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沉思录（41）

西方文明大举进入中国之前，“具”是常用字：农具、工具、刑具，不一而足。进入以来，“具”被“机”取代，有了飞机、发动机、计算机、手机。从文字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也就是“机”取代“具”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英语的Computer被译成汉语的计算机，但“er”可以表示人，这意味着，在英语民族那里，Computer作为发明物被认为是像人一样有生命的东西，汉语把“er”译成“机”，缺少了对于Computer的敬意。

在中国文化那里，受尊重的东西不多。

现代汉语里有“唯物主义”这样的名词。这是对materalism的翻译，但准确的译法应该是唯物派，或者物质主义。“唯”和“主义”有相近的含义，出现在同一个词语之中，这就是重复、罗嗦。

“唯心主义”也是如此。

长期以来，似乎没有人感觉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样的说法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这与近代中国民族的心理有关。近代中国民族的心理是狂热的，喜爱夸张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说毛泽东是“最、最、最伟大的领袖”，听到这一说法的中国人都热血沸腾。唯物主义中的“唯”和“主义”，都包含了“最”的意思。

汉语里“姐夫”之类的称呼让人感觉别扭。原来，“姐”是基于血缘关系的称呼，“夫”是基于法律关系的名词，“姐夫”似乎同时包含了血缘关系和法律关系，但实际上，我们喊他为姐夫的那个人，与我们既无血缘关系，也无法律关系。

一个人被别人喊“姐夫”，他会隐约感觉到这样的意思：如果没有我姐姐，我跟你就没有任何关系！

但如果取消“姐夫”，我们又应该怎样称呼姐姐的丈夫？

恰当的命名是困难的。

二十世纪以来，“大”字在中国文化那里变得空前地活跃。“大跃进”之类的口号，象征着中国人一段段悲伤的历史。人们只是笼统地否定了大跃进，作为大跃进之灵魂的“大”字，却溜走了，不仅没有受到追究，反倒在其他地方又大摇大摆起来，于是，我们不时地听到大繁荣、大发展等口号。可以想象的是，大发展、大繁荣之类的口号一旦过时，我们马上就会听到其他的口号，这些口号中，不可缺席的是“大”。

用“一窝蜂”来定义这个“大”字，或许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每一只蜂都不怎么起眼，可那是不计其数的一群啊。一个“大”字把中国给害惨了。

北京方言把你和们熔铸成了您，以作为对他人的敬称。用您称一个人，其实是把对方说成是一群人。

这其中包含了这样的文化无意识：单独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真正值得重视的是一群人。把单独一个人称之为“您”，所表达的与其说是对个人的敬意，不如说是对个人的蔑视，而且是以牺牲语言的准确性为代价的蔑视。

在一种重视个人价值的文化里，不可能搞出“您”之类的敬称。

“同志”的字面含义是“相同的志向”，这个称呼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风行过，至今余波未绝。称呼他人为同志，是为了表示亲切；同志的反义词是“异志”，异志的字面意思是“不相同的志向”，但在古汉语里的实际意思是“叛乱或篡夺的意图”——让帝王寝食难安的东西。

同志和异志，折射出中国文化喜爱的是相同，厌恶的是差异（个性）。

汉字“官”，有这样的含义：官员首先是有房子的人，而且，每一个官员都有连在一起的两张嘴。总之，官员拥有不动产，而且多吃多占。

赋予每一个官员两张嘴，这是造字者为了写实目的而采取象征手法的结果。象征可以化抽象为具体，化复杂为简洁，化沉重为嬉笑。

汉语里的未婚妻是对法语fiancée的翻译，“未婚妻”的说法是够简洁的了，却是不通的：女人结了婚才是妻子，未婚就不可能是妻子。Fiancée的完整含义应该是：订了婚但还没有举行婚礼的女子。不过，用“订了婚但还没有举行婚礼的女子”来翻译fiancée ，准确是不成问题了，但是太罗嗦。

对于语言来说，不准确胜过罗嗦。

孔子厌恶“巧言令色”，炸雷与大风却让孔子惊恐，不过，孔子把炸雷和大风说成是“迅雷风烈”，这应该是“迅雷烈风”的错乱。

厌恶的时候，我们语言准确，惊恐却让我们颠三倒四。

沉默是金。一个人说话又快又多，表明这些话都不重要。一个大学教师说话又快又多，那八成是在掩饰自己思想的贫乏。

我们居住其上的行星被叫做地球。今天，我们从地球仪上看见，更多的覆盖这个行星表面的，是水，而不是土地。这个行星更恰当的名称不是地球，而是水球。

难以想象人类有朝一日会为这个行星改名。在人类社会，历史悠久的错误比真相更有影响力。

什么样的社会缺少公平、公正？

没有公，自然就没有公平、公正。

公、侯、伯、子、男，这是五爵。公是五爵之首，是大贵族。贵族精神乃是公平、公正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