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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日志正文
冯利:文革口述史:孩童的恐惧与激动 2016-02-03 22:40:12


作者语:最近因为贪官泛滥,贫富悬殊加剧, 官民对立等等, 激起部分人怀念文革, 甚至有学者为文革招魂, 居然提出文革被妖魔化了, 看得我怒火万丈。 我放置别的事情, 策划了一个文革口述史项目, 为了给大家做示范, 我让女儿采访我做了一个范本, 所以很多事情只是点到为止, 让发小们去完善, 我也没有讲父母的坷坎遭遇和痛苦。但就是这样, 发到朋友圈短短2天, 完全没有料到在年轻人中反应热烈, 留言如潮似波。向年轻人复述历史苦难, 让他们知道那是一个扭曲人性, 践踏人权的乱世, 有助于他们在妄言面前明辨是非, 有自己的见解, 因此希望大家向年轻人转发此文, 借你们大家的力量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那个时代的荒谬, 珍惜今天的和平, 用正确方式解决社会问题, 绝对杜绝文革暴力, 会乱了国家乱百姓。

         ——冯利


文革口述史:孩童的恐惧与激动

2016-02-03 冯利 道无古今
口述人:冯利(女, 1957年出生,1966年文革发生时9岁,西南民族学院子弟)
采访人:覃沨(女,1989年出生,美籍华人)
采访时间:2016年1月
采访地点:成都冯利家中

覃沨:今年是“文革”爆发50周年,我对那段历史非常陌生,只有一些模糊概念,最近我在读冯骥才写的《一百个人的十年》,里面每个故事都让我哭得稀里哗啦的,书中有一句话:“终结文革的方式,唯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他还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文革经历。所以,我想听你讲讲你的文革经历。但是有一个问题,“文革”爆发时你才9岁,你会有什么经历呢?文革对小孩也有影响吗?


冯利口述正文

恐惧一个接一个

我是成都人,父母在西南民族学院(以下简称民院)工作,我家住在民院家属宿舍的二宿舍,就在民院校园内,离学生宿舍楼、教学大楼、办公大楼都不远,亲眼目睹了民院文革的风风雨雨。1966年,我虽然只有9岁,但我就生活在这个氛围中,生长在这个时代里,我的生命和记忆当然会留下这个时代的烙印,尽管那是成人的运动,但当时的每一个青少年都躲不开它的影响。文革长达十年,文革结束时我19岁,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那正好是一个人开始认识社会、观察成人世界到世界观初步形成的阶段,是人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何况是在那样一个乱世中度过的,我刻骨铭心地记得那时发生的很多事情。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千头万绪,我今天只给你讲讲恐惧和激动,一个10岁左右小孩的恐惧和激动。

1965年我父母双双参加“四清运动”,无法照顾家人,把小孩全部送到农村奶奶家,我在农村小学读二年级。1966年7月4日,我欢天喜地地和久违的父母一道回到成都。第二天,民院马路两旁到处都是揭发批判我爸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民族学院的‘三家村’”、“彝族文学的祖师爷”、“复辟奴隶社会的吹鼓手”、“周扬的马前卒”、“李廖死党的黑干将”等等十几种罪名。接着又张贴出漫画,还有赫然醒目的大幅标语“打退冯××的猖狂进攻!”“冯××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一夜之间,我爸就成了万恶的阶级敌人!我眼泪长淌,惊恐万状,顿时感觉天都塌了。

“小章的爸爸跳楼自杀了!”吓得我毛骨悚然,那是第一次感受认识的人自杀,死亡就在身边,恐惧。

在西南民族学院的“批判、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大会”上(不知道为什么要求家属、小孩都参加),台上的人不停地念着从台下会场传递上去的纸条,一会儿喊把这个走资派揪出来,一会儿喊把那个反革命分子揪出来,每个被叫到名字的人都被从座位上押到台前低头站着,四十多个牛鬼蛇神站了一排。每叫一个名字,我都惊恐万分,如芒刺在身,身心高度紧张,就怕听到自己家人的名字,那个过程简直就像在受刑!我爸果然被揪斗出来,我恐惧。我在家每天都战战兢兢的,生怕做错事情让大人烦心,一点也不敢给心事重重、心情苦闷的父母增加丁点烦恼,小孩的欲望、小孩的随意以及一个孩子会有的冲动和任性全部被压抑住,终日克制自己,小心翼翼。

揪斗大会后,民院红卫兵开始对本校被点名批判的干部和教师进行抄家。一群人到我家来抄家,吓得我瑟瑟发抖。我的邻居好几家接连被抄,看见抄家者进进出出,我也吓得瑟瑟发抖,恐惧。因为有人看见我妈在厨房烧废纸就跑去密报,说我家正在烧黑材料,保卫科的人立马就赶到我家来搜查。第二天,教务处的革命群众到我家来抄家,到处乱翻乱找,主要就是翻找黑材料,把家里所有的纸本、书本翻了个遍,最后搜走了一大摞手稿和笔记本。其中有我爸的一部手稿《彝族文学概况》,一共16章,是在文革前熬更守夜写了数月已经完成的完整书稿。文革后期返还抄家物品时,这部手稿却失踪了!我爸追问,对方回答找不到了。当时全中国都没有一部介绍彝族文学的专著,我爸从50年代开始田野收集资料,其中不少是解放前的彝族口头文学资料,加上多年的教学教案积累,呕心沥血而成,这样一部填补学术空白的心血之作就这样失踪了,成了我爸心头永远的痛!这不仅仅是个人的重大损失,也是彝族文化的一个重大损失,因为直到今天都没有看见这样一部书问世。

