跺腳。跺腳意味着我們不自量力地去踹巨大無比的大地，意味着我們對托舉我們身體的大地忘恩負義，總之，跺腳不像是人類本能性的行為，更像是文化性的。跺腳與其說能夠表現憤怒，不如說表現出了跺腳的發明者對於憤怒的厭惡之情。

人們高興的時候蹦跳。蹦跳意味着我們從大地分離出去，意味着我們想從由萬物相混而成的大千世界脫穎而出，也就是凌駕於萬物之上。蹦跳與其說表現了高興，不如說實現了對高興的歌唱。

跺腳是幽默的，蹦跳是莊嚴的。

一個人表現出了最高超的智力，而且這智力得到了別人的驚嘆，這人就會意識到：人生最有意義的，是表現出最高超的智力。

常人內心裡期待這個世界上出現奇蹟，是因為他們不知道萬物沒有不是奇蹟的。

饑寒交迫的人去搶劫、偷盜，這可以命名為“本能犯罪”。除了本能犯罪，還有“文化犯罪”。在一個拜金主義的社會裡，一個人為了得到他人的肯定而去搶劫、偷盜，這就是文化犯罪。

美好社會不是建立在人人向善的基礎上，人人向善只是美好社會的一個結果。

紅色和綠色，何者更有意義？

“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這是杜牧的名句。杜牧喜愛的，是“紅於二月花”的霜葉，而不是綠色的楓葉。

植物學家指出：楓葉不是因為“霜”而變紅的，楓葉原本就是紅色的，只是霜降之前，楓葉里除了紅色，還有綠色的物質——葉綠素，而且葉綠素的綠色蓋過了楓葉的紅色，寒冷的季節來臨，繼續讓葉綠素工作就得不償失，但不能讓葉綠素白白流失，於是，在讓楓葉凋謝之前，造物主把楓葉里的葉綠素收回到楓樹體內，楓葉里的紅色由此無拘無束地顯現了出來。

人類和造物主各自重視的東西是不同的。

基督教（猶太教）的《聖經》中說：人類始祖亞當和夏娃偷吃智慧果，因此被貶謫人間，世世代代經受苦難，基督徒不會搞祖宗崇拜；佛教的因果報應理論則認為：人們這輩子的命運取決於自己前輩子的所作所為，從根本上與祖宗無關，佛教也不渲染親情；中國古人則把自己的一切成就歸功於自己的祖宗，親情還是中國人各種追求的基本動力之一。

或許，《聖經》“偷吃智慧果”故事的作者出生在因父母犯罪而破落的貴族家庭；因果報應理論的創立者（釋迦牟尼）當是完全通過自己的努力而取得了偉大成功的人；主張祖宗崇拜的中國人則應該是出生在充滿脈脈溫情的貴族家庭的人，很有可能的是周武王和周公——他們的父親是仁慈而賢明的周文王，他們的母親是著名的淑女大姒。

《紅樓夢》裡的探春管自己的生身母親叫“姨娘”，這似乎是因為母親是父親的小老婆，但探春的親弟弟不是這樣，而是像常人一樣叫“母親”。探春這樣做與其說是因為自己看不起母親，不如說是因為自己是母親的女兒。

母親和女兒之間瀰漫着某種敵意。

§造物主不讓人類的眼睛看見紫外線和紅外線，不讓人類的耳朵聽見超聲波和次聲波。造物主是不是不讓人類的智力知曉一些真理？

一個人比我優秀，我就感覺痛苦，我這是在“妒嫉”。妒和嫉都包含了“女”。一個漢族人投靠敵國，這人就成了“漢奸”，但成為漢奸似乎是一些男性的專利，但漢奸里的“奸”字包含了“女”。這似乎只能表明：造出“嫉妒”和“漢奸”的十有八九是男性。

或許可以這麼說：人類語言的主要創造者是女性，文字的主要創造者是男性。更愛嘮叨的是女性，而“書呆子”似乎只能是男性。女人是語言的動物，男人是文字的動物。

佛教里的彌勒佛的塑像笑容可掬，彌勒佛是“笑”的化身，不笑不足以是彌勒佛。這是佛教教義的一個結果。我的一切言行，甚至包括我每一剎那的心理活動，都不是沒有意義的，“因果報應”法則根據我的作為決定着我來世的命運，也就是說，因果報應法則不會遺漏我的任何言行和心理活動，而是晝夜不停地緊緊盯着我，我自然就不是宇宙間的流浪者了，我為自己來世命運作出的一切努力都不會是白費。

因果報應法則意味着絕對必然性。沒有對絕對必然性的洞察和想象，就不會有精神上的狂喜和寧靜。

禪宗是“中國化的佛教”，或許，禪宗最突出的特點是：堅信一個人只要“見性”，他也就“成佛”了。這樣的人也就是一個活着的佛。佛無論如何不是凡夫俗子，總不能在言行上與凡夫俗子一個樣。所以，我們看到：《五燈會元》之類禪宗典籍所記載的歷代禪師的言行，大多顯得怪異。

一個人在此生此世就能實現最高的生命理想，這樣的宗教信念，容易使得修行者片面追求怪誕，以至於疲於奔命。

禪宗的“見性成佛”說，體現了中國文化強烈的急功近利傾向。釋迦牟尼創立的佛教里，似乎完全沒有急功近利的影子。生命已經在宇宙間流浪了億萬年，此世的最高任務是為了成佛而修行，而不是急於成佛。生命在此世的意義只存在於修行的過程中。

禪宗與其說是“中國化了的佛教”，不如說是“心浮氣躁化了的佛教”。

山頭、山腰、山腳，山的不同部位分別被命名為頭、腰、腳，這是因為作為命名者的人有頭、腰、腳。一條蛇再聰明，也不會明白“山腳”是怎麼回事。

“5 5 5 1 2 5”，這是貝多芬《命運交響曲》中的樂句，把樂句中每一個音符都提高一個音階，就有了“6 6 6 2 3 6”。後一個樂句是對前一個樂句的一種模仿。

所有藝術形式中，似乎只有音樂是最容易被模仿的，但事實上，音樂是最少被模仿的藝術，這或許是因為對著名樂句的模仿，產生的結果是讓人感覺非常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