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灵感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是灵感过程的特征——这是一项共识。连诗人自己也不能预先知道灵感会在什么时候在他身上降临，所以，灵感过程难以像一般心理过程一样成为心理学家的研究对象。

要想弄清灵感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亦即要想弄清灵感过程的实质，最有效的途径，可能就是研究文学作品，因为灵感过程最终表现为某种文学作品。康德为了研究人类认识过程的实质，正是从作为认识之产物的各种“判断”入手的。康德从全部“判断”中辨识出某种与众不同的“判断”——“先天综合判断”，以此来逆推出人类认识过程的实质。同样的道理，为了弄清灵感过程的实质，我们首先只能从形形色色的文学作品中分辨出某种与众不同的作品，进而认为此类作品正是灵感过程的产物，最终根据此类作品逆推出灵感过程的实质。

稍加思索即可意识到：灵感研究的核心任务，是从全部被冠以文学作品之名的对象中分离出最能吸引我们的那一部分，并且将之视为灵感的产物。明显地，这里的“最能吸引我们的”一词，是会引起争论的——有道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但过多地纠缠于这个词乃是学究气的。哲学家们往往为了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又称逻辑起点）而伤脑筋，这让人觉得可笑。每一个诗学家都可以有自己的“最能吸引我的”文学作品，但这样的歧异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由此去研究这些“最能吸引自己的”作品的本质。科学研究的起点处可以是有个性的，但终点处只能是普遍真理。

作者从一类作品中抽象出了“人性”概念。作者把“人性”理解为：目的和智慧的统一体，运用自身智慧以实现自身目的的过程。由此认为：灵感过程是某种人性运用自身智慧实现自身目的的过程。

伟大的作品，亦即那些“最能吸引人心的”作品，既然是灵感的产物，既然是某种人性运用自身智慧以实现自身目的的结果，那么，我们就应当明确一点：通常意义上的诗人并不是伟大作品的“创造者”。

柏拉图的“灵感神话”认为：灵感过程的实质是神灵凭附诗人、通过诗人之口而有所言说。今天的无神论者拒绝一切神话，总是把神话当成鬼话。“我的星，你在望着群星。我愿意化作星空，好得千万只眼睛来望着你”——这是柏拉图的诗《星空》。创造了“灵感神话”的柏拉图既然能写出这样的诗，我们似乎就没有理由急于以无神论者自居了。像“灵感神话”这样的神话，原本是人类传达真知灼见的一种方式，达尔文的进化论归根结底也是一个神话，只不过进化论中是用“大自然”取代了“神灵”。只要读懂了这个“大自然”概念在进化论中的真实含义，我们就会明白，科学远远不是无神论。如果硬要说柏拉图“灵感神话”有什么缺陷，那么，缺陷不在于其中出现了“神灵”字眼，而在于没有抓住那些被认为是神灵通过诗人之口吟出的奇妙诗句，并且通过观察这些诗句而看清“神灵”的本来面目。进化论作为“完美的科学”，只在于它为我们清晰展示了“大自然”的本来面目。

“灵感神话”不包含对于诗人个人的赞扬，创造（？）了伟大作品的诗人并不自负，除非虚荣心冲昏了他的头脑。曹雪芹称《红楼梦》原本是从天外某个地方抄来的，反正不是他曹雪芹自己的所谓“原创”，而今天的红学家们却认为：曹雪芹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免遭政治迫害，如此而已。就这样，诚实被歪曲成了策略，灵感研究成为科学的一线希望也就成了泡影。

柏拉图所言“神灵”就是本文作者所言“人性”。作为人性的神灵不是随心所欲，而只是运用自身智力以实现自己的先天目的。就文学作品来说，所谓运用智力以实现目的，主要表现为对于目的的合理性作出隐秘的论证，所以，产生于灵感的作品包含了隐秘的论证，也就是“内在的雄辩”，反之亦然。“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王之焕的诗《登鹳鹊楼》的末二句。“喜爱充分发挥潜能”是人性家族中的一个成员，它正是此诗的灵魂，换言之，此诗是此人性于灵感过程中运用自身智力实现自身目的的结果；进而言之，此人性在此诗中隐秘论证了“充分发挥潜能”的价值：“穷千里目”的意思是充分发挥眼睛看的潜能，但这是不容易做到的——首先，我们必须拥有有足够高度的一座楼，其次，我们必须有让自己到达高处的办法。总之，“充分发挥潜能”受到了隐秘的肯定。