红卫兵在校内进行“破四旧”的活动,抄家、烧所谓的反动书籍、办革命展览展示抄家来的封资修物品,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展示民院副院长方驰辛家的外国用品,还有美人杯。红卫兵还拿着剪刀在校园内及民院附近的街道,剪路人的细裤脚和时髦一点的衣服,尤其剪那些烫了发的女人的卷卷头发。我那时留着又粗又长的辫子,在路上被红卫兵强行剪掉,头发被剪短到耳朵上面,说这是“革命发型”,我痛哭回家,根本不敢出门见人。

每天清晨,民院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高音喇叭里定时传出激昂的革命声音:“以下牛鬼蛇神们,扯起你们的牛耳听着!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八点半到农牧科门口集合,参加劳动,老老实实地改造,不准迟到!”这个革命声音响彻整个校园的上空,声声刺耳,刺痛的不仅是牛鬼蛇神的心,也深深刺痛牛鬼蛇神的家属和子女。每天一大早的这个声音让我害怕、心颤,躲都躲不了地直往耳朵里面钻。

民院发生自杀,有教师相继自杀身亡。我的邻居李伯伯(中文系古典文学副教授)忍受不了残酷斗争,撞石柱、用石头砸脑袋,自杀未遂,被勒令跪在那里,满脸是血,头上的白发被鲜血染成红色,石头上不仅有他的血,还粘得有他的头发,亲眼目睹,我浑身发颤,恐惧。记得起因是牛鬼蛇神排队受训时,李看见女儿路过,想上前和女儿说话, 工宣队不允许,女儿吓得连头都不敢转过去看他,悲愤之下而自杀。文革中儿女常常是刺痛牛鬼蛇神心灵最大的杀伤武器。我父亲曾说, 他文革时什么都能承受, 最忍受不了的是在批斗或劳动时瞥见我眼泪汪汪地站在那里, 那简直是刀搅一样疼。

我家对门邻居秦廷安(农牧科教师),在单位学习中共九大文件时,让他读报纸,有一个全票当选的中央委员名叫“王白旦”, 秦廷安是乐山口音,当他读到“王白旦”时,有人说他读的是“王八蛋”,是污蔑中央委员。恰逢他家晾晒了一床被面,是蓝地白花的,有人告密说他家有国民党党旗,他怀念国民党,结果,他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带着高帽,胸前挂着牌子,被红卫兵押着在民院校园游街,最后含冤去世。

我的小姑比我大10岁,她19岁,当时是西南民院的在校学生,有一天神色凝重地告诉我:民院已经有人自杀,你爸爸现在是牛鬼蛇神每天写检查挨批斗,我担心他也想不开走绝路,你从今天开始天天跟着你爸,如果看见他自杀就大喊救命,跑去抱着他的腿。我从此远远地跟在我爸身后不让他发现,战战兢兢,他到哪我跟到哪,他去公共厕所时间稍微长一点,我就吓得心慌意乱,心里紧张得要命,生怕出事。直到有一天我听见我爸对小姑说他绝对不会自杀,我才结束这段惊恐透心的跟踪。现在想想,让一个9岁的小孩面临这种局面,承受这样的任务,太沉重了,真是残酷!

看见同学江蓉的爸爸江新西(藏语老师)在民院的全院大会上被宣布是国民党特务,公安人员当场把他胸前的西南民族学院校徽扯下,戴上手铐押走。我经常在他家玩耍,和他女儿在大床上蹦,在衣柜里藏,他特别喜欢小孩,最爱变魔术从耳朵里变出糖来给我们,突然之间,他竟然是特务!让我震惊和害怕!至今还记得那天他头上戴着一顶有网眼的灰色帽子,逮捕他的场面我终身难忘。他有三个女儿,当时的年龄分别是9岁、8岁、5岁,他的妻子卓玛布赤是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他被逮捕后判刑20年,妻子失去依靠,带着小孩搭乘货运卡车沿着险恶的川藏线回拉萨投奔亲戚。多年后我在北京遇到他家一个亲戚,得知当年她们去拉萨投奔的亲戚也被抓捕,生活困顿,三个小孩从此失学,长大后一个是半文盲,两个小的是文盲,江蓉十几岁就嫁给了一个大龄老男人,条件是要照顾她的两个妹妹。据说她母亲是西藏贵族出身,三个如花似玉的大学子弟,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沦落苦海,在底层挣扎,人间凄凄莫过于此。

