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沉思录（45）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上有“人民民主专政”这样的说法。如果改成“人民专政”，就显得通顺了，不再罗嗦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经常怒吼，要对自己的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乃是人民中的人民，是特种人民，是神圣化了的人民。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简洁而有力的说法，但这样的说法不符合宪法。连毛泽东后期的思想，也干脆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

人们愤怒的时候，错误的说法会自动更正过来。惟有正确的说法才有力量，才能够震慑敌人。或许，一切真理都有愤怒的意味。《圣经》里的上帝，动辄勃然大怒。

“今天真热”，我们经常这样抱怨，似乎气温应该为我们的难受负责。但我们难受，是因为我们的身体产生热，是我们自己的身体产生的热不能及时地散发，是我们自己产生的热让我们难受。

一块石头在烈火中被烧成了石灰，它也是一声不吭，这倒不是因为它没有嘴，因此有痛苦也不会叫喊，而是因为它根本上就不痛苦，因为它的身体不产生热。

人们痛苦的时候总是去抱怨外界的各种事物。

汉语说“一万”，英语将之读成“十千”；汉语说“十万”，英语说“百千”。总之，汉语重视的是“万”，英语重视的是“千”。这或许是因为：中国幅员广大，英国则是由三个岛屿组成。“万水千山”是汉语成语，如果英语里搞出相对应的成语，那只能是“千水百山”；中国古人把皇帝称作“万岁”，如果英国人愿意给他们的君主取类似的称呼，那只能是“千岁”。中国有万里长江、万里长城，麻将牌里有“万”的一类。

国土面积的大小，从许多方面影响一个民族的文化。

“姑娘”是汉语对未婚女子的称呼，但这个称呼实质上是歧视性的。姑娘的字面含义是：在娘家是自己兄弟的孩子的姑姑，在婆家是自己孩子的娘（母亲）。这是从身份给一个人命名，就像人们喊“卖水果的”、“理发的”一样。

中国文化歧视女性，还表现在今天的人们不能恰当地称呼那些有学识的女性，而只能不伦不类地称之为“先生”——先生在中国历史上是长期地专属于男性的尊称。

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有“省军级”、“县团级”的系列名词。军和团指的都是军事单位；如今，取代它们的是“省部级”、“县处级”。

军队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降低了。现实的变迁导致语言上的变迁。

今天，中国的官场有这样的时髦：张三局长被人喊做张局，李四处长被人喊做李处。为什么是这样？

我猜想，张局一类的叫法是这样出现的：一个口吃的下属本来想喊张局长，但是，说出的是“张局、局、局、局、局”，老半天也说不出“长”字来，这样的情况发生几次之后，张局长告诉这口吃的人：“以后你直接喊我张局就行了。”不曾想，其他人觉得这样的称呼新鲜而简短，也就跟着喊起了张局。再后来，人们把这一称呼推而广之。

发明有可能是一个人的缺陷引起的。

有的文科学者说：理科追求的是真理，文科追求的是道理。

这无非是因为：理科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文科到现在还远远没有。

如果已经取得了辉煌成就的是文科，那就该由理科学者去说一些类似的话了。

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一种语言越是简洁，与之对应的文字就越是繁难；一种语言越是繁难，与之对应的文字就越是简洁。汉语汉字属于前者，英语英文属于后者。大自然似乎不把所有的好处都给一个民族。

西方文字是表音文字，汉字是表意文字。但所谓表意的汉字，相当大的一部分更是寄托了种种价值观。著名的武和信，自不必说，孝字指的是儿子辈把父母顶在头上。

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说，汉族先民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为了让自己的后代能够单从文字就看出自己的价值观，才创造出了非拼音的汉字体系。汉字也是华夏民族的一种道德教化的工具。

汉语把人们的随意交谈叫作聊。聊字的偏偏是耳朵。我们与人闲谈的时候，要多用耳朵，也就是多听对方说。

这是中国古人的生存智慧。我们越是听对方多说，我们得到的信息也就越多，对方也越是能感觉到我们对他的尊敬；我们自己说的越多，我们留给他人的把柄也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