“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这是严羽《沧浪诗话》中的名言。知识本身并不就是诗，但诗（艺术）中往往包含了知识的“颗粒”。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来读《聊斋志异》中的《禄数》：

    某显者多为不道，夫人每以果报劝谏之，殊不听信。适有方士，能知人禄数，诣之。方士熟视曰：“君再食米二十石、面四十石，天禄乃终”。归语夫人。计一人终年仅食面二石，尚有二十余年天禄，岂不善所能绝耶？横如故。逾年，忽病“除中”（即糖尿病），食甚多而旋饥，一昼夜十余食。未及周年，死矣。

小说的灵魂，是人性家族中的“厌恶不公平”。此人性的目的，在小说中是要对“行不义者”实施惩罚；此人性的智慧则被用来为了此目的的实现而效劳：“显者”享有“天禄”，总之是受到至高无上的天命之保护，但此人性的智慧在“尊重”天命或者不违背天命的前提下，巧妙地让“显者”患上了“除中”（糖尿病），使得“显者”本人所期待的“二十余年天禄”成为泡影，从而付出了代价。

在本文作者看来，此小说正是灵感过程的产物，小说的真正作者，不是任何个人，当然也就不是蒲松龄，而是上所言作为人性之一种的“厌恶不公平”。小说的“挂名作者”蒲松龄正如一切伟大作品的作者，对于作品当然不是毫无贡献。就这篇小说来说，蒲松龄的主要贡献，是在此小说问世之前，已经有了关于“除中”（糖尿病）的某些知识。

下面是本文作者的一件作品：

一只雄鹰在高空中飞翔，突然感觉下方发生了什么事情，低头一看——原来是正下方的火山开始喷发了。不巧的是，雄鹰的两只翅膀，这时偏偏抽筋起来。雄鹰开始下坠了，坠啊坠啊，雄鹰绝望了。

不曾想，雄鹰很快感觉到两只翅膀好转起来，原来，雄鹰越往下坠，空气的温度就越高，终于，翅膀不再抽筋了。

作为人性之一种的“乐观主义”是这篇小说的灵魂，作者对于这篇小说的贡献，只在于作者先前已经有了这样的一条知识：把身体抽筋的部位快速搓热，就可以很快抑制住抽筋。

一种人性一旦在诗人的心中降临，就会把诗人的“记忆库”给夺了过去，按照自己的性质，对于这“记忆库”中的材料加以取舍与运用——这是对于灵感过程之实质的进一步描述。这也就是灵感与知识的关系。

在我们的双眼看来，蜂巢是蜜蜂一点儿一点儿地筑成的，但我们不认为蜂巢是蜜蜂的作品，最多也只是认为蜂巢是蜜蜂本能的产物。但是，所谓“某种生物有某种本能”，乃是一种混乱的说法。“本能”的含义应该是：“本”通过生命个体（蜜蜂等）而表现出来的“能力”。“本”知道：任何个体生命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就必须具有各种各样的能力，但动物个体的寿命是如此普遍地短促，个体生命就不能都通过学习与磨练去获得那些能力，这样，“本”就只好赤膊上阵，把自己无穷无尽的、完满无缺的“能力”，通过各种生命个体的无意识行为而显示出来，目的则是让这些物种生存下去。追求终极真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冲动，人们又经常抱怨说：大自然总是隐藏自己的奥秘。其实，要想认识终极真理，捷径是去思考蜘蛛网与蜂巢之类的东西，最终看出某种“本能”。本能就是“本的能”。这个“本”就是“万物的根本”，就是终极真理，就是“大自然”。“人性”与这样的“本能”、“大自然”等等，是性质相同的概念。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类身上没有本能，而只有“本能的残余”。这当然也是混乱的说法，比较正确的说法是：“本”在人类身上最多也只表现出不完整的能力。但实际上，“本”（人性）照样会通过人类而表现出自己完满无缺的能力——有一类艺术品正是“本”（人性）表现出自己完满能力的结果。这一类艺术品就是“灵感（天才）作品”。天才作品乃是与蜘蛛网和蜂巢性质相同的东西，妙不可言的才能是它们的共同本性。这没有贬低艺术品的意思，是人们从来都小看了蜘蛛网和蜂巢这些“大自然的杰作”。