我的邻居陈伯伯(中文系主任)被揪斗打倒,他的亲生儿子陈明生把他摁在3楼窗台上打,好像要把他推出窗外,口里叫着:“打死你这个叛徒!”划清革命界限到忤逆不道的地步,我看见陈明生就害怕。他骂我弟弟是牛鬼蛇神狗崽子,恰巧被我爸听到,我爸怒火万丈,拎起一根长木棍跟着他追,虽然没有追上,但打击了他的革命嚣张焰气,尽管如此,我依然看见他就害怕。

看见我爸和其他牛鬼蛇神在操场列队成排,受红卫兵小将的训斥,拿着竹制大扫帚扫马路,我难过之极,走路都躲得远远地绕开走。食堂一位原来的做饭师傅摇身成了造反派,看见他粗壮的胳膊轮着军用皮带抽打牛鬼蛇神,恐惧。我爸收拾行李,与其他牛鬼蛇神一道被红卫兵押送到远在郊外的农场监督劳动,因为不知道后边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回来,逮捕江新西的恐惧一直在脑袋里挥之不去,当时吓得偷偷哭了好久都停不下来,天天晚上都是流着眼泪哽咽入睡。

我家住的宿舍楼一共三层,一楼住着我们三家人,三家人的男主人都是牛鬼蛇神,另外两家的主人秦廷安与肖绍(图书馆副教授)都是民国时代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都被专政大军管制而失去自由,游街挨斗、劳动改造、交代问题、接受审查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备受折磨,终日低头锁眉,沉默寡言,先后含冤而逝(两人的太太都因病去世),我们三家人在文革期间就亡了两家。

文革期间,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邻居各家大人总是因为各种原因迫不得已离开家,留下小孩大带小,自己照顾自己。一天,小孩群里流传关于花猫的新闻,说民院附近一户人家里闯进一个坏人,脸上涂着黑灰,藏在床底下,被家里的小孩看见,不停说花猫、花猫,大人不知道什么意思,没有在意,结果深夜这只花猫出来把人杀了。这个新闻把我吓得半死,家里只有我和弟弟,天天晚上吓得睡不着,听见风声,恐惧,听见雨声,也恐惧,窗外的任何声音都让我心惊胆颤,真的是风声鹤唳,犹如惊弓之鸟。恐惧到极端时,甚至怀疑我8岁的弟弟是别人伪装到我家来谋财害命的,终于有一次,三更半夜,我把他推醒,审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你父母叫什么?你几岁?你的老家在哪儿?你奶奶叫什么名字?他睡眼朦胧迷迷糊糊一一作答,我想:迷迷糊糊都回答正确,看来他是真身。那个混乱无序的年代,父母不在子女身边,小孩独自在家生活,毫无安全感,是会害怕的,真的会遇到很多让人心生恐惧的事情。

目击武斗

文革初期,由于每个人对学校的人和事有不同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民院出现很多群众组织,名目繁多,经过春秋战国式的纷乱演化,最后演化成“红旗战斗团”和“民院八·二六”两个对立组织。1967年“红旗战斗团”发动“一月夺权”,掌控了民院的统治权。当时成都市势力最大、最有名的大学红卫兵组织是以四川大学为首的激进 “八·二六战斗兵团”(简称八·二六)和以成都大专院校及中学生造反派组织大联合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社会上也分成“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属于所谓保守派的“产业工人战斗军”(简称产业军,老产)。民院“红旗战斗团”属于红成阵营,“民院八·二六”属于“八·二六”阵营。两派在全市范围内针锋相对,由互相攻击谩骂的派性斗争发展升级成了互相攻打的武斗,最初是用钢钎、木棒、石头等冷兵器,后来有人开始使用枪支,成都局势异常紧张,造反组织纷纷到成都的驻军营地、军工厂、武器库抢夺武器。某日,我在民院校园亲眼看见成都工学院的红卫兵头戴安全帽,高呼革命口号,排队跑步冲进民院大门,在解放军住的大楼里抢夺枪支(空军成都指挥部7237部队于1967年入驻民院,占据了部分大楼),一片激烈拼搏混战,有的解放军战士可能年纪比红卫兵大学生小,吓得直哭,抱着枪不放,有的红卫兵抢到枪支后从楼上扔下来继续战斗。我们一帮邻居小孩站在傍边吓得惶惶恐恐,当天我们就跑到民院对面的军队大院躲避,数日不敢回家,恐怖。

1967年,武斗进入高潮,昼夜枪声不断,由于民院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阵地,而周边的工厂、单位全是对立派“八·二六”、“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的阵地,民院犹如孤岛,被敌对派包围在中间,天天都听见他们要“围攻民院”、“血洗民院”的传闻,经常有密集的枪炮声像爆米花一样响彻通宵,民院的宿舍楼、教学楼和办公大楼都留下累累弹痕,每天都活得一惊一乍的。某日晚,大家正在电影院看电影,电影突然停止,灯光大亮,一个红卫兵头儿举着手枪冲进来对着屋顶“呯、呯”两枪,然后喊道“大家快跑,铁丝厂和汽修厂的人来血洗民院啦!”全部人呼啦啦地就往门外跑,这时才发现外边早已是枪声大作。我们几个邻居小孩一路狂奔,看见邻居徐阿姨便和她一道,躲到马路旁边树丛后面,爬在杂草丛生的水沟里匍匐向前,冒着满院枪声,一直爬到农牧科的学生宿舍楼。宿舍楼里跑进跑出全是神色匆匆的持枪学生,我们躲进一间宿舍,地板上放着一堆枪,坐下许久后,我的双腿还在发抖,徐阿姨瘫坐一旁,满脸大汗不停地擦拭,气喘吁吁。她是民院有名的胖子,拖着沉重的身躯,几乎爬了大半个校园,这个恐怖的夜晚让她遭了大罪。结果到第二天大家才知道,根本没有反对派的进攻和血洗,是西南民院的学生抢了驻地部队的枪支,而且是大规模地抢夺。

