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沉思錄（4）
早先的老子、孟子都嚮往“赤子”、“嬰兒”，直到明代，李贄還在呼喚“童心”。但到了一百年前的梁啓超，其所呼喚的就只能是“少年中國”，而不能是“赤子中國”，或者“兒童中國”了。今天，敏感而熱情的思想家，大概只能呼喚“中年中國”了。
“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這是李白的名句。 大概可以這樣揣測這兩句詩產生的過程：李白正在睡覺，一陣春風進入帷帳，吹醒了李白，李白睜眼看了一看，終於吟出了這兩句詩。 一陣風只要吹到了李白的身上，就能夠吹出美妙的詩句來。 中國古人早就發現李白的那些傑作具有“得來全不費功夫”的意味。 杜甫被江西派奉為始祖，王維被神韻派奉為始祖。最傑出的詩人李白倒是沒有被任何詩派奉為始祖。 不是李白不配成為始祖，而是沒有人配做李白的子孫。 何遜的詩句“夜雨滴空階”，在中國歷史上受到了格外的讚譽。 此詩句似乎是寫實性的。但實際上，寫實色彩是表象，“夜雨滴空階”從根本上不是寫實的——“空”的意思是空無一物，主要的是視覺的對象，換言之，五官中的眼睛最能有效地去感知“空”，但現在是下着雨的夜晚，黑漆漆的，台階是不是空蕩蕩的，那不是我們的眼睛能夠看清楚的，說台階是空蕩蕩的，就只能是我們在聽覺（聽到雨水撞擊台階的聲音）基礎之上的想象。 中國藝術對“貌似寫實的想象”情有獨鍾，山水畫或許可以徑直用“貌似寫實的想象”來定義。 曹操在《三國演義》裡被稱為“漢賊”，這是基於政治倫理的立場。從文學創作角度來說，曹操的確做過賊：《短歌行》中居然不止一處是從《詩經》偷來的，譬如“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但曹操的偷與宋朝人的偷不一樣：宋朝人偷的是前人的名句，曹操從《詩經》偷來的不是“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這樣的名句。 似乎從來沒有人指責《短歌行》裡的偷，這或許是因為《短歌行》中真正的閃光之處乃是曹操自創的名句，譬如“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如果出於某種原因，人們完全不知道唐詩是何物，則我們一定會認為宋朝是中國詩的最高峰，因為除了宋朝人自創的名句之外，唐詩中的名句大概都被宋朝人偷進自己的作品中去了。 中國有一部光輝的詩史，但似乎也有必要建立這樣一門學問：中國偷詩史。這沒有貶義。其實，把宋朝人所偷名句收集起來當作研究對象，或許是詩學實現理論突破的捷徑哩。 “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更讓王維自信的不是自己的詩，而是自己的畫。王維傳世至今的是詩，畫作都失傳了。王維詩傑作眾多，如今，這些傑作更多的只是讓我們痛苦——王維那些失傳的畫作該是如何的了不起啊。 王維能詩又能畫，其實，中國歷史上，能詩又能畫的人並不少，王維與這些人不同的是：王維認為自己的詩不如自己的畫。一些明明詩寫得不怎麼高明的人偏偏說自己的詩比畫高。 或許可以這樣理解此一現象：詩在中國確立自己在所有藝術門類中最崇高的地位，應該是王維辭世之後的事情，而且王維的詩對此事情的發生有相當大的推動力。 《莊子》裡的蝴蝶夢是一個美夢，孔子希望自己能做見到周公的夢。佛教傳入中國之前，夢更多的是一個中性的詞。在佛教那裡，夢意味着虛幻、不能持久。 杜甫的一些詩被認為是“詩史”，也就是被認為記錄了杜甫親身經歷過的一個歷史階段的事實。 “江湖滿地一漁翁”，這大概是杜甫客居四川時寫下的名句。詩句中或許隱含了這樣的事實：安史之亂導致人口銳減，廣大的土地上似乎只剩下一個老頭子了，人類很快就要在這個世界上絕跡了。 