“天才”这个词与“本能”从构词法到含义都相同。“天才”就是“天之才”。天才作品就是“天”通过诗人而表现出自己之才能的作品。蜘蛛网和蜂巢既然不能归功于蜘蛛和蜜蜂，天才作品也就不能归功于诗人，而只能归功于“天之才”。“人性”也是一种“天”。

诗人与蜘蛛当然不能完全一样。蜘蛛不会想到要去修改织好了的蜘蛛网，不会想到根据自己的“理解”而往蜘蛛网上增添一点什么东西；诗人往往与之相反。就这样，一件灵感（天才）作品可能包含了诗人（作家）的个人理解，亦即所谓“艺术匠心”，总之是人力的杂质。一个读者如果能从一件文学作品中辨认出天才（灵感）部分和人力部分，他的艺术感受就是敏锐的；一种文学理论能够帮助人们实现这种辨认，它就可能是科学的文学理论。

《红楼梦》第七十七回写灯姑娘奚落宝玉的故事：

一语未了，只见他嫂子笑嘻嘻掀帘进来，道：“好呀，你两个的话，我已都听见了。”又向宝玉道：“你一个作主子的，跑到下人房里作什么？看我年轻又俊，敢是来调戏我吗？”宝玉听说，吓的忙陪笑央道：“好姐姐，快别大声。他伏侍我一场，我私自来瞧瞧他。”灯姑娘便一手拉了宝玉进里间来，笑道：“你不叫嚷也容易，只是依我一件事。”说着，便坐在炕沿上，却紧紧的将宝玉搂入怀中。

宝玉如何见过这个，心内早突突的跳起来了，急的满面通红，又羞又怕，只说：“好姐姐，别闹。”灯姑娘乜斜醉眼，笑道：“呸！成日家听见你风月场中惯作工夫的，怎么今日就反讪起来。”宝玉红了脸，笑道：“姐姐放手，有话咱们好说。外头有老妈妈，听见什么意思？”灯姑娘笑道：“我早进来了，却叫婆子去园门等着呢。我等你什么似的，今儿等着了你。虽然闻名，不如见面，空长了一个好模样儿，竟是没药性的炮仗，只好装幌子罢了，倒比我还发讪怕羞。可知人的嘴一概听不得的。就比如方才我们姑娘下来，我也料定你们素日偷鸡盗狗的。我近来一会在窗下细听，屋内只你两人，若有偷鸡盗狗的事，岂有不谈及于此，谁知你两个竟还是各不相扰。可知天下委屈事不少。既然如此，你但放心。以后只管来，我也不罗唣你。”

 这段文字波澜迭起，读之痛快淋漓，但也有让我们感觉“硌牙”的地方，它就是这几句话：“就比如方才我们姑娘下来，我也料定你们素日偷鸡盗狗的。我近来一会在窗下细听，屋内只你两人，若有偷鸡盗狗的事，岂有不谈及于此，谁知你两个竟还是各不相扰。可知天下委屈事不少。”

    这几句话之所以“硌牙”，是因为有了这几句话，我们会觉得：灯姑娘既然通过偷听而早早知道了宝玉的“纯洁”，那么，在宝玉对自己的性挑逗没有做出积极回应的时候，为什么还会说出“空长了一个好模样儿，竟是没药性的炮仗，只好装幌子罢了”这样的话？这样的话不是足以刺伤任何男人的自尊心吗？灯姑娘怎么能忍心去伤害自己内心承认其为纯洁者的宝玉呢？