我和同学宁爱华等人在民院附近的浆洗街遭遇一场阻击战。我们天未亮就摸黑去排队买豆腐(当时的紧缺食品),正在小吃店吃早餐,突然冲进几个人,慌慌张张地说外边的大街被封锁了,还对行人搜身,大家赶紧把钱藏起来。我们几个小孩慌忙藏钱,我把仅剩的五毛钱塞在了鞋子里面。出了门,大街上已是空无一人,只有一队全副武装的持枪者在大路中央架起机枪、冲锋枪,把街道封锁,领头的人挥着手枪叫我们这帮小孩快走,我们加快脚步赶紧离开,岂料刚走出不到50米,一辆卡车迎面驶来,劈头盖脸的枪弹立即朝着卡车扫射。我们慌忙扑进蔬菜商店堆在路边的菜堆里,街对面有一间公共厕所,里面的人听见枪声急忙夺门而出,机枪枪口移动扫射之下,出来的人有的被打倒在地,如果机枪口稍微向右偏一、二公分,我们的小命肯定没了。卡车上跳下的人也纷纷被击中,驾驶台上跌落下一个年轻人,直接滚到我们身边,近在咫尺,但见他左手捂着右胸,鲜血不是流出来的,而是从他的指缝间射出来的!枪击者端着枪跑上来围着躺一地的人:“投降!举起手来!”那个年轻人一手捂胸另一手举起投降,大声地呻吟,一会儿就断气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近距离地置身密集的枪口射程之内,第一次迎面遇见大活人的死亡,我后来直面过多次死亡,从未像这一次这么刻骨铭心,这么纠结于心间终身难忘,彼时我10岁。

那天宁爱华还买了一瓶郫县豆瓣,枪响后瞬间扑倒在菜堆里,豆瓣全部撒出来,她惊叫道:“我的豆瓣!我的豆瓣!”我们旁边有一个身背小孩的妇女,可能因为步履蹒跚未及时逃走,和我们一起困在菜堆里趴着,背在背上的小孩却高出菜堆完全暴露在外面的枪战之下,她带着哭腔急急地低声呵斥:“不要叫!不要叫!”生怕宁爱华的声音把机枪引到我们这边。枪声停止后,别人还在打扫战场、处理俘虏,我们赶紧起身就跑。回家路上万人空巷,见不到一个人影,所有要进城的人都止步在民院附近的洗面桥街头,聚集在那里不敢前行,我们是密集枪响后第一拨走过来的人,立即被人群围着询问情况,有人指着宁爱华衣服上郫县豆瓣留下的大片鲜红印迹惊恐地喊着:“血!血!”多年后回想当时那一幕,我依然有一种从战场上活着归来的感觉。

不久,民院校园内也发生了枪杀事件,某日夜,藏族学生荣中泽朗在站夜岗时被枪击中,临死前在地上爬行了数十米,嘴里啃满了泥土青草,我们一帮小孩围着观看。“红旗战斗团”为他举办追悼会,抬着尸体满院游街,哀乐声声,复仇的口号响彻校园,群情激愤,火药味十足。当天就立即把学校里不同观点的师生抓来审讯,认为是他们沟通外单位的对立派,给别人送信造成的荣中泽朗之死,红卫兵对这些人拳打脚踢,严厉训斥,粗暴谩骂,还用烟头烧他们的脸。我认识的一位阿姨双脸都被红卫兵用烟头烧烫。过了几年后,才有民院的红卫兵学生出来忏悔,道出真相,原来是民院学生夜黑心惊看不清楚,开枪误杀了自己人。

躲避武斗

1967年8月,黑云压城城欲摧,民院局势异常紧张,我小姑班上的男同学用枪逼着不愿离开的女同学必须离开学校,疏散到安全地方去。我妈让她带着我和弟弟一起走,逃到老家西昌去躲武斗。她和两位女同学同行带着我们,临上长途客车前,她们在胸前别上毛主席像章,把身上的学生证、校徽、食堂饭菜票全部藏在内衣里,千叮咛万嘱咐我们:路上遇到任何检查,千万别说我们是西南民族学院的,以防被对立面的人抓住。我们一路提心吊胆,遇到几次武装检查都安然通过,第二天,汽车又一次被持枪者拦下检查时,同行的两位女同学因回答有疑被押下车扣留住了!小姑哭得泣不成声,独自带着我们继续乘车。她一路担忧两位同学的生死,也恐惧后面的路程,一直流眼泪抽泣,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吓得也不敢吱声,战战兢兢。到了中途一个县城,她带我们去找先期回家的同学,一见到同学,她便嚎啕大哭,半天不能言语。我们最终千辛万苦到了西昌,殊不知西昌的武斗和成都一样惨烈,机关枪、手榴弹、迫击炮全都用上了,满城腥风血雨。1980年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反映文革武斗的故事片《枫》,武斗场面就是在西昌拍的,取景时未加任何修饰,用的是文革留下的布满枪眼炮洞的实景建筑,残垣断壁,满目疮痍,根本用不着修饰。

