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沉思录（13）

筋长一寸，寿长十年。这是中国谚语，是对抻筋效果的总结。但一个亲自抻筋的人会这样完善这一谚语：把筋抻长一寸，原本可以让抻筋者的寿命延长二十年，但抻筋过程的累和痛，首先会让抻筋者减寿十年，二十年减去十年，就是抻筋的实际效果了。

一个人第一次听说“筋长一寸，寿长十年”，往往会跃跃欲试，如今，在得知我对这一谚语的解说之后，他十有八九会知难而退了吧。

“筋长一寸，寿长十年”作为谚语，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就是体现了中国文化对长寿的偏好。筋长一寸，最直接的效果是去掉某些疾病，譬如“老寒腿”，至于能不能延长寿命，大概只有老天爷才知道。

围棋对弈最大的看点，在于“一眼死二眼活”，你想不被对手打败，你最好创造出两个“眼”，这种眼可以说是一种空白。一个棋手直接追求的，与其说是击败对手，不如说是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创造出足够多的空白。两处小小的空白，胜过千军万马。这大概是中国哲学基本信条“无胜于有”在围棋里的一种体现。

“留白”是中国绘画的基本特征之一。没有空白的中国绘画或许根本就算不上中国绘画。黄宾虹和李可染的一些绘画作品，分明是以创造各种空白作为自己真正的任务。

“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对于崔颢此《长干行》，王夫之《姜斋诗话》的评论是：“墨气所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认为此诗的真正妙处在于没有文字的空白处。

一个十岁的女童的一只胳膊被变压器烧掉了，女童苏醒后焦急地对母亲说：“你把我的胳膊藏到哪儿了？快把胳膊给我安上，我还要写家庭作业。”

工业文明带来的观念之一是：万物都是各个零部件的组装体。中国今天的教育制度在儿童心里促成的观念之一是：没有完成家庭作业是比身体上的痛苦更可怕的痛苦，中国孩子完成家庭作业，不是为了得到乐趣，首先是为了摆脱某种恐惧。

“帝子降兮北渚，目嫋嫋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是屈原《湘夫人》开头四句诗。前两句都是六字句，共计十二个字，第三句和第四句共计也是十二个字，如果说“六字句”是这四句诗的“规则句式”，则第三句是一个五字句，可以说是对六字句的偏离，不过，第四句是一个七字句，也可以说是对六字句的偏离，这一个偏离是对前一个偏离的补救。“均衡”实现了。

艺术是整体的均衡，是一个偏离补救另一偏离。

“李士衡为馆职，使高丽，一武人为副。高丽礼币赠遗之物，士衡皆不关意，一切委于副使。时船底疏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缣帛藉船底，然后实己物以避漏湿。至海中，遇大风，船欲倾覆，舟人大恐，请尽弃所载，不尔船重必难免，副使仓惶悉取船中之物投之海中，更不暇拣择，约投及半，风息船定，既而点检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在船底一无所失”，这是《梦溪笔谈》卷九所载一段文字。

“大风”恰到好处地刮起，又恰到好处地停息。所谓“恰到好处”指的是完满地满足一种愿望。这里的大风之所以是恰到好处，是因为它被用来完满地对“副使”的自私自利实施了惩罚。

艺术是各种各样的恰到好处。自然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恰到好处，譬如鸟骨和鸟羽的中空恰到好处地满足了鸟飞行的需要。足球比赛中的妙传也是恰到好处。

人欣赏艺术，实质上是在欣赏生命。

艺术充满了生命体的各种特点。

生命体的特征之一，是每一个部分都有其功能，如果说生命体是造物主的作品，造物主不制造废物。一件艺术品让人感觉美妙，主要原因之一，是人们感觉到此艺术品里的每一个部分都不是多余的。

生命体内有各种各样的通路：从嘴到肛门是消化的通路、血液循环的通路、气体交换的通路，等等等等。从嘴到肛门，中间有食管、胃、小肠和大肠，这些部分前后相继、环环相扣，有流畅的意味。流畅性是叙事文学和音乐的灵魂，书法史上的“一笔书”也是如此。另外，生命体里的通路都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弯弯曲曲的，或许正是基于此点，书法史上出现了“屋漏痕”，目的是化平直为波折，蒙古长调里充满了颤音，目的相同，二者都能带来奇妙的感觉。依照“屋漏痕”精神写出的线条，外观上与大肠相似。

生命体最根本的特征或许是：使用各种力量去实现各种愿望。一种文学理论不能指出“红杏枝头春意闹”隐含着的一种愿望，则此种文学理论不可能提供什么了不起的真理。

生命体比较浅层的特征包括：大量的对称性结构、重复性结构（譬如毛发）、对比性（譬如不断生长的头发与几乎凝固不变的睫毛形成的对比）。

各个物种都有鲜明的特点：雄狮的鬃毛、犀牛的独角、野牛的犄角、长颈鹿的脖子、绵羊的温驯、狗对主人的绝对忠诚，这些特点让人印象深刻。人们对艺术品鲜明特点的喜爱，类似于造物主对于物种独特性的喜爱。“庭院深深深几许”，这是欧阳修的名句，七个字里居然出现三个“深”字，这引起了李清照无比的钦慕之情。

造物主在生命体身体里体现出了某种奢侈：通常情况下，一个人有一个肾就足够了，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两个肾。人们惊叹一些艺术品的才华横溢，所谓才华横溢指的是“好上加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里，拉斯科尼可夫想杀掉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有一两个理由其实也就可以了，实际上却给出了一系列的理由，这造成了艺术上的波澜壮阔、扣人心弦、不可阻挡。

只要不谈论那些经典，朱熹就还算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人，《朱子语类》可以显明这一点。但朱熹似乎硬是要扬己之短、避己之长，竟然想要“注尽天下书”。朱熹的《论语集注》既展示了自己的无趣，还把孔子的那些名言弄得无趣化了。

明清两代把朱熹这些无趣的注解奉为正宗，则折射出那个时代中国人精神生活上无趣、沉闷的事实。

对待经典的正确态度或许只能是：在这些经典之外创造出新的经典。注解经典可以成为某种权威，但不可能创造出新的经典来。对经典的注解比经典本身更有趣，这样的现象似乎还没有出现过，尽管中国有两千年的注经史。

胡适、冯友兰、钱穆、陈寅恪、徐复观，这些著名的学者都在自己的本业之外大谈文学，仿佛研究文学是高回报率的一份美差，就好像这是一个巨大的便宜，不得白不得。

文学作品通常让人感觉亲切，却也容易让人们对自己的智力产生过度的自信。

坐车的人盯着车内看，发现自己是静止不动的，盯着车外看，就感觉自己是在运动着。一个人感觉到自己既动又不动，这就是矛盾。结果是：这个人开始晕车，继而可能呕吐。

自相矛盾是让人难以忍受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