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沉思錄（10）

武松受老虎的驚嚇，“酒都做冷汗出了”，但老虎的突然襲擊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老虎沒有喝酒”。武松和老虎之間進行一場比賽，武松喝酒相當於服用了興奮劑，而老虎沒有服用。不讓武松喝下的酒“都做冷汗出了”，這場比賽就是一場不公平的比賽。

比賽的最高價值不是獲勝，而是公平精神。

英國人追求彬彬有禮的紳士風度，在文學藝術上強調激情和想象；法國人文學藝術上強調的是分寸、節制，日常生活上容易表現出熱情洋溢；中國人對奢侈的喜愛有目共睹，藝術上有“絢爛之極，歸於平淡”之類的主張。

一個民族的文學藝術使這個民族的精神實現整體上的平衡。

一條巨蟒一旦吞下一隻大型獵物的屍體，在往後的一年裡就不需要再進食了。

如果說這是有關巨蟒的知識，而且是典型的知識，則中國人註定了難以向世界提供新知識，因為中國文化是急功近利的，心浮氣躁的。一個中國人難以用上一年的時間去緊盯着一隻巨蟒不放。

知識的本質與其說是真理性，不如說是貴族精神。衣食無憂的貴族需要通過發現新知識為自己的靈魂找來刺激物。

著名的英國皇家學會成立於1660年，那時候，現代科學還是在起步階段，英國皇家學會有力地促進了科學的進步。或許可以這麼說：沒有英國皇家學會，也就沒有現代科學。

中國古代為什麼沒有發展出現代科學？這個著名的“李約瑟之問”。現在可以改成：中國古代為什麼沒有出現“中國皇家學會”？

“吃喝玩樂”幾乎是一個漢語成語，這個成語讓人感覺彆扭——吃、喝和玩，這三者都是具體的行為，但“樂”不是具體的行為，也就是說，樂與其他三者不是同一類的東西，卻與不同類的事物並列在一起。

這讓人聯想到二十世紀中國政治術語“五類分子”，它指的是五類人：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壞分子”與其他四類人並列，仿佛其他四類人都不是“壞分子”。

漢民族不是追求精確的民族。

《紅樓夢》嘲弄了中國人思維和語言上的隨意性：男性為陽，女性為陰；主人為陽，僕人為陰。這樣，女主人既是陰又是陽。

科學研究的對象似乎是各種現成的東西，譬如《紅樓夢》似乎天生的就應該是詩學的研究對象。

但這只是一種謬見。最重要的科學才能不是發現真理的才能，而是發現那些蘊含了真理的研究對象的才能。找到了有價值的研究對象，圍繞着這樣的研究對象作出的任何研究，其結果都是多少有些科學價值的，不至於是完全荒謬的。

卓越的科學家簡直是創造出自己的研究對象。

“安史之亂”通常讓中國人感覺痛苦。那是促使強大的唐朝盛極而衰的事件。英國學者崔瑞德《劍橋中國隋唐史》卻幾乎是興高采烈地指出：安史之亂的偉大成果是最終導致作為人類文明集中體現的繁榮大都市的產生，因為繁榮大都市的產生以地方自治為基礎，安史之亂正是通過摧毀中央的權威而導致了地方的自治。

崔瑞德是英國人，他也就似乎註定了只能在英國人某些價值觀的潛在支配之下去觀察現象。中國人由於安史之亂而感覺到的痛苦，其實只是中國式的痛苦——中央權威遭到削弱而感覺到的痛苦。

我很早就從中國學者的著作中得知：唐朝的長安與宋朝的城市在功能上迥然不同。直到今天，崔瑞德這位外國學者才讓我明白為什麼會是這樣的。

中國古人為什麼沒有發展出科學？我的理解是：那是因為中國古人不認為世界上存在必然性。科學是對必然性的追求，既然不認為世界上存在必然性，自然就不會有對必然性的追求了。

相當多的中國人直到今天還對算命感興趣。“人的命，天註定”，這是漢語裡的格言，但實際上，中國人理解的命本質上也不是什麼必然性的東西，因為這個命是可以通過各種方法(如巫術)而加以改變的。

落拓時的韓信經受了著名的“胯下自辱”，發跡後的韓信找到羞辱自己的仇人，任命他為“中尉”，因為韓信認為自己的這位仇人是“壯士”。駱賓王在著名的《討武曌檄》中對女皇武則天的辱罵夠猛烈的了，武則天的第一反應是責備自己的宰相：這樣的人才你怎麼就沒有錄用呢？

一個民族的文化的土壤里有“欣賞你的仇人”這樣的成分，則這個民族是不可小視的。喪失“欣賞仇人”的能力，是一個民族已然墮落的標誌。

周公制禮作樂，禮文化盛極一時。日本的語言中表示“你”的有四種不同的說法，用以區分一個人和他人不同的相對關係。以繁瑣為顯著特徵的禮文化能夠磨練人們對細微差別的感覺力。

禮文化在中國促成的是中國人對藝術的敏感，在日本促成的是日本人對工藝的敏感。

首都地區發生蝗災，唐太宗李世民到御花園中親自查看災情，抓了一把蝗蟲，罵道：“老百姓靠糧食活命，你們也去吃，不如去吃掉我的五臟六腑！”說着就要吞下這些蝗蟲，旁邊的大臣們趕緊勸阻，說吞下蝗蟲會得病。李世民坦然說道：“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果真吞下了蝗蟲。

中國曾經有過無數的皇帝，但最有趣的皇帝或許是漢高祖劉邦和唐太宗李世民。劉邦是草莽化的李世民，李世民是文雅化的劉邦。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記載：范蠡次子在楚國終於被殺，所有的人都痛哭，唯獨作為父親的范蠡笑了起來。范蠡笑，是因為范蠡偉大的預見力被證實了。

失去兒子的悲痛不能抑制智慧帶來的快樂。“生命誠可貴，智慧價更高”，這是范蠡的價值觀。

《論語》記載：“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當面罵一個人是“小人”，容易引起嚴重的後果。孔子的涵養讓孔子忍耐到樊遲走後才讓自己的憤怒發作，換言之，孔子的涵養也只能確保孔子不至於激起他人的劇烈對抗。孔子在樊遲不在場的時候罵樊遲是小人，體現出了一種極度的憤怒。孔子為什麼如此憤怒？是因為樊遲不明白孔子在樊遲走後說出的那一番道理？

孔子憤怒的真正原因或許是：樊遲提出性質相同的兩個請求，使得孔子兩次承認自己的無能。

孔子獨有的學問，是讓不好禮的有權者（“上”）變得“好禮”，讓不好義的有權者變得“好義”，讓不好信的有權者變得“好信”。如果世上的有權者都是“好禮”、“好義”和“好信”的好人，則孔子的那套學問就沒有用武之地了，孔子也就不能“不用種莊稼也不會餓肚子”了。換言之，正是因為潛在地相信“人性惡”，孔子才發展出了自己的那一套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