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沉思录（58）

秦始皇扩大了中国的版图，又让所有的中国人变渺小了。

政界的大人物去看望学术界的名人，这样的图片不时出现在中国的报纸上。

不用读那些介绍性的文字，单从人物的表情，你就能知道图片里谁是政界大人物，谁是著名学者？那个受宠若惊的人是谁？

秦始皇想让皇帝的宝座在自己的子孙中代代相传，直到万代，秦始皇“筑长城”之类的举动，似乎正是这一宏伟抱负的具体化。没有万代的抱负，就没有万代的作为。我想象，当年的秦始皇一定是用最高的建筑质量标准来要求长城的修筑。

秦朝灭亡之后，不再有皇帝有“让帝位传之万代”这样的抱负。秦始皇有这样的抱负，是因为他看到：秦朝之前的周朝，那可是持续了八百年之久。

中国人容易认同现实，因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提倡学习，学习的前提是各种认同。西方人容易抨击现实，因为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提倡创造，创造的前提是不满足于现实。

中国历史充满了改朝换代。改朝换代意味着有的人丢了政权，有的人得了政权。有两种不同的改朝换代。

直到秦始皇为止，丢政权的人丢的必然，得政权的人得的也必然。从刘邦开始，丢政权的人丢的必然，得政权的人得的却偶然。

得政权的人通常说自己得到政权是由于天意，刘邦也这么说，含义却与别人不同——这政权来得太过于蹊跷，好像是天意强加给他的，想回避都是枉然。刘邦认为：本领比自己大的人多得很。

§“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这是汉代的谚语。中国自古是民分四等：士、农、工、商。此谚语是根据事实而唱反调，却也是不彻底的，因为其中只涉及四民中的农、工、商，漏掉了作为官员的“士”。完整的说法应该是再加上一句：“商不如官（士）”。老百姓无权对官员加以品评。

二十世纪的中国，有“工、农、商、学、兵”的说法，这是民分五等，却不见了官员的身影。

有一个历史时期，许多电影镜头向我们表明：一个好人被敌人杀害之前，一定会高呼口号，否则，他算不上好人。悲惨的死+两句口号=壮烈的死。口号可以化悲惨为壮烈、化悲痛为力量。一个英雄能够赶在敌人下手之前喊上十句口号，那么，真正被杀害的人到底是谁，好像还不好说了。

当年，毛泽东逝世，郭沫若写诗悼念，诗的头一句是“革命领袖比爷亲”。实际上，郭沫若比毛泽东年长几岁。约稿的编辑觉得此诗句不妥当，建议郭沫若修改，郭沫若从善如流。

再真挚的感情，如果不与尊严结伴而行，它就是没有尊严的。

据说，中国西北地区一些乡村里，人们家中没有凳子，因为没有人想到坐，最多也只是蹲着、躺下。这让我们想起来：在今天的国际场合，坐的目的不是为了坐的人舒适，它首先是一种礼节。不能设想两国领导人蹲着或者躺下会晤，也不能设想他们长时间地站着交谈——那更像是在受罚。

庄重的场合刺激人们有所发明。

两国领导人会晤时以坐为主，有助于造成两国平等的气氛：两个领导人往往有高有矮，有时高矮悬殊，但只要坐下来，这种悬殊就会消失一多半。

文革期间，有一句口头禅：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坚决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拥护。

美国政府最怕的，是找不到强大的敌人，否则，就会陷入手足无措的迷茫之中。

人总是需要拥护一点儿什么，或者反对一点儿什么，但到底什么东西应该反对，什么东西应该拥护，对于人来说，都是一件费神的事情，唯一省心的做法，是给自己树敌。我们需要朋友，也需要敌人。

人从正面服从权威，从反面服从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