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运生谈艺录（7）

文学理论家孙绍振先生几十年以来都重视文学作品分析，这是确保理论不成为空谈的做法，但孙先生自称以黑格尔的辩证法等作为理论的基础。

或许，要是没有这些基础，孙先生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科学研究的基础，是让我们着迷的现象。我们愁的不是没有理论基础，而是没有让我们着迷的现象。万有引力概念采取了数学的形式，人们常说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但牛顿不是在数学的基础上感知到了万有引力概念的存在，而只是在感知到了万有引力之存在以后，用数学把这个万有引力给表示了出来。在我看来，数学即使愿意，也只能充当自然科学的工具，而不是基础。科学尤其不需要哲学作基础。科学只相信现象，只从现象中形成概念，再运用此概念去解释现象。

哲学无力成为科学的基础，倒是应该以科学作为自己的基础，尤其应该以科学的生物学和诗学作为基础。

我们的耳朵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如果不是这样，小飞虫就会一往无前地钻进去，从而危及我们的生命。

知道了这个道理，“难闻的气味”似乎变得不再是那么难闻，我们身心放松地躺在“神的智慧和仁慈”之怀抱里。科学化丑为美，是化丑为大美。

有血缘关系的人互相厌恶对方身上的气味，科学对此作出的解释是：造物主为了避免近亲繁殖，就有了这样的安排。

大量现象是造物主为了实现各种目的而设计出来的手段，所以，现象本身看起来美还是不美，并没有多少意义，重要的是看此现象对于实现某一特定目的是不是有效果。

八大山人那些绘画杰作都没有多少表面上的美，其实更多的是丑，但画面上的细节都通向画面外的某一目的，一旦确定了此目的的具体内容，那些细节会让我们手舞足蹈。

太阳系并不是漂浮在不能托起任何重量的真空里，万物倒是无时无刻不在造物主的手掌之上。

万物处身在造物主用目的和智慧编织成的层层网络之中。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是文学史上人们津津乐道的名词，有道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二十世纪之后，“一代之文学”是什么？是科学。

科学是文学的一种形式，是诗意最醒豁的文学形式。诗意醒豁不等于肤浅。

我们中国的教科书把科学弄成了干巴巴的教条。

八大山人的那些绘画杰作，画面上的简洁一目了然，但它们更主要的特点是幻想性。单纯的简洁容易模仿，幻想则从根本上拒绝模仿，但除了把鱼的眼睛画成方形，除了把树干画成下细上粗，画中的事物都显得是写实的，八大山人的幻想性表现为画面上事物相互间不同寻常的关系。梵高那些杰出的静物写生画，神奇处也在于被描写事物的相互关系之不同寻常，而不是用色彩造型的娴熟技能。

今天的画家大多追求一目了然的幻想性，这种幻想性又大多直接体现为让人恶心的怪诞和丑陋。

幻想性的绘画杰作能简洁到什么程度？基于观察的回答是：画面上有两样不同的事物。画一条藤上的两个瓜，这两个瓜一定有明显的差别；画一棵树上的两根枝条，这两根枝条也一定形成鲜明的对比。八大山人有一幅画仅仅画了一只鸡雏，但此鸡雏仿佛是刚从蛋壳里走出来的，不可阻挡地让我们想到画面之外的蛋壳。准此而言，人物肖像画难以成为“幻想性的杰作”，因为把两只眼睛或两只手画得不一样未免让人感觉别扭。

西方有这样的说法：一个画家在创造力枯竭的时候，就会去画人体和风景。

通过发展自己的根系去尽量吸收土壤中的水分和矿物质，这是植物的本能。但科学研究发现，同一品种的两棵树，尤其是源于同一母体的两棵树，相互间决不抢夺生存物质，证据是：它们不把自己的根向对方那边深扎。

植物世界也体现了目的与智慧，感知这样的智慧，比起我们对植物的“审美观照”，产生的“美感”不知要强烈多少倍。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诗人对这个问题会作出种种想像性的解释。

生物学的解释却是：因为蜂和蝴蝶喜欢红色的花，是造物主让多数的花长成红色，目的是以此吸引蜂和蝴蝶来采蜜，最终实现植物的传宗接代。

诗人在提供诗意方面谈不上能超过科学。

鸡没有牙齿，也就无法咀嚼谷子和玉米粒等植物种子，但鸡有自己的牙齿：鸡啄进自己嗉子里的碎石，起到的正是牙齿的作用。

鸡因为知道碎石有这样的作用就有意啄进碎石？造物主有让人不可思议的智慧，而且喜欢多样性，简直有淘气的倾向。

说曹雪芹这样伟大的作家不懂得文学，并没有污蔑的意思，实际上则是对曹雪芹的赞美。亚里士多德写下了雄视百代的文学理论著作《诗学》，但他流传到今天的文学作品只是几首可以省略不计的歪诗。

诗人用不着“懂得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