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名言解（2）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篇）字面含义是：到了寒冷季节，才知道松树和柏树是最后凋谢的。

“松柏之后凋”是有关松和柏的一种知识——松树和柏树是最后凋谢的（树木）。诗之所以是诗，在于它不是提供纯粹的知识，而是隐含对知识的爱或恨。要想形成这样的知识，首先需要我们有眼睛等感觉器官，以便感知到松和柏等事物；要想形成这样的知识，还需要这个世界上有某种丰富性，譬如这个世界上除了松和柏还必须有其他的各种植物；要想形成这样的知识，还必须存在寒冷的季节——在热带地区就难以形成这样的知识。总之，知识来之不易。

“知识”受到了隐秘的肯定。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篇）字面含义是：我没有见到过像喜爱美女一样喜爱道德的人。

我想看见“好德如好色者”，我因此而观察过若干人，甚至是许许多多的人，最终却没有看见这样的人，表明我的愿望落空了，我失败了。但失败有失败的价值，失败的价值甚至是无比巨大的，因为失败可以为我们带来这样的启示：人与人都是一样的，不要指望一个人与其他人有所不同，认识了一个人也就等于认识了所有的人，所以，认识人类的捷径是认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一个人，是我们最容易观察的那个人。失败可以让我们变聪明。

“失败”受到了隐秘的肯定。

“（子路）曰：‘敢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篇）字面含义是：子路说：“请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说：“不知道‘生’，又怎么能知道‘死’？”

在子路提出“敢问死”的问题之后，孔子做了一个判断：子路“不知死”。孔子回答不了子路的问题，或者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但又不能直接拒绝这个问题，于是，通过解释而把问题推回给了子路：你子路之所以“不知死”，是因为你“未知生”，所以，你应该首先去知生。如果子路紧接着来一句“敢问生”，想必孔子会说“未知死，焉知生”——这仍然是在使用解释。总之，通过解释，我们既能让自己摆脱问题的纠缠，又能让有疑问的人永远不丧失解答问题的信心。

“解释”受到了隐秘的肯定。

有的哲学史研究者认为，孔子的这句话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注重现实生活，避开恼人的玄奥问题的人生态度。或许，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这么一个实用理性，但孔子这句话是诗，与这个实用理性无关。从流溢着神奇意味的诗句中抽象出任何思想，是对于诗的大材小用。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先进篇）字面含义是：孔子说：颜回不是对我有帮助的人，（因为）他对我说的话没有不喜欢的。

一个人对我们说的话“无所不说”，这通常会引起我们的成就感，因为挑剔，我们就没有沉醉于这一成就感，而是保持冷静，超出了常人的境界。

“挑剔”受到了隐秘的肯定。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篇）字面含义是：叶公对孔子说：“我那里有一个直率的人，父亲偷羊，他去告发。”孔子说：“我那里直率的人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直率就在其中。”

“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被说成是一种“直”，这个直在此指的是说出事实；“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也被说成是一种“直”，这个直在此指的是隐瞒事实。说出事实和隐瞒事实是正好相反的做法，却都被说成是直，可见直是一个大家都喜爱使用的所谓好词（时髦话）。好词终将成为矛盾的聚集地、藏污纳垢的垃圾桶。

“好词”受到了隐秘的否定。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篇）字面含义是：孔子说：“君子表现不出仁是有的，没有小人能表现出仁。”

“仁”在这个世界上是比较稀有的东西，因为连君子也不是总能表现出仁，小人则完全不能表现出仁，物以稀为贵。其次，仁有助于我们辨别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如果这个人表现出了仁，则这个人一定是君子。

“仁”受到了隐秘的肯定。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篇）字面含义是：古时候的人为了自己而学习，现在的人为了别人而学习。

这两句话呈现出知识的外观，揭示就“古之学者”和“今之学者”各自的性质，前者是“为己”，后者是“为人”。知识来之不易，想要形成这样的知识，我们必须对古之学者和今之学者都有广泛而深入的了解，这项工作的难度或许接近于不可思议；知识还是有用的，这样的知识有助于我们判断一个学者到底是古之学者还是今之学者。

“知识”受到了隐秘的肯定。

“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篇）字面含义是：只有最高的智慧和最严重的愚蠢是不可改变的。

“上知”和“下愚”是智力上的两个极端，相差悬殊，我们通常只注意到这两者的差异，其实，它们也有自己的一致性——同为“不移”。最能影响我们心情的，是各种极端。如果我们自己属于上知，我们容易洋洋自得，现在，我们知道在“不移”这一点上，上知与下愚没有什么两样，这样一来，我们的兴致被泼了冷水；如果我们自己属于下愚，我们容易沮丧，现在，我们知道在不移这一点上，下愚与上知没有什么不同，这样一来，我们的沮丧缓解了。总之，一切激情，例如洋洋自得和沮丧，都是我们不明白“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这一真理的结果，也就是我们无知的结果。

“激情”受到了隐秘的否定。

历代的解释者根据此名言而给自己形成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说上智与下愚是不可改变的？历代解释者把此名言当作哲理，继而竭力证明此哲理的真理性。

“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紧跟在“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之后。朱熹就“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说：这个性“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现在，就“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却又说：“人之气质相近之中，又有美恶一定，而非习之所能移也。”《四书集注》耗费了朱熹大半辈子的心血，是修改了又修改的产物，朱熹似乎无视这一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一会儿鼓吹“习”的伟大功能，一会儿指出“习”的无能为力。朱熹不明白这些名言本质上是诗。

“子曰：‘予欲无言。’自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篇）

“天”有伟大的才能——它让“四时”运行，让“百物”生长；它不言语，不是因为天没有语言能力，天创造的一只麻雀尚且一天到晚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说天没有语言能力便是不可思议的，天有语言能力却不使用此种能力，这靠的是意志力，天有语言能力却又一万年都不说一句话，一个人一天不说话就会自言自语起来。总之，天既有惊人的创造性又有惊人的意志力。

这个“天”就是今天所谓造物主。“造物主”受到了隐秘的肯定。

如果此名言里没有“天何言哉”，则剩下的部分的意思只是孔子从“四时行”、“百物生”这些现象里顿悟到了“天”的存在。孔子此名言是哲学（顿悟）基础上的诗。

孔子因为天不言而说自己“欲无言”，伟大的天提供了某种了不起的做法，成了人类的一种神圣价值。这就是宗教了，宗教是神圣价值的总和。

从孔子此名言，我们可以看出哲学（顿悟）、诗和宗教的关系。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篇）字面含义是：祭祀那些不应该祭祀的鬼，是因为谄媚；应该行动而没有去行动，是因为没有勇气。

“非其鬼而祭之”是让人厌恶的现象，这种厌恶之情让我们痛苦，但我们终于发现，谄是此现象的根源，就像燃烧是光和热的根源，这样一来，我们似乎不再厌恶“非其鬼而祭之”，不过，我们的厌恶之情并没有消失，而是从对“非其鬼而祭之”的厌恶，变成了对谄的厌恶。这是“厌恶的转移与守恒定律”。对于谄的厌恶照样会让我们痛苦，照样会让我们把对谄的厌恶转移到对于它的根源的厌恶，以此类推，至于无穷。就“见义不为，无勇也”来说，也是如此。厌恶会让我们无穷无尽地厌恶、无穷无尽地去转移厌恶、无穷无尽地痛苦。

“厌恶”受到了隐秘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