在西昌农村躲了几个月后,以为成都局势缓解,我独自回到成都,结果发现情况恶劣依旧,民院有地方躲避的大人小孩几乎全都撤走了,我父母和民院的部分教师家属躲到骡马市的一个单位里。民院的徐定远老师用自行车载着我去骡马市投奔父母,一路上枪声此起彼伏,一会儿一梭子子弹打过来,一会儿又一梭子子弹打过去,他不停地拉着我沿街敲门挤进街边居民家中躲避,枪林弹雨中历尽艰辛才到达骡马市。这个地方其实根本不安全,当时的成都可能已经没有一处是宁静安全的。我们经常听见驻地附近的枪声,有一次,重庆造反派组织“反到底”的人一直打到门口,机枪四射,近在眼前。就是在这里,我亲眼目睹红卫兵对学生俘虏动刑。年轻俘虏的脑袋被衣服蒙罩着,双眼看不见,一群红卫兵手里拿着军用皮带围着他,用带金属扣的一端抽打他,你抽过去我打过来,轮番挥舞皮带,阵阵惨叫,那是从肠子最深处发出来的哀嚎!

前几年,我读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里面描写战争逃难的情景时,真是心有戚戚焉。

覃:简直不可思议,一直以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就是一个和平社会,怎么听你讲这些,好像生活在战争年代一样?

冯:文化大革命期间,四川的武斗根本不是两派械斗,绝不是所谓的“文攻武卫”,虽然官方和民间从来没有把它叫做战争,但经历过的人就知道,它实际上就是战争,是动用军事武器你死我活的敌对战争,更确切地说,是局部战争。四川是中国军工生产的重地,除了各种大型兵工厂外,还有无数军火库,文革时都被抢,很多中学生、大学生、工人、农民手中都有枪,兵工厂的工人中有大量是训练有素的转业军人,很多地方组织都成立有敢死队,加上有的“支左”解放军暗中送枪。重庆、涪陵、泸州打得最厉害,除了飞机没有动用外,当时兵工厂的所有武器都拿出来用了,步枪、手枪、半自动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火箭筒、迫击炮、无后座力炮等等,有的还配备无线电台和各种新式武器。重庆造反组织“反到底”把军舰、炮艇开到涪陵长江江面炮击涪陵。还有著名的“三次武装支泸”,调集了成、渝两市和宜宾地区等十八个县的武卫队,数万武装人员三次前去包围泸州,隔江炮轰对打,水路并进,有伏击、围歼、防御、狙击、进攻等等,打得昏天黑地,民不聊生。

覃:你还是个小孩,你怎么知道外地的这些情况?

冯:当时全四川的人都知道,你身边所有的大人天天都在议论局势,红卫兵小报天天都在报道战况,双方在成都的同盟者的高音喇叭铺天盖地地宣传,所以小孩儿们都知道。我成年后,一位给我看病的陈医生年轻时参加过“三次武装支泸”,他是转业军人,关于武器的使用情况是他告诉我的。

覃: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

冯:四川的武斗从1967年打到70年。
 
覃:全省一共伤亡了多少人?
 
冯:这个我不知道,文革结束这么久好像也没有看见过官方的统计数字。我曾经读过一篇回忆文章,估计四川武斗死亡一万多人,伤者五万多人。但我对此存疑。因为武斗战火遍及全省,到处兵戎相见,天天枪林弹雨,很多是无组织地瞎打,完全是一个无序的混乱状态,死的人可能不止这个数。
 
覃:除了武斗的双方对打之外,西南民院还有没有其他杀害人的行为?
 
冯:民院没有,但是各地都有牛鬼蛇神被红卫兵打死的事儿。我就知道,凉山州越西县有人把三、四个牛鬼蛇神绑在一起用炸药炸死,死者中一人是我父母的熟人,1954年在西南民院学习过。1972年,民院招收了一批西藏学生,我和其中一个藏族女孩成了朋友,她告诉我,她的熟人因为是西藏的贵族阶层,文革中被造反派一小刀一小刀地活活割死,我告诉她,这个刑法叫“凌迟”。我读过徐友渔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有其他屠杀,这篇文章让我印象深刻,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的民族耻辱:在没有外族入侵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发生这么多屠杀,完全是个不正常的社会。真的是耻辱。

苦中有乐

覃:这么一个恐怖可怕的年代,你有没有快乐过?
 
