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沉思錄（17）

《中庸》裡說：“誠”是“天”的本性。或許，我們真的可以說誠是天的本性，但人們發現這一點，是因為他們在現實中難以找到誠實的人。人身上沒有誠實，我們就到其他事物身上去搜尋。

在中國古人看來，誠指的是真話，因為“誠”字左邊的部分是語言。為了鼓勵說真話，古人還為說真話的人祝福，因為“誠”字的右邊部分是成功的成。

北宋時代，出現了周敦頤、歐陽修、邵雍和程灝這些優雅而溫和的人物，這是孔子之後僅有的現象，是春秋貴族精神的回歸。曇花一現。一進入南宋，狂狷和激烈重新成為中國人的主流氣質，陸九淵是如此，陸九淵的對手朱熹也是如此。

中國古人也觀察世界，觀察世界的目的，是為人類尋找學習（效法）的榜樣。人類註定了要學習（效法）榜樣，其實，需要學習他者的不局限於人類。“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是《道德經》中的名言。本來，“道”是全部《道德經》中最神聖的概念，因為它乃是萬物的根源，《道德經》的作者想到“天法道”的時候，似乎突然意識到這個“道”與其說是尊貴，不如說是可憐，因為只有“道”沒有自己可以學習的榜樣，於是，《道德經》作者不顧及“道”的最高無上的地位，為“道”安排了一個學習的榜樣——“自然”。

“道法自然”讓歷代讀者困惑不已，以為這既不符合《道德經》全書的基本精神，也算是褻瀆了“道”，殊不知這是《道德經》作者偏愛“道”造成的，而作者之所以有這樣的偏愛，則是因為受到了中國文化傳統“喜愛學習（效法）”的潛在支配。

《道德經》此名言是典型中國式的。

進入二十世紀後，學者們爭論：老子和孔子，到底誰更早一些？

文物鑑定的行家根據每一個時代的基本特色，就能大致斷定一件文物產生時的年代。春秋之前的中國文化，氣質上莊嚴而溫和。老子和孔子都富有莊嚴，但算得上溫和的是孔子，老子則是激烈的。據此，我相信孔子是在老子之前。更靠後的莊子和孟子，都是莊嚴少而激烈多——這是典型的戰國氣質。

中國文化奉實用為最高價值，在莊子生活的時代已經根深蒂固了。惠子否定莊子的理論，理由是：無用。莊子從諸多方面雄辯地證明了無用有自己的大用。

莊子的證明越是雄辯，我越是為中國文化感覺悲哀。莊子充分地體現了創造精神，卻屈服於中國文化的實用主義傳統。

孔子辭世之後，弟子們拿出各自的聽課筆記，整理成書的結果，是我們今天看到的《論語》。

孔子生前為學生開設的課程中，有《詩》。如果不是這樣，我以為孔子的弟子們就不會有超常的鑑賞力，以至於把“知德者鮮矣”這樣外表上平淡無奇的話語收進書中。更主要的是，《論語》中到處都是這一類的語句。

中國人在歷史上形成了喜愛平淡風格的傳統，最主要的源頭應該是《論語》。

《莊子·齊物論》記載莊子夢中成了一隻蝴蝶，蝴蝶飛舞，莊子十分快意，夢醒後，莊子疑惑：到底是莊子我剛才在夢中成了蝴蝶，還是一隻蝴蝶現在正在做夢成了莊子我？

今天的我們把哲學理解為世界觀和人生觀。莊子這個夢也就是哲學夢。這個哲學夢告訴我們應該怎樣對待萬物——我既可能是蝴蝶在夢中所變，也有可能是任何其他事物在夢中所變，總之，任何事物都有可能是真正的我，這樣，我不敢傷害任何事物，而只好善待萬物。

這個哲學夢也告訴我們人生應該怎麼過。我在夢中成了蝴蝶，這隻蝴蝶只是發揮蝴蝶飛行的才能，我就感覺到十分的快意；如果莊子我是一隻蝴蝶在夢中所變，我就應該發揮我作為人的才能，這樣，作為我之本來面目的蝴蝶也就能感受到極大的快樂。

莊子的哲學夢是歷史上最具特色的哲學。

解釋一種現象，意味着我們已經內在地承認此種現象有存在的必然性。如果我們不願意承認一種現象的存在有其必然性，我們就不應該去解釋它。這樣，我們迴避了問題，卻把困惑留給了自己。

朱熹就有過這樣的困惑：如果說人性本善，人身上那麼多不好的品行，又是怎麼回事兒呢？朱熹執著於善，不去直面惡的問題。沒有原因的現象只能是魔鬼，佛教的“無明”正就是這樣的魔鬼，只能引起我們的神經質和驚恐。王陽明對於惡便是這樣，說惡是“心中賊”，而且，這個心中賊比“山中賊”更難對付。

對認識不設立禁區、相信一切現象必有其原因，這是科學發展的潛在性前提。

今天，中國的美學家們發現不了關於美的真理，就說美原本是沒有真理可言的，繼而去研究美之外的其他東西。

五百年前，王陽明去探索竹子的真理，真理沒有找到，人卻大病一場，王陽明忽然明白了：竹子原本是沒有真理可言的。王陽明後來專門到人心裡去探索真理，今天的美學家則把希望寄托在與人心密不可分的“美感”上。

從這一前一後兩個現象，似乎可以概括出中國文化的某一方面。

理學家有這樣的名言：“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意思是：我把自己的心靈打掃得一乾二淨，就能絕對正確地處理各種事情。

但這名言的深層意思恐怕是：既然我是在自己的心靈一干而淨的情況下，也就是大公無私的情況下，去處理各種事務，這樣的處理如果是絕對地正確，那固然是好的，即使你認為不好，那也不關我的事，因為這一事務實質上並不是由我來處理的。

總之，理學家所謂的聖人，與其說是言行絕對正確的人，不如說是期望對自己的言行完全不用負責的人。

但這並不是在貶低理學家們的理想，而是剛好相反。理學家們追求這樣的人生理想，是因為我們凡夫俗子不能確知自己言行的正確性。這是人生的一種深刻的痛苦，敏感者必欲克服之而後快。

佛教恐懼於人們言行和思想上的錯誤，到了神經質的地步，這一點深刻影響了理學家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