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运生谈艺录（5）

今天，把艺术确定为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据说，成了全球美学家们的共识。

这折射出了这样的现实：美学已经走投无路了，只好到艺术那里去碰碰运气。

人们是在发现了上帝之后，才去建立教堂；是在把释迦牟尼确立为教主之后，才去建立寺庙。总之，人们是在给神灵搭建住所。美学的情形相反：先搭建好住所，然后去寻找配得上住进此住所的神灵。

把艺术作为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不一定能给美学带来有科学意义的繁荣，因为早在博学而睿智的黑格尔那里，就已经这样做了。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想超过黑格尔，那也不应该是在博学和睿智方面，而应该是在学术目标方面：黑格尔满足于成立“艺术哲学”，我们应该追求的，是“艺术科学”。“艺术哲学”虽然大而无当，但想要达到黑格尔的水平，也不是容易的事。

美女的美，是美学的低层次研究对象；男人对美女的迷醉，是美学高层次的研究对象。美女的美，是造物主意图的初步实现；男人对美女的迷醉，是造物主某一意图的全部实现。这是根据进化论而得出的结论。

《荷马史诗》没有正面描写海伦的美貌，而是描写海伦在一群男人那里引起的反应。汉代乐府诗《陌上桑》，包含了类似的情形。我们认为这是高明的做法，却难以有力地证明何以这就是高明的做法，最多也只能说出诸如“化美为媚”、“化静为动”之类的话。但是，为什么“媚”就一定胜过“美”？“动”就一定胜过“静”？

现在，我们有了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 

海德格尔把特拉克尔的诗《冬夜》解说得如此乏味，如此让人摸不着头脑，他的美学见解也就高不到哪里去。

真知灼见而无趣，这是不可能的。艺术和科学有共同的敌人：无趣。为了获得趣味，人们才去开展艺术和科学活动。智力不堪忍受的，是无趣。无趣的艺术品不是艺术杰作，无趣的学说不是科学；更有趣，意味着更艺术、更科学。

亚里士多德《诗学》，主要研究的是悲剧，而不是喜剧。这大概折射了当时的风尚。悲剧优于喜剧，不是因为前者“严肃”，而后者是“笑嘻嘻的”；而是因为悲剧中有更多、更强烈的趣味。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定义中，有“严肃”和“净化”这些沉重的词语，却没有“趣味”。亚氏虽有开创之功，却无真知灼见。

在今天的中国，学者们用海德格尔式的腔调写美学文章，有方兴未艾的势头。

卓越的前人永远值得后世的景仰，科学的最新发展让我们能看清前人理论的缺陷，但这只能让我们双倍地崇敬他们理论中的正确之处。

柏拉图的“理念论美学”，呈现出神话的外观：一个事物之所以显得美，是因为它部分地分有并体现出了一种理念，最终则是让我们观赏者回想起我们的灵魂在天国时见过的此理念的整体，因此而喜悦莫名。

我们可以通过对艺术品的实证研究而得到“人类的先天嗜好”概念，由此又想起柏拉图的“理念”。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弟子，但更称得起柏拉图精神后裔的，是现代科学。希腊神话在柏拉图那里达到了新的辉煌，然后，戛然而止。

伟大的神话可以与实证科学对译，也终将被转译为实证科学。伟大的神话是粗陋的科学，科学是精细的神话。

谢灵运为了写山水诗而走进山水，山水诗却是王维游览山水的副产品。

谢灵运睁大眼睛，总是在搜寻着；王维陶醉于山水的怀抱，大自然用崭新的诗句来款待他。“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这大概算得上典型的王维式山水诗。王维更感兴趣的，不是山水秀色，而是古朴、原始，也就是哲学意味。

苏东坡用“虫吟草间”来评说贾岛。这失之忠厚，也不真实。贾岛不是草间之虫，“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这是雷霆之音。

除了写诗的才能和对诗的痴迷，一切生存本领，造物主是一件也没有赋予贾岛。

贾岛是诗国圣徒。

只有与“自然界”联系在一起，“自然”这个汉语词语的含义，才有可能得到正确的理解。自然界，是“自然”实行统治的世界。帝国，是皇帝实行统治的国家。

  今天的各大学里，广泛开设“艺术鉴赏”课程。似乎没有人想到“科学技术鉴赏”。科学技术还没有成为人们鉴赏的对象。在以实用主义为核心价值的中国文化里，人们只是学习科学技术。

能欣赏科学技术的人，不会轻易撰写哲学文章。

全天下的诗歌才华总共十斗，曹植一个人拥有其中的八斗——这是成语“才高八斗”的字面含义。这一比喻性的说法，是对于曹植的赞扬。

汉语成语是语言中的精华，唯独这个成语不通顺。如果是“才高八尺”或者“才大八斗”，就不会导致疑惑，但“才高八斗”相当于“才高八立方米”。

曹植是卓越的。我们在赞美卓越人物的时候，容易陷入颠三倒四、胡说八道——这是成语“才高八斗”折射出来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