冯:有,当然有!对小孩来说,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不用上学,学校停课闹革命,天天疯玩。游泳,抓鱼,养鸡养鸭,把鸭子赶到池塘去放,到郊外的稻田里去捞浮萍喂鸭子。那时的西南学院在成都市的最边沿,出门就是农田,民院的小孩常常到农民的地里去“跳丰收舞”,偷农民的蔬菜。我们在教学楼上发现一筐灯泡,便把灯泡当手榴弹扔下去砸楼下的红卫兵,每扔一个还要做一个用嘴咬开引线的动作,仿佛在参加战斗打敌人,红卫兵来追我们,马上四散而逃。女孩子用弹弓打可恨人家的窗户。小孩成群结队捉迷藏、打游击,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我们那个时候有个侥幸,西南民族学院的一、二宿舍毗邻而居,住户基本都是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激进左派人士极少,文革初期曾经一段时间,红卫兵给这两幢宿舍改了革命的名字:“反修楼”和“灭资楼”,大多数家庭都有这样那样的资产阶级问题或修正主义问题,所以小孩之间相互没有歧视,但我们中有人在小学、中学作为牛鬼蛇神的狗崽子,备受歧视,回到邻里,大家一视同仁,都是朋友。
 
对我来说,那时最愉快的事情就是看夜空。那个时候的成都,晚上繁星满天,群星璀璨,一条清晰的银河系横跨天际。我拿着一本文革前的科学画报,经常对照着天空寻找,认识了牛郎星、织女星、北斗七星、启明星、大熊星座、小熊星座、天龙星座等等,其乐无穷。可以说,成人社会的政治运动给我的人文记忆是恐怖可怕的,是苦涩的。大自然给我的记忆是愉快美好的。那时的成都平原因为都江堰的水利灌溉系统,沟渠纵横,阡陌交错,沃野千里,田里不是绿浪滚滚就是遍地油菜花摇曳。每个村子的农家茅草房都被绿竹环绕,鸡犬相闻,炊烟袅袅。城里府南河的河水清花透亮,水源充沛,水流声哗哗震响,完全是一派瓜田李下的田园风光。成都市内的古建处处可见,有城墙、城门,小街小巷古风习习,市中心矗立着一座小天安门,叫明远楼,是一座仿皇宫的皇城,据说是明代建筑,文革时被炸了,立了一尊毛主席塑像。在这么美丽肥沃的土地上,在一个适宜人居的惬意环境中,人们却不安分守己,不安居乐业,不享受自然,一门心思地搞阶级斗争,互相斗争,互相猜疑,还要每个人“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自己斗自己。一方面是残酷的人文社会,另一方面是宜人的自然环境,两厢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荒诞的画面。这场运动就是人类的自我作践。
 
覃:原来的成都和现在好不一样啊!
 
冯:太不一样了!天地之别,面目全非。可以这样说,文革时的成都人文社会恶劣混乱、物质匮乏,自然环境是美丽的。四十年后的今天,人文社会莺歌燕舞,物质富足,自然环境却是恶劣的,成都坝子都消失了,田园风光几乎全被水泥化了。两个时代正好颠倒,反差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文革开始到文革结束后几十年,中国人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完全摒弃了“万民和睦”、“求同存异”、“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我小时候就会背诵一句名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文革十年与人斗,文革结束后与地斗,不是践踏人文环境,就是糟蹋自然环境。

欣喜若狂的激动


文革时期,除了恐惧、担惊受怕,我还经历过激动,而且是疯狂无比的激动。

文化大革命搞个人崇拜,天天宣扬对领袖、对党的无限忠诚,天天接触的流行语就是“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走一辈子革命的路”,“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小孩子从幼儿园起都被卷进去,小孩和大人一样也有极高的政治热情,当然是被洗了脑的盲目热情。1969年,报纸、广播所有的媒介都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大人小孩都成立宣传队跳舞准备迎接,广播里天天都在播放迎接九大的革命歌曲,尤其是有一首歌曲《满怀激情迎九大》,歌词大概是这样的:

长江滚滚向东方,
葵花朵朵向太阳,
满怀激情迎九大迎九大,
我们放声来歌唱。

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毛主席亲手来缔造,亲手来缔造,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来武装,哎!

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是您领导我们得解放,
您的恩情比海深,恩情比海深,
您的思想放光芒放光芒,哎!

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千锤百炼无比坚强。
永远紧跟毛主席,紧跟毛主席,
阔步奔向共产主义前方,哎!

民院的高音喇叭每天播放几十遍,天天在耳边回荡,校园到处锣鼓喧天筹备庆祝,根本弄不清楚党的代表大会究竟是什么,只知道那是一件神圣无比的事,是万民期盼的神圣大事。有一天,我和同学付军正走在球场傍边的青砖小道上,高音喇叭里突然传出激情万丈的激动声音:“告诉大家一个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首都北京胜利召开啦!!!!”我的脑袋“嗡”地一声,全身血液往上涌,心脏极速狂跳,有一瞬间激动得喊不出声音,双目眩晕,饱含热泪,我们两个又叫又跳,狂喜成一团。今生今世这是我唯一一次如此激动,是我生命中激动的最高潮,从此无论遇到多欢喜的事情,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全身心的狂喜和激动,再也没有过,这是唯一一次。十来岁的小孩被一个政党的政治大会弄得欣喜若狂、神魂颠倒,这是一个什么社会?就是一个用狂热政治思想强行灌输给大众、给大众强化洗脑的社会,就像现在的朝鲜。

