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运生谈艺录（2）

  王国维先生谈“境界”，而且把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我在讲解这两种“境”的优劣等级之前，这样提问我的那些大学生们：“哪种境界更高级？”每一次得到的答案是一样的：“当然是‘无我之境’。”

王国维先生的“境界说”，与其说揭示了文学的真理，不如说拨动了中国人心灵深处的一根弦。

中国文化据说是道德文化，重视的是集体主义，“无私”被认为是最高美德。“无我”就是“无私”。“无我之境”之所以胜过“有我之境”，是因为“无我”胜过“有我”。“无我”之所以胜过“有我”，是因为“无”胜过“有”——这是数学式推演得出的结论，也是有意味的：“虚无”在“实在”之上，世界的本质是“虚无”。我们中国文化固然提倡道德，提倡集体主义，但在根本上是什么也不信，受“虚无”困扰最深刻的，是中国文化。

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能想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这样的词语。也只有我们中国人，才会对这样的词语感觉亲切。有什么样的文化心理，就会有什么样的精神产品。

王国维先生是我们中国第一个有“为知识而知识”意识的著名人物。“为知识而知识”本是西方文化的传统，看来，传统之所以是传统，不是外人想信奉就能将之化为自己血肉一部分的东西。

季羡林先生看见了这样的现象：我们中国的一些学者，一听说自己的同胞创立了新理论，第一个反应，是把自己的鼻子笑歪。季先生因为这样的不自信而痛心。

不过，这与其说是缺乏民族自信心，不如说体现了自知之明。一旦我们中国学者真的搞出了科学理论，那只能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打了一次瞌睡。

我们中国不少学者认为：西方的文学理论不应该无条件地加以引进，因为它们是从西方文学引申出来的，不一定适合中国文学的实际。

但是，如果说西方的文学理论有什么缺陷，那也不是因为它们是从西方文学引申出来的，而是因为它们不能有力地解释所有的西方文学作品。

理论的真理性，不取决于它是从什么研究对象中引申出来的，而取决于它对一类现象进行解释所显示出来的完满程度。专门研究真理问题的“真理学”，有可能全是谬误；以谬误为研究对象的“谬误学”，有可能揭示出真理。

“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我们中国人把这句话当作智慧，写在哲学教科书上。自然界中，只有水基本上赞同这一说法：“我们平时是水，但温度一低，我们就变成冰；温度一高，我们就变成蒸汽。”

中国文化让我们忙于去适应世界。我们中国学者不害怕寻找不到真理，只害怕“理论脱离实际”。

“实践出真知”，在中国，谁要是怀疑这句话，他简直十恶不赦。其实，实践只能给我们带来经验，从经验到“真知”，这中间的距离，大概应该以“光年”为单位进行丈量。我们每天都在不停地实践着，但我们可能一辈子也不能为人类的知识宝库提供一点点的真知。“实践出真知”，这句话夸大了“实践”的神通，对真知的来之不易，则是无知无觉。

牛顿只需看见苹果从树上坠落、托马斯·扬只需观察钢琴上两个不同的键同时发出声音的效果、爱因斯坦只需粗略了解物理学上新发现的一些现象，就能提供伟大的真知。

“实践出真知”，这句话本身不是真知。它也不是出自于实践，而是出自于老者对自己那些人生经验的自我陶醉、自卖自夸。

在我们中国，有著名的美学家，没有著名的美学理论。

这是我们民族古老的传统。我们的老祖宗，从来不指望科举考试的考场上诞生伟大的新学说。决出“一举成名”的状元，目的也就实现了。

今天的各类艺术大赛，目的照样不在于让伟大的艺术品脱颖而出，而在于让某个人夺取金牌。“艺术大赛”，其实是“成名大赛”。

如果诺贝尔奖由我们中国人设立，则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使在过去的一年里，科学研究领域没有任何起色，我们的评委照样会“矮子里头拔将军”，因为，我们中国人需要制造名人。

我们中国人羡慕的，是名人，不是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