但此詩句本身的言外之意是歡天喜地的：“江湖滿地”意味着魚資源豐富，而正是因為創造性使得人發明了漁具，從而使得人能夠切切實實地獲得魚。沒有漁具，一個身強力壯的小伙子也難以從“江湖”中抓到魚；有了作為創造性之象徵的漁具，一個老年人抓到魚也不是什麼難事了。 一切傑作都是內在地歡天喜地的。 時代生活會影響詩人的創作過程，欣賞作為創作過程之終極產物的傑作卻不需要我們對詩人時代生活有任何了解。 詞也叫“長短句”。詞後於詩而興盛，或許可以理解為是對詩的一些弊端的矯正。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這是王維詩的名句。將之作出如下的調整，會更加符合日常語言的習慣：行到水窮處時，坐看雲起。 詩對整齊句式的要求，讓詩人說出一些別彆扭扭的話。 《詩經》是“四言詩”的天下。到了詞那裡，四言詩的句式才再一次大量出現。從這一點來說，詞是對《詩經》的懷念與追慕。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這是《論語》對孔子欣賞《韶》樂一事的記載。聽過盡善盡美的音樂，吃肉就嘗不出肉的味道了，也就是白吃了，也就是三個月之內用不着再吃肉了。 想吃肉而吃不起肉的人，以及想戒除肉食的人，都可以從中得到啟發。精美的藝術對於窮人是肉的代替品，對於想減肥的人是減肥秘方。 唐以前，傑出的藝術家大多是顯赫門第出身的人；唐宋兩代，傑出的藝術家大多出身平民；宋之後，傑出的藝術家大多出身於破落後的顯赫家族，譬如八大山人和曹雪芹。 玄學催生出了《世說新語》，《五燈會元》可以說是佛教的《世說新語》。 宋以前，敘事文學不發達，因為那時候的中國人能在日常生活中創造出精彩的故事；進入元代之後，敘事文學發達起來，因為中國人不再有在日常生活中創造出精彩故事的能力，所以需要專門去虛構故事。 說到《史記》，則不妨稱之為《世說新語》之前的《世說新語》。 中國歷史上，以一代宗師身份而真誠讚賞同時代詩人的人，蘇東坡是最後一個。 唐代以後，唯一不對唐詩頂禮膜拜的詩人，大概也是蘇東坡，或許也只有蘇東坡有資格不去頂禮膜拜。 第一個大規模地把寫詩當作一種遊戲的詩人，還是蘇東坡。 天才加上酒，成就的是李白；天才加上廣泛的興趣，成就的是蘇東坡。
蘇東坡大量寫作和詩（次韻詩），居然把陶淵明所有的詩和了個遍。宋以來盛行的和詩傳統，大概與蘇東坡有極深刻的關係。 把別人一首詩的所有韻腳字用作自己的韻腳，寫出另一首詩，這是一件相當有難度的事情。和詩中幾乎沒有什麼傑作，一看見蘇東坡詩集中“次韻”字眼的作品，容易讓人感覺不快。產生於克服困難的詩讓人不快，意味着人們潛意識裡不認為詩與克服困難有本質的聯繫。詩不是對困難的克服，而是直接提供完美。傑作中不存在詩人克服困難的努力，只有二流作品中才會有。 或許，和詩首先是因為社交的需要而產生。“模仿是最好的恭維”，這是西方諺語。和詩的實質是對於他人作品的部分模仿，也就是對被模仿作品的作者的一種恭維。 中年之後的杜甫在亂世中帶領全家四處飄泊，愁苦不堪，他的詩卻保存了下來，大概散失的還不多。對於杜甫來說，保存這些詩大概比寫出這些詩更困難。杜甫對自己作品的重視是可以想見的。 蘇東坡被指責為“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這是證據確鑿的，但只是表象。實際上，蘇東坡是以詩為遊戲，詩是遊戲的一種方式，重要的是遊戲，蘇東坡把詩作為做遊戲的一種方式的所有潛能差不多都給開發了。 王維、李白和杜甫都是以《詩經》為楷模而寫詩，為遊戲而寫詩，蘇東坡怕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人。 如果我們問蘇東坡為什麼寫詩？蘇東坡最有可能這樣回答：好玩。 