问与答

覃:现在有人说,文革时期,老百姓空前自由,大鸣大放。
 
冯:错!那时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只有无限忠于毛泽东的自由,没有商榷和质疑的自由,没有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说错一个字都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以言治罪是司空见惯的普遍现象,全国几乎每一座城市、每一个单位都有人因言获罪,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要严厉。所谓“大鸣大放”实际上是肆无忌惮地攻击污蔑他人,鼓励出卖忠诚。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充满暴力的社会,不仅是武力暴力,更是思想暴力,是人与人相互揭发、相互攻击、相互戕害的社会,是对人性、人权、人的尊严公开践踏的社会。
 
覃:还有一种说法,说文革是广大人民大众欢欣鼓舞的盛大节日。
 
冯:我对别的社会阶层具体情况不熟悉,就我所生长生活其间的大学校园来说,这场运动把知识分子关进政治的笼子里,用革命荡涤一切,剥夺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考,政治挂帅,用马恩列斯毛的书取代一切学术著作,这完全是思想上的暴力虐待,对每一位知识分子来说,它就是一场梦魇。我曾经问我父亲:文革期间,你有没有快乐的时候?他答道:长达十年,一天快乐都没有!
 
覃:文革对你后来的人生有没有什么影响?
 
冯:有巨大影响,影响了我的性格。由于父亲被揪斗,从九岁开始我在家就是终日小心翼翼的,努力不做任何错事惹怒大人,不敢随便说话,不敢给精神负担沉重的父母增加半点烦恼,自己遇到的困难自己解决,一直到我十多岁,长期如此,养成了我终身在父母面前压抑自己的性格,从来就只是顺从不敢违背,从不向他们诉说苦衷。
 
我给你讲的这些经历都是从1966年到1969年文革早期发生的事,其实文革结束之前我经历过好几次特别特别压抑的时期,其中有的时间长达三年多,让我每天都难过,形成了我个性中的悲观色彩,我后来遇到事情不是一味地乐观对待,总会考虑它的消极面,从根子上说,我是个对世界怀有危机感的悲观主义者。

还有,从十来岁关心我爸的大字报起,我开始关注成人世界的事情,关心成都和四川的事态,再发展到关心国家大事,很早就养成了对世界动荡感兴趣的习惯,我到现在都不太在意身边的生活琐事,对世界时局更感兴趣。非正常的动荡年代,尤其家遭不幸的小孩,好像都早熟。
 
由于经历过家人被抨击打倒的日子,目睹过很多好人被诬陷斗争的情况,所以我一直对弱势的苦难者、对被冤枉者特别同情。
 
覃:你在文革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别的小孩是不是也是这样?你的经历是非常特殊的还是具有普遍性?
 
冯:我向你讲述的所有这些事情几乎都是民院的小孩共同经历过的事情,很少是我个人单独经历的,至少对于成都地区的高校子弟来说,我的经历具有普遍性。有人说文革中受苦受难受迫害的只是极少一部分人,我坚决不认同这个观点。我们家不是最惨的,没有家破人亡,没人投进监狱,我没有受过皮肉之苦,我就是芸芸大众中的平凡普通小孩,但我对它的记忆就是“恐怖”,我所感受的所有恐惧都是心灵上的恐惧。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显著特质:对人的精神折磨和灵魂摧残。

覃:你认为文革的特质是对人的灵魂的摧残?
 
冯:是的,是它最重要的特质之一。根据我对西南民族学院父辈一代的了解,知识分子中真正被无产阶级专了政的牛鬼蛇神是少数,失却自由的人也是少数,但是,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遭受了心灵的折磨和精神上的摧残,他们的思想都被所谓的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等政治原则钳制、禁锢住,这是文革最残忍恐怖的制人方式。所有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就连那些整过人的激进左派,都是这场运动的受害者。
 
覃: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有没有对这场浩劫深刻反省,追究其中原因?
 
冯:这是我感到最悲哀的一点,不仅是知识分子,整个中华民族直到今天都没有深入灵魂地深刻反省。1980年代出现过揭露文革的伤痕文学热潮,后来也有不少学者回忆文革,但大多都是像我一样满腔悲情地回忆苦难、控诉黑暗而已,真正在学术和理论上做深刻反思的中国人不多,更没有在国家层面上展开公开的研究和讨论。这是一场祸害国家殃及百姓的政治大灾难,唯有深刻反思,彻底清算根源,才能让国家真正摆脱政治谬误的阴霾。而且还要不时地反思,才能让代代中国人不再重蹈覆辙。只有直面这段历史,剖析这段历史,全民族才能获得精神上人格上的成长。很早就流行一种说法: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中国知识分子其实一直有人在思索文革,但毕竟是少数,且大多从历史、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等各个角度考察和分析文革,很少有人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对文革做深刻的反思,应该说,政治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是文革失控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知识分子在对文革的理性反思上几乎集体失语几十年,这也是一个值得深究的历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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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作者:马黑 留言时间:2016-02-06 11:18:05
阿立好补充。

