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沉思录（4）

早先的老子、孟子都向往“赤子”、“婴儿”，直到明代，李贽还在呼唤“童心”。但到了一百年前的梁启超，其所呼唤的就只能是“少年中国”，而不能是“赤子中国”，或者“儿童中国”了。今天，敏感而热情的思想家，大概只能呼唤“中年中国”了。

“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这是李白的名句。

大概可以这样揣测这两句诗产生的过程：李白正在睡觉，一阵春风进入帷帐，吹醒了李白，李白睁眼看了一看，终于吟出了这两句诗。

一阵风只要吹到了李白的身上，就能够吹出美妙的诗句来。

中国古人早就发现李白的那些杰作具有“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意味。

杜甫被江西派奉为始祖，王维被神韵派奉为始祖。最杰出的诗人李白倒是没有被任何诗派奉为始祖。

不是李白不配成为始祖，而是没有人配做李白的子孙。

何逊的诗句“夜雨滴空阶”，在中国历史上受到了格外的赞誉。

此诗句似乎是写实性的。但实际上，写实色彩是表象，“夜雨滴空阶”从根本上不是写实的——“空”的意思是空无一物，主要的是视觉的对象，换言之，五官中的眼睛最能有效地去感知“空”，但现在是下着雨的夜晚，黑漆漆的，台阶是不是空荡荡的，那不是我们的眼睛能够看清楚的，说台阶是空荡荡的，就只能是我们在听觉（听到雨水撞击台阶的声音）基础之上的想象。

中国艺术对“貌似写实的想象”情有独钟，山水画或许可以径直用“貌似写实的想象”来定义。

曹操在《三国演义》里被称为“汉贼”，这是基于政治伦理的立场。从文学创作角度来说，曹操的确做过贼：《短歌行》中居然不止一处是从《诗经》偷来的，譬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但曹操的偷与宋朝人的偷不一样：宋朝人偷的是前人的名句，曹操从《诗经》偷来的不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样的名句。

似乎从来没有人指责《短歌行》里的偷，这或许是因为《短歌行》中真正的闪光之处乃是曹操自创的名句，譬如“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人们完全不知道唐诗是何物，则我们一定会认为宋朝是中国诗的最高峰，因为除了宋朝人自创的名句之外，唐诗中的名句大概都被宋朝人偷进自己的作品中去了。

中国有一部光辉的诗史，但似乎也有必要建立这样一门学问：中国偷诗史。这没有贬义。其实，把宋朝人所偷名句收集起来当作研究对象，或许是诗学实现理论突破的捷径哩。

“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更让王维自信的不是自己的诗，而是自己的画。王维传世至今的是诗，画作都失传了。王维诗杰作众多，如今，这些杰作更多的只是让我们痛苦——王维那些失传的画作该是如何的了不起啊。

王维能诗又能画，其实，中国历史上，能诗又能画的人并不少，王维与这些人不同的是：王维认为自己的诗不如自己的画。一些明明诗写得不怎么高明的人偏偏说自己的诗比画高。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此一现象：诗在中国确立自己在所有艺术门类中最崇高的地位，应该是王维辞世之后的事情，而且王维的诗对此事情的发生有相当大的推动力。

《庄子》里的蝴蝶梦是一个美梦，孔子希望自己能做见到周公的梦。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梦更多的是一个中性的词。在佛教那里，梦意味着虚幻、不能持久。

杜甫的一些诗被认为是“诗史”，也就是被认为记录了杜甫亲身经历过的一个历史阶段的事实。

“江湖满地一渔翁”，这大概是杜甫客居四川时写下的名句。诗句中或许隐含了这样的事实：安史之乱导致人口锐减，广大的土地上似乎只剩下一个老头子了，人类很快就要在这个世界上绝迹了。