蘇東坡受莊子的影響顯而易見，此二人的一致之處在於這個遊戲——《莊子》一書的首篇正就是“逍遙遊”。莊子和蘇東坡是中國歷史上最讓人哭笑不得的兩個天才。 唐代宮廷音樂發達，唐代的詞處在零星不成氣候的狀態；詞到宋代才全面繁榮，宋代的宮廷音樂已經不怎麼樣了。宋詞意義上的詞在今天基本上絕跡了，而今天的流行音樂簡直鋪天蓋地一般。 宮廷音樂和詞同時發達的時代大概不曾有過。詞在相當程度上是音樂的替代品。 一個人偷偷地把別人的文章塞進自己的文章里，這是今天所說的剽竊。中國古代有正好相反的一種做法：人們把自己的作品謊稱為別人的作品，當然，這個別人往往是歷史名人。 古人看重的是作品的流傳，而不是自己的名聲。這是古今之別。 有一首詞《菩薩蠻》被署名為李白，但學者們認為這是假託。問題是，這首詞為什麼被假託為李白的作品，而不是杜甫？這或許是比“《菩薩蠻》的作者究竟是誰”更有意義的問題。 “天下第一行書”《蘭亭集序》，據說成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殉葬品，今天流傳的是各種臨摹的本子，這些摹本彼此間差異明顯，這樣的差異使得我們難以想象《蘭亭集序》真本的原貌。根據這些臨摹的本子，我們對《蘭亭集序》的真本唯一能肯定的一點是：真本里有一些字被塗抹過，因為各種摹本上都有一些字被塗抹過，而且被塗抹過的字相同。 《蘭亭集序》的各種摹本，豐富和發展了“摹仿”概念。 中國文化對骯髒不怎麼計較。印度傳來的佛教把一切不好的東西都稱之為“不淨”，佛教有潔癖。“閒來石上觀流水，欲洗禪衣未有塵”，這兩句唐詩表明，潔淨是僧人本能式的追求。佛教能在中國興旺發達，原因之一，或許就是它能滿足中國人精神深處對潔淨的需要。佛教確立了潔淨在中國文化里的精神價值。二十世紀末年，美國快餐業大舉進入中國，如今，中國大城市裡的飲食業從根本上算是告別了骯髒。 懷素書法作品《自敘帖》是狂草的顛峰，也結束了狂草繼續發展的可能性。明代解縉和祝枝山也搞狂草創作，但那些作品更像是胡鬧的產物。或許，狂草是僅僅屬於唐朝的藝術，而且即使是在唐朝，狂草也是珍稀之物。進而言之，晚年的懷素本人似乎也不再從事狂草創作了。 在狂草作品中，傑出和平庸都極度誇張地顯示出自己的真面目。如果一件狂草作品裡沒有任何杰出的線條，它就是最讓人難以忍受的作品。 八大山人的書法經歷過兩次頓悟，每次頓悟的結果，是線條更加含蓄。晚年的八大山人，再也不追求字形的怪誕了，而是專注於線條的流暢、潔淨和力度。 甲骨文是漢字的早期形態，漢字的歷史也是漢字的結構日益簡化的歷史——這是漢字歷史的一般趨勢。但是，從商代的甲骨文到周代的篆書，漢字的結構並沒有簡化，整體上或許是更加繁難了。簡化的實質是追求效率，篆書不是追求效率的產物，而是周代的人們追求威儀和美的產物。 篆書表明，周代在中國歷史上既是空前的，又是絕後的，總之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的時期。 神仙和妖精都是不死者，都有了不起的神通。二者有什麼不一樣？ 按照《西遊記》，妖精與神仙生活在一起，妖精就不再是妖精，而是成了神仙；神仙與妖精生活在一起，神仙就不再是神仙，而是成了妖精。 中國古代書法家從自然界得到各種各樣的啟發，從而導致書法藝術上的飛躍，這樣的故事不少。飛機已經有一百年的歷史了，但似乎還沒有書法家從飛機在天空中留下的線條得到深刻的啟發。
張三感覺李四是可笑的，則李四大概會感覺張三是可恥的。一個民族感覺不到可恥，則這個民族一定是可怕的。中國人容易感覺到西方人的可笑，今天的中國人也容易感覺到春秋時代自己那些老祖宗的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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