文革时的斗争,对人权人性的践踏,空前绝后

我们都有亲身经历,应该写出来,做个记录。谈到文革,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这样说,那不只是书本上的记载,那是我们亲身经历事。

我号召大家都来口述一点文革,只要有经历的都讲出几个故事来,我很想看看,这里面究竟会有多少个故事可以用来为文革唱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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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杭州阿立 留言时间:2016-02-05 04:28:39
昨天一大早在机场等儿子(他回来参加朋友婚礼),匆匆附议了沐岚的留言。

文革开始阿立的大约也是沐岚这个年纪。再留个言。

一开始觉得新鲜。到处是大标语,批判文章。街上老有游行示众。戴高帽子,剔阴阳头,还要自己敲锣打鼓。兰陵别墅里也有人被揪出来了,觉得后怕:这么多阶级敌人,躲在俺们眼皮底下!

其实真的严重高官游街示众的不太有(即使 ‘打倒’也不知去哪里了)。兰陵别墅揪出来的那家伙,其实就是一个中青年教师,还没结婚呢。那样子也不像是个活跃分子。

小学里的一个女教师,以前都没注意到过。矮矮胖胖,并不太言语的。不知怎么被揪出来了,剔阴阳头,戴高帽,批斗会,大字报。她很老实,俺们孩子们路上看见她走过,大叫:“某某某,你要老实交待!”她:“哦!”。孩子们并无恶意,喊过后开心的走路。。。

一天早上发现她在自己的小屋里上吊自杀了。俺们那时根本谈不上什么认识啊,反思啊,只是觉得心里不舒服。。。

父母学校里的一个中年教师,木有任何官职、也木有参加任何派别斗争。不知哪里串联来的造反分子们,把他揪出来了。大庭广众之下,厉声责问他以前(也许三青团,还是什么组织)。前面好像皮带也抽过了。俺看到时,大巴掌打的脆响。打一下,责问一下。他是这么答,也是一巴掌,那么答,还是一巴掌。辩护也是一巴掌,跟着责问的人说,造就是一巴掌。脸肿得像猪头,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

这种事真是遍地都是。杭州还算是比较文明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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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黑 留言时间:2016-02-04 23:33:42
闲汉凡人: 文革的讨会涉及到一些很本质的问题,应该说当局的掩盖压制也是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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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黑 留言时间:2016-02-04 23:29:34
马甲,谢谢来访留言!我觉得有文革经历的人,都来写自己的文革故事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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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黑 留言时间:2016-02-04 23:27:08
哈哈😄😄,老高的留言好玩,我想起一句四川话,醒眼子。老高原来是16中的,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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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黑 留言时间:2016-02-04 23:23:50
我敢断定阿立对文革应该有很多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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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黑 留言时间:2016-02-04 23:22:19
我也有差点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经历,以后要写篇博文谈谈。今年是文革50周年,冯利的参议很好,有过文革经历的人都应该写出自己的文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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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闲汉凡人 留言时间:2016-02-04 22:09:42
中国知识分子总体上并无独立人格。毛泽东对此看得很穿,曰:“皮之不存毛将焉乎?”。所以今天知识分子对文革集体失语稀奇。中国知识分子多数是太监文人。少数有骨气也经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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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甲 留言时间:2016-02-04 08:52:47
谢谢分享。但愿万维的花蜜蜂及其他几位对研究文革有兴趣的人能来好好来读读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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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巴黎老高 留言时间:2016-02-04 04:36:58
鉴定;冯太婆;“道无古今,句句真言”。

那年,我是吃十七岁的饭了,家离西南民族学院也不远,该院的人如要进城是从浆西街往北,如不过南门大桥便转右弯,就是簧门街连小天竺街,成都十六中便那,本人该校的学生。

覃:妈,你意思:“道无古今,古今无道”,是咋回事?

冯老妪累啦!心头也烦。干嘴皮咂一口三花茶,鬼火冒对覃:“ 焦人,你娃儿觉悟朗咯才提得高哟?下一步这个样子;成都还好些”反革命牛鬼蛇神“在外头流窜怕东厂虚回来,觉得共产党的文革革命没结束,采访那些叔叔伯伯,OK?
巧,还都是成都府上的人,一口成都方言。如;在海外冒充思想理论水平第一的胡平(成都十九高三中学生,是个四眼)。还有个龟儿光头叫廖亦武( 好些人说这两年他的书红得很)这不还有巴黎的高叔叔。还有经常在”美国之音“海阔天空龙门阵的陈破空。

奇怪,美国之音咋不帮他整点容?让我们四川人的形象在VOA光辉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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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杭州阿立 留言时间:2016-02-04 03:33:24
附议沐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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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沐岚 留言时间:2016-02-04 02:16:17
读着这篇文章,童年的所历所见所闻仿佛又历历在目。小学二年级时,我班上有个男同学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个同学智力有点问题。有一天学校在校门口的墙上发现了一条反标:打倒毛主席!粉笔字,于是在学生中查找,对笔迹,不知怎么就查到了这位同学身上,才八岁啊。文革中我们也见过不少血腥场面,吓着也就不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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