但此诗句本身的言外之意是欢天喜地的：“江湖满地”意味着鱼资源丰富，而正是因为创造性使得人发明了渔具，从而使得人能够切切实实地获得鱼。没有渔具，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也难以从“江湖”中抓到鱼；有了作为创造性之象征的渔具，一个老年人抓到鱼也不是什么难事了。

一切杰作都是内在地欢天喜地的。

时代生活会影响诗人的创作过程，欣赏作为创作过程之终极产物的杰作却不需要我们对诗人时代生活有任何了解。

词也叫“长短句”。词后于诗而兴盛，或许可以理解为是对诗的一些弊端的矫正。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是王维诗的名句。将之作出如下的调整，会更加符合日常语言的习惯：行到水穷处时，坐看云起。

诗对整齐句式的要求，让诗人说出一些别别扭扭的话。

《诗经》是“四言诗”的天下。到了词那里，四言诗的句式才再一次大量出现。从这一点来说，词是对《诗经》的怀念与追慕。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这是《论语》对孔子欣赏《韶》乐一事的记载。听过尽善尽美的音乐，吃肉就尝不出肉的味道了，也就是白吃了，也就是三个月之内用不着再吃肉了。

想吃肉而吃不起肉的人，以及想戒除肉食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启发。精美的艺术对于穷人是肉的代替品，对于想减肥的人是减肥秘方。

唐以前，杰出的艺术家大多是显赫门第出身的人；唐宋两代，杰出的艺术家大多出身平民；宋之后，杰出的艺术家大多出身于破落后的显赫家族，譬如八大山人和曹雪芹。

玄学催生出了《世说新语》，《五灯会元》可以说是佛教的《世说新语》。

宋以前，叙事文学不发达，因为那时候的中国人能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出精彩的故事；进入元代之后，叙事文学发达起来，因为中国人不再有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出精彩故事的能力，所以需要专门去虚构故事。

说到《史记》，则不妨称之为《世说新语》之前的《世说新语》。

中国历史上，以一代宗师身份而真诚赞赏同时代诗人的人，苏东坡是最后一个。

唐代以后，唯一不对唐诗顶礼膜拜的诗人，大概也是苏东坡，或许也只有苏东坡有资格不去顶礼膜拜。

第一个大规模地把写诗当作一种游戏的诗人，还是苏东坡。

天才加上酒，成就的是李白；天才加上广泛的兴趣，成就的是苏东坡。

苏东坡大量写作和诗（次韵诗），居然把陶渊明所有的诗和了个遍。宋以来盛行的和诗传统，大概与苏东坡有极深刻的关系。

把别人一首诗的所有韵脚字用作自己的韵脚，写出另一首诗，这是一件相当有难度的事情。和诗中几乎没有什么杰作，一看见苏东坡诗集中“次韵”字眼的作品，容易让人感觉不快。产生于克服困难的诗让人不快，意味着人们潜意识里不认为诗与克服困难有本质的联系。诗不是对困难的克服，而是直接提供完美。杰作中不存在诗人克服困难的努力，只有二流作品中才会有。

或许，和诗首先是因为社交的需要而产生。“模仿是最好的恭维”，这是西方谚语。和诗的实质是对于他人作品的部分模仿，也就是对被模仿作品的作者的一种恭维。

中年之后的杜甫在乱世中带领全家四处飘泊，愁苦不堪，他的诗却保存了下来，大概散失的还不多。对于杜甫来说，保存这些诗大概比写出这些诗更困难。杜甫对自己作品的重视是可以想见的。

苏东坡被指责为“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这是证据确凿的，但只是表象。实际上，苏东坡是以诗为游戏，诗是游戏的一种方式，重要的是游戏，苏东坡把诗作为做游戏的一种方式的所有潜能差不多都给开发了。

王维、李白和杜甫都是以《诗经》为楷模而写诗，为游戏而写诗，苏东坡怕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

如果我们问苏东坡为什么写诗？苏东坡最有可能这样回答：好玩。

苏东坡受庄子的影响显而易见，此二人的一致之处在于这个游戏——《庄子》一书的首篇正就是“逍遥游”。庄子和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最让人哭笑不得的两个天才。

