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沉思录（28）

动画片的主要观众是儿童。日本动画片的特点是：剧中的成年人说的是儿童的语言；中国动画片的特点是：剧中的儿童说的是成年人的语言。

中国文化缺少天真因素，也就是儿童精神。文化传统上的缺失，再加上历史悠久的应试教育制度，使得中国儿童成了世界上最不快乐的儿童。

陶渊明写下了不朽的诗篇，苏东坡让陶渊明赢得了不朽的光荣。

苏东坡极力推崇陶渊明，当是由于：陶渊明能够毅然决然地从官场撤退，苏东坡却做不到；其次，陶渊明诗歌风格上的平淡到了极点，苏东坡诗歌的风格从根本上是浓烈的。

平庸的人喜爱的是与自己相同的他人，卓越的人相反。

性与暴力是世俗文艺的两个主题。性在中国的电影和电视剧中还不是无拘无束的，结果是：中国的电影和电视剧里加倍地充斥着暴力。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式，表明质量和能量可以互相转变，看来，性和暴力也可以相互转变。文化大革命期间，性成了完全的禁忌，暴力也就达到了顶峰。

今天，中国那些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其中的人物似乎都不会笑了。与此同时，中国人似乎也不会哭了。充斥画面的是各种愤怒。

孔子有典型的诗人气质——厌恶日常语言、渴望语言奇迹，但孔子意识到，有比当诗人更紧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文化的继往开来。孔子没有成为一般意义上的诗人，却无法忘记诗，结果是：孔子整理出今天我们见到的《诗经》，作为基本教材。

研究中国诗歌史，要多注意李白、苏东坡这样的天才诗人；研究中国文化史，要多注意杜甫、贾岛这些苦吟诗人。

中国文化缺乏虔诚，唯有苦吟诗人们比较充分地表现出了虔诚。

“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能够从平凡事物中看出高深的道理，为什么一定要去攀登华山和嵩山？这是陶渊明的诗句。陶渊明不是有钱人，而且患有足疾，所以，游览远方的名山是有困难的。

是种种困境造就了陶渊明那些不朽的田园诗。如果陶渊明既富有又身体健康，最伟大的山水诗大师大概就不会是唐代的王维了。

“杞人忧天”是一则寓言，说的是一个杞人老是担心天会砸下来，因此而惶惶不可终日。

这个忧天的杞人让我担忧。我担忧的是，如果这种“忧天”有遗传性，过不了三、四代人，这个杞人的后裔，他们的两只耳朵就不会是长在脑袋的两侧，而是会长在头顶上，就像兔子的耳朵。兔子的两只耳朵指向天空，是因为它的危险来自从天而降的鹰。

佛经里的释迦牟尼预言：有朝一日，女孩子半岁的时候就可以生育。

释迦牟尼当是观察到了这样的事实：富足人家的女孩子，因为营养充分，比贫穷人家的女孩子更早进入生育阶段。

有意思的预言是事实基础上的夸张。但这预言其实是诗，体现的是对幼女的迷恋。言外之音是：幼女有生育能力，就应该使之受孕，否则就是生育能力的浪费。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却没有火烧紫禁城；“破四旧”期间，著名的古建筑被毁灭的无数，但似乎没有人想到要去毁灭紫禁城。

紫禁城外观上太威严了。

无巧不成书，这里的巧指的是碰巧，这里的书指的是叙事文学作品。像是古时候的说书先生最早发现了叙事作品离不开碰巧。一说到“碰巧”，说书先生注意到听众们的耳朵都竖起来了。在《红楼梦》那里，巧具体化成了“可巧”。去掉所有的“可巧”，《红楼梦》也就不再是《红楼梦》了。

作为长短句的词，被认为是音乐与诗的统一。“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是白居易的词《忆江南》。这首词的构成是：三字句、五字句、七字句、七字句、五字句。

什么是这首词的音乐性？从三字句到五字句再到七字句，这是数量上有规则的变化（递增）；词的后四句是“五字、七字、七字、五字”，这是一个对称结构，也是数量上有规则的变化。

音乐就是数量上有规则的变化。“忆江南”词谱上的音乐性是突出的。

“帝子降兮北诸，目渺渺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是屈原《湘夫人》中的前四句诗。前两句诗各有六字，共计12字；后两句诗是五字句加七字句，共计也是12字。这四句诗中的音乐性，体现为变化着的均衡。屈原是音乐感强烈的诗人，是词的自发创造者。

学者们通常认为，词的音乐性指的是词可以直接被歌唱。

诗难以翻译，尤其难以翻译的是词——词中的音乐性几乎是完全不能被翻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