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沉思錄（58）

秦始皇擴大了中國的版圖，又讓所有的中國人變渺小了。

政界的大人物去看望學術界的名人，這樣的圖片不時出現在中國的報紙上。

不用讀那些介紹性的文字，單從人物的表情，你就能知道圖片裡誰是政界大人物，誰是著名學者？那個受寵若驚的人是誰？

秦始皇想讓皇帝的寶座在自己的子孫中代代相傳，直到萬代，秦始皇“築長城”之類的舉動，似乎正是這一宏偉抱負的具體化。沒有萬代的抱負，就沒有萬代的作為。我想象，當年的秦始皇一定是用最高的建築質量標準來要求長城的修築。

秦朝滅亡之後，不再有皇帝有“讓帝位傳之萬代”這樣的抱負。秦始皇有這樣的抱負，是因為他看到：秦朝之前的周朝，那可是持續了八百年之久。

中國人容易認同現實，因為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提倡學習，學習的前提是各種認同。西方人容易抨擊現實，因為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提倡創造，創造的前提是不滿足於現實。

中國歷史充滿了改朝換代。改朝換代意味着有的人丟了政權，有的人得了政權。有兩種不同的改朝換代。

直到秦始皇為止，丟政權的人丟的必然，得政權的人得的也必然。從劉邦開始，丟政權的人丟的必然，得政權的人得的卻偶然。

得政權的人通常說自己得到政權是由於天意，劉邦也這麼說，含義卻與別人不同——這政權來得太過於蹊蹺，好像是天意強加給他的，想迴避都是枉然。劉邦認為：本領比自己大的人多得很。

§“農不如工，工不如商”，這是漢代的諺語。中國自古是民分四等：士、農、工、商。此諺語是根據事實而唱反調，卻也是不徹底的，因為其中只涉及四民中的農、工、商，漏掉了作為官員的“士”。完整的說法應該是再加上一句：“商不如官（士）”。老百姓無權對官員加以品評。

二十世紀的中國，有“工、農、商、學、兵”的說法，這是民分五等，卻不見了官員的身影。

有一個歷史時期，許多電影鏡頭向我們表明：一個好人被敵人殺害之前，一定會高呼口號，否則，他算不上好人。悲慘的死+兩句口號=壯烈的死。口號可以化悲慘為壯烈、化悲痛為力量。一個英雄能夠趕在敵人下手之前喊上十句口號，那麼，真正被殺害的人到底是誰，好像還不好說了。

當年，毛澤東逝世，郭沫若寫詩悼念，詩的頭一句是“革命領袖比爺親”。實際上，郭沫若比毛澤東年長几歲。約稿的編輯覺得此詩句不妥當，建議郭沫若修改，郭沫若從善如流。

再真摯的感情，如果不與尊嚴結伴而行，它就是沒有尊嚴的。

據說，中國西北地區一些鄉村里，人們家中沒有凳子，因為沒有人想到坐，最多也只是蹲着、躺下。這讓我們想起來：在今天的國際場合，坐的目的不是為了坐的人舒適，它首先是一種禮節。不能設想兩國領導人蹲着或者躺下會晤，也不能設想他們長時間地站着交談——那更像是在受罰。

莊重的場合刺激人們有所發明。

兩國領導人會晤時以坐為主，有助於造成兩國平等的氣氛：兩個領導人往往有高有矮，有時高矮懸殊，但只要坐下來，這種懸殊就會消失一多半。

文革期間，有一句口頭禪：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堅決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堅決擁護。

美國政府最怕的，是找不到強大的敵人，否則，就會陷入手足無措的迷茫之中。

人總是需要擁護一點兒什麼，或者反對一點兒什麼，但到底什麼東西應該反對，什麼東西應該擁護，對於人來說，都是一件費神的事情，唯一省心的做法，是給自己樹敵。我們需要朋友，也需要敵人。

人從正面服從權威，從反面服從敵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