再说，如果宝玉真地像灯姑娘这几句话所说的那样“纯洁”，一个“纯洁的人”怎么可能又是“吓的忙陪笑”、又是“心内早突突的跳起来了，急的满面通红，又羞又怕”呢？

还有：灯姑娘既然在偷听的时候就得出了“可知天下委屈事不少”这样清醒的结论，她为什么还要“乜斜醉眼”去“罗唣”宝玉呢？

当灯姑娘说宝玉是“竟是没药性的炮仗”的时候，那是在向宝玉发泄愤怒；当灯姑娘说“可知人的嘴一概听不得的”的时候，那是在向那些传播“宝玉风月场中惯作功夫”这一信息的人们发泄愤恨。而从“可知人的嘴一概听不得的”到“就比如方才我们姑娘下来”云云，这是一个“转折”，更是一百八十度的一个急转弯：灯姑娘从冲天的怨气转到了冷静的睿智，灯姑娘的最后几句话“既然如此，你但放心。以后只管来，我也不罗唣你”，更成了情真意切的“自我批评”。

灯姑娘的情绪，转眼之间发生了两次剧变，读之备感别扭。

但只要去掉“就比如方才我们姑娘下来”这几句“硌牙”的话，则灯姑娘的最后几句话仍然是在发泄某种怨气：宝玉你既然是这样“发讪怕羞”，既然是如此前怕狼后怕虎，从此以后，你休想我再向你表示性主动了！

从“人性”概念来看，“厌恶胆怯”是这段文字的灵魂，宝玉在这里是“胆怯”的象征，更是“胆怯”的牺牲品。面对灯姑娘的性挑逗，宝玉的的第一反应是“吓的忙陪笑”；一旦被灯姑娘“紧紧的”“搂入怀中”，宝玉就“心内早突突的跳起来了，急的满面通红，又羞又怕”；灯姑娘责备宝玉“怎么今日就反讪起来”，宝玉“红了脸”的同时说出了自己的具体忧虑：“外头有老妈妈，听见什么意思？”

妙的是，灯姑娘说过“我早进来了，却叫婆子去园门等着呢”之后，却突然终止了自己的性主动。基于胆怯的忧虑是愚蠢的，起码也是多余的。总之，胆怯会让我们永远地错失良机、会让我们蒙受难以忍受的羞辱——这是“厌恶胆怯”对于“胆怯”的隐秘否定。

去掉“就比如方才我们姑娘下来”这几句“硌牙”的话，《红楼梦》此段文字诚然是一气呵成、首尾一贯，是纯粹“天工”的产物。

现在来分析曹雪芹为什么会往这个天才小片断里添加了这“硌牙”的几句话。

是“可知人的嘴一概听不得的”这句话诱惑了曹雪芹。前面已经分析过，这句话原本是灯姑娘对那些传播虚假信息者表现出的愤恨，但曹雪芹心里清楚：自己心爱的主人公贾宝玉极容易引起常人的误解与讹传，而贾宝玉是纯洁的，灯姑娘现在说的这句话，可以被勉强理解为从整体上为贾宝玉定性、“辟谣”。但灯姑娘充满怒气的这句话，并不能服服帖帖地为曹雪芹的“艺术匠心”效劳，于是，曹雪芹就不惜把灯姑娘这个浪荡的女人摇身一变，使之成了冷眼旁观、饱含悲悯精神、能够引咎自责的哲人。

有的学者为灯姑娘这几句“硌牙”的话辩护：让一个浪荡的女人来确认宝玉的清白，就能最有力地表明宝玉是真正地清白——这真是曹雪芹了不起的艺术匠心。

但最了不起的“艺术匠心”也只属于“人力”的范畴。达尔文指出：作为“天工”的“自然选择”，乃是“无比地优越于微弱的人力。”（《物种起源》，商务印书馆周建人汉译本1995年版，第77页。）“艺术匠心”对于天才作品的渗透，永远意味着顾此失彼，意味着“硌牙”。天才与人力永远不可能水乳交融。

人们容易把灵感和“悟”混为一谈。“悟”本身含义复杂，但可以被笼统地理解为人类感知到现象的原因或本质的活动，“哲理”也是它的产物。“悟性”便是人类从事此类活动时所运用的能力。而灵感却是人性（神灵）用自身智慧实现自身目的的过程，我们谈不上能够运用灵感，更谈不上运用灵感以发现真理。总之，灵感不是人类的精神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