唐代宫廷音乐发达，唐代的词处在零星不成气候的状态；词到宋代才全面繁荣，宋代的宫廷音乐已经不怎么样了。宋词意义上的词在今天基本上绝迹了，而今天的流行音乐简直铺天盖地一般。

宫廷音乐和词同时发达的时代大概不曾有过。词在相当程度上是音乐的替代品。

一个人偷偷地把别人的文章塞进自己的文章里，这是今天所说的剽窃。中国古代有正好相反的一种做法：人们把自己的作品谎称为别人的作品，当然，这个别人往往是历史名人。

古人看重的是作品的流传，而不是自己的名声。这是古今之别。

有一首词《菩萨蛮》被署名为李白，但学者们认为这是假托。问题是，这首词为什么被假托为李白的作品，而不是杜甫？这或许是比“《菩萨蛮》的作者究竟是谁”更有意义的问题。

“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据说成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殉葬品，今天流传的是各种临摹的本子，这些摹本彼此间差异明显，这样的差异使得我们难以想象《兰亭集序》真本的原貌。根据这些临摹的本子，我们对《兰亭集序》的真本唯一能肯定的一点是：真本里有一些字被涂抹过，因为各种摹本上都有一些字被涂抹过，而且被涂抹过的字相同。

《兰亭集序》的各种摹本，丰富和发展了“摹仿”概念。

中国文化对肮脏不怎么计较。印度传来的佛教把一切不好的东西都称之为“不净”，佛教有洁癖。“闲来石上观流水，欲洗禅衣未有尘”，这两句唐诗表明，洁净是僧人本能式的追求。佛教能在中国兴旺发达，原因之一，或许就是它能满足中国人精神深处对洁净的需要。佛教确立了洁净在中国文化里的精神价值。二十世纪末年，美国快餐业大举进入中国，如今，中国大城市里的饮食业从根本上算是告别了肮脏。

怀素书法作品《自叙帖》是狂草的颠峰，也结束了狂草继续发展的可能性。明代解缙和祝枝山也搞狂草创作，但那些作品更像是胡闹的产物。或许，狂草是仅仅属于唐朝的艺术，而且即使是在唐朝，狂草也是珍稀之物。进而言之，晚年的怀素本人似乎也不再从事狂草创作了。

在狂草作品中，杰出和平庸都极度夸张地显示出自己的真面目。如果一件狂草作品里没有任何杰出的线条，它就是最让人难以忍受的作品。

八大山人的书法经历过两次顿悟，每次顿悟的结果，是线条更加含蓄。晚年的八大山人，再也不追求字形的怪诞了，而是专注于线条的流畅、洁净和力度。

甲骨文是汉字的早期形态，汉字的历史也是汉字的结构日益简化的历史——这是汉字历史的一般趋势。但是，从商代的甲骨文到周代的篆书，汉字的结构并没有简化，整体上或许是更加繁难了。简化的实质是追求效率，篆书不是追求效率的产物，而是周代的人们追求威仪和美的产物。

篆书表明，周代在中国历史上既是空前的，又是绝后的，总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时期。

神仙和妖精都是不死者，都有了不起的神通。二者有什么不一样？

按照《西游记》，妖精与神仙生活在一起，妖精就不再是妖精，而是成了神仙；神仙与妖精生活在一起，神仙就不再是神仙，而是成了妖精。

中国古代书法家从自然界得到各种各样的启发，从而导致书法艺术上的飞跃，这样的故事不少。飞机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但似乎还没有书法家从飞机在天空中留下的线条得到深刻的启发。

张三感觉李四是可笑的，则李四大概会感觉张三是可耻的。一个民族感觉不到可耻，则这个民族一定是可怕的。中国人容易感觉到西方人的可笑，今天的中国人也容易感觉到春秋时代自己那些老祖宗的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