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兴”

在中国诗学史上，“兴”占据过显赫的地位。作为《诗经》之首篇的《关雎》，被认为是“兴”的产物；钟嵘《诗品》说，“兴”能带来“言已尽而意有余”这样的艺术魅力；严羽《沧浪诗话》也说出了“尚意兴而理在其中”这样的话。中国古人对于“兴”的认识逐步深化：最早是把“兴”看作一种艺术技巧，继而把“兴”看作是能产生最美妙艺术效果的技巧，最终把“兴”与有神圣意味的“理”联系了起来。

本文作者对于“兴”的基本观点之一是：“兴”不是诗人能够自觉加以运用的所谓艺术技巧。对于这一点的证明并不困难：如果一个诗人能够自觉运用“兴”，那么，他就可以批量生产“兴体诗”了，但我们知道文学史上的事实不是这样，中国文学史上的“兴体诗”虽然不至于是凤毛麟角，但毕竟多不到哪儿去。

体现了“兴”的诗，也就是“兴体诗”，通常包含两个部分：写景之言与写情之言。景与情的关系问题，是关于“兴”的核心问题。为了解决景与情的关系问题，我们首先回到著名的《诗经·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君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首诗一共五章，但有言外之意的只是前三章。

“关关”是对于鸟鸣的拟声词，这里作动词用。历来的学者都认为，“关关”不是泛指一般的鸟鸣，而是特指雌鸟与雄鸟的和鸣。

这样的见解，大概是源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两句诗，因为这两句诗中出现了“君子”和“淑女”——这只有雄鸟和雌鸟才能与之对应啊。

但如果这样的见解正确，则诗中的君子似乎有点儿色情狂的意味：一看见雄鸟与雌鸟相和而鸣，君子就想到要去追求淑女。这样的人就恐怕算不上君子吧。

而当我们再来阅读诗的第二章时，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出那种见解的荒谬：为什么一看见“参差荇菜”，君子也会想到去“求之”——追求窈窕淑女？难道君子能够分辨作为植物的荇菜的雌雄公母吗？

但我们读原诗时还有这么一点感觉：君子去追求淑女，的确是出于某种原因，只是这种原因朦朦胧胧，难以确指。实际上，一件作品之所以是优秀作品，就在于这件作品中的主人公归根结底都是“理由充足地”采取行动。

 “在河之洲”被忽略了。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指的是：“河”拥有“洲”，而洲又拥有“关关”之“雎鸠”，也就是说，无生命的河拥有有植物的洲，而洲又拥有作为动物的雎鸠。既然如此，君子拥有窈窕淑女，总不是什么过分的事情吧。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其含义应当是：河中的流水使得参差不齐的荇草左右摇摆。这意味着：无生命的江河不仅能够静态地拥有有生命的荇菜，而且能够动态地控制荇菜。既然如此，君子也就有理由拥有和控制窈窕淑女。

“占有”是必须的，因为一物对于另一物的占有是世界上的普遍现象。“占有”的意义也可以从反面体现出来：一旦占有不成（“求之不得”），我们就会“寤寐思服”、就会“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关雎》的前三章发出这样的隐秘声音。

“兴体诗”中，景和情的关系是：景（的性质）是情（主人公的行动）的理由。这是本文作者对于兴之实质的观点。

这个“理由”应该就是钟嵘所言“有余之意”——因为它不能被轻易觑破、显得似有还无，也应该就是严羽“尚意兴而理在其中”这句话中的理。

今天，有的诗学史研究者指出这样的观点：入唐之后，“兴”的现象差不多销声匿迹了。的的确确，要想从《全唐诗》中找到以《关雎》这样的模样出现的兴体诗是比较困难的，但不是没有。这里只以李白的两句诗为例：“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高处不胜寒，“高楼”意味着寒冷，意味着温暖的缺乏。大自然用“万里长风”把“秋雁”给“送”到温暖的南方，我们在高楼上为什么就不用酒让自己“酣”，从而获得温暖呢？

兴体诗中还有另外一种变体最能震撼人心，这里以苏东坡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之二》为例：“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里的“西湖”当是包括了湖周围的山。

苏东坡一生写过大量杰作，这首诗大概是他最为得意的作品之一。证据是：苏东坡在其它诗中屡屡提及这首诗中的词句。“只有西湖似西子”——这是《次前韵答马忠玉一首》中的句子；“水光潋滟犹浮碧，山色空濛已敛昏”——这是《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之二》中的句子。

这首诗何以让苏东坡刻骨铭心？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李白这两句诗，体现了“兴体诗”的一般形式：“万里长风”把“秋雁”吹送到温暖的南方，高楼上的人也就应该通过痛饮——“酣”——来让自己获得温暖。一句写物，一句写人，物的性质乃是人的行为的理由——这是兴体诗的常规。

苏东坡这首诗中的情形就不是如此。从表面看，这首诗也是一半写物（西湖），另一半写人（西子），仔细观察却能发现，我们并不能说西湖的阴晴变化是西子妆抹的理由，西子只是率任自己的爱美天性而“淡妆”、而“浓抹”。

如果说有“造物主”存在，那么，根据这首苏诗，这位造物主做了什么？这位造物主又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回答是：这位造物主用“晴”促成了“西湖”的水光潋滟之好，用“雨”促成了“西湖”的山色空濛之奇；造物主的作为乃是事出有因，他的行为建立在理由充足的基础之上：既然“西子”通过“淡妆浓抹”让自己展现出种种不同的美好姿容，我造物主为什么就不能通过运用“晴”和“雨”，让我自己创造的“西湖”也这样呢？

苏东坡这首诗作为“兴体诗”的变体，内含了这样的结构：一半写人，一半写造物主，人的性质乃是造物主的行为的理由。读这样的诗，我们实际上被放到了造物主的位置之上，这就让我们格外地亢奋。

产生于“兴”的这些作品，受到中国古人特别的喜爱，除了这些作品本身巨大的艺术魅力之外，大概还由于：“兴体诗”包含了对于自然景象的描写，所以能够展示出客观、平实的外貌，景与情的关系却又扑朔迷离，挹之不得，挥之不去，让人回味无穷，这正合于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哲学结论，也合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理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