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运生谈艺录（10）

蜘蛛一旦写成“蜘蛛网理论”，那只能是对造物主的赞美，因为蜘蛛清楚：蜘蛛网固然美妙绝伦，但从根本上与自己无关，蜘蛛网不是自己的创造物。

认识到这一点，蜘蛛并没有觉得自己受到了贬低，而是从另一个方面发现了自己的优越：自己是造物主的宠儿。

文学理论如果不能成为这样的“蜘蛛网理论”，它就是骄傲自大的，与真理无关。

当年的王国维先生搞出了被认为是中国文论之高峰的“境界说”，却又急匆匆地改行去研究历史学，王国维先生自己清楚：这个“境界说”算不上完美的科学体系，但文学理论研究的道路自己是走不下去了。

今天有学者千方百计地要把“境界说”证明成文学理论的最高峰，为人耿直的王国维先生会羞出大红脸来。不是从活生生的感觉出发，自己去创造出完美的东西，而只想把古人并不完美的东西加以装扮和神化，这是我们民族文化中的一项不良传统。

我们中国学者，写起文章来喜欢旁征博引，目的是要分享前贤的权威、显示自己的饱学，前提则是把前贤完美化。

自然科学一旦揭示了自然现象中玄妙意味的实质，就会惊叹宇宙精神（大自然）的神奇，就会感觉到人类的渺小；文学理论到现在为止，只会赞美诗人的创造性、强调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重要性。

文学理论赞美人类，并没有让自己受到人类的敬重，受到敬重的是深刻意识到人类之渺小的自然科学。

爱因斯坦的名言是：不可理解的是，这个世界竟然是可以理解的。

美学家会把这句话修改为：可以理解的是，这个世界是不可理解的。

“西方人长于科学分析，中国人长于感悟”，这是我国人文学者喜欢说的话。

其实，没有感悟，“科学分析”又在分析个什么？

启功先生早年与文友做过这样的事情：到一首诗中去确定作者最早得到的诗句。对于文学理论家来说，这是基本功。最早得到的诗句其实就是一首诗中真正有价值的部分，把它们从整体中分离出来，靠的是鉴赏力。

名句很少被放置在诗的开端处或结尾处，这在王维那里甚是明显，像“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都是在作品的中部。就音乐作品来说，美妙的乐句通常出现在开始的地方，像贝多芬的《命运》、法国国歌《马赛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和《人说山西好风光》长长的过门。怀素的狂草《自叙帖》则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每一列都是越写到底部就越是显得流畅、狂放。

不同的艺术门类，相差如此之大。

产蛋旺季的鸭子似乎也是GDP至上，证据是：有的蛋没等蛋壳长硬就给匆匆忙忙地产了下来，人们称这种鸭蛋为“软壳蛋”。不过，软壳蛋毕竟具有实质内容，仅只是形式上差了一点点。

美学文章大多比不上这种软壳蛋，因为它们只有蛋壳。美学让我们幻想出“空蛋壳仓库”这样的古怪画面。

我国科技界一位大人物说：科学思维是逻辑思维、线性思维，容易走向极端，这就是牛顿和爱因斯坦最终成为忠实的宗教徒之原因。

在我们这些重视实用的中国人眼里，宗教总是和愚昧联系在一起。

中国古人只能沉醉于自然界的美，对自然界的神奇处则没有多少感觉，对神奇处没有感觉，也就不可能产生科学。

宗教更多地也是产生于人们对神奇现象的感觉，与科学是同根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