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沉思录（42）

汉语里有种种简称。把全称加以简化，能充分体现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一个政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语里被简称为“十三大”，不是“十三会”。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对“大”情有独衷。北京大学也被简称为“北大”，不是“北学”。一个北京市有两个“人大”，一个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简称，另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简称。为了保留这个大字，北京人不在乎语言上的混乱。中国人念念不忘于大，或许是因为中国人潜意识里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英语对于由多个名词组成的词语也实现简化，简化的方式主要的是“首字母缩写”，譬如BBC是对于British Broadcasting Company 这三个单词首字母的集中。这其中似乎渗透了一视同仁或者平等的精神。

把北京大学简化为北大，也相当于首字母缩写，但汉语里的简化方式多种多样，譬如，中央银行被简称为央行，这可以理解为尾字母缩写；再譬如解放军艺术学院被简称为军艺，这是前一个词语（解放军）的尾字母和后一个词语（艺术）的首字母结合而成。这类现象，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灵活性。灵活性的反面是原则性。中国人最厌恶、最敢于肆无忌惮地加以嘲笑的人格就是死板——坚持原则性。“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世界上最把这句话奉为高级智慧的，只能是中国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城市的中学生被号召到农村去插队落户。这些中学生的名称是“知识青年”。

中学文化程度的人，怎么就能算是知识青年？

原来，把这些年轻人叫作知识青年，不一定是对他们的恭维。实际上，这更可能是蔑视性的，因为在这之前，真正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已经被彻底打倒了，当年流行的口号是：知识越多越反动。

“常”在《道德经》时代的意思，是今天的“不平常”，《道德经》时代的“常”有神圣意味，今天的“常”指的是平常、普普通通、不起眼。

一部中国文化史，是神圣意味不断丧失的历史。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中国有这样一些流行的说法：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翻身做主人，等等。

“从此站起来”和“翻身”，这些词语都是相对瘫痪而言。瘫痪病人既不能站起来，也不能翻身。对于瘫痪病人来说，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够站起来、能够自己翻转身体。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对自己的敌人往往这样诅咒：打倒某某某，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云云。这内在地把瘫痪当作人生最大的痛苦。

与疾病有关的词语，通过象征的途径，大量扩展自己的使用范围。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百家争鸣”得到提倡。百家指的是各种思想学说，但一个“鸣”字显得古怪。“鸣”指的是鸟叫。怎么就把思想家的言论比做鸟叫？

当年，没有人意识到“百家争鸣”这一说法本身有问题，但这更足以表明一个民族对于思想的根深蒂固的蔑视——集体无意识的蔑视。

杞国有一个人，老是担心天会塌下来，因此而忧愁不已。《韩非子》讲了这么一个“杞人忧天”的故事，这个“杞人忧天”成了一条汉语成语，而且是贬义的。

中国是一片乐观主义的土地，人们把“杞人忧天”赋予贬义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有些奇怪的是：为什么会有“杞人忧天”这样的故事出现？

我以为这个故事不是虚构，而是完全写实的：有一个杞人，他亲自看见过陨石闪电一样砸向地面的惊人现象。

§汉字“同”可以这样来看：有两个口，一个口吞下了另一个口，这被吞的口把吞食自己的那个口给撑破了。这正是所谓的鱼死网破。一山不容二虎，因为这二者都是虎，是相同者。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

喜爱差异是一种贵族精神。

秦始皇是中国贵族精神的摧毁者。秦始皇是“书同文，车同轨”的提倡者，喜爱的是一个同字。这个同字的意思，正就是“一个吞掉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