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沉思录（1）

按照《圣经》的首章“创世纪”，从光开始，万物是上帝为了自己的需要而逐一地创造出来的。中国的《老子》说构成世界的万物都是“道”的玄孙——“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周易》说构成世界的万物都是“太极”的玄孙——“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按照《圣经》，每一种事物都是为了某一神圣目的而存在；按照《老子》和《周易》，万物相互间都有亲缘关系。

《圣经》的世界是庄严的，《老子》和《周易》的世界则是温情脉脉。

达尔文发现了进化的真理，却不急于著书立说，只是在学术界老朋友的催促下才动笔。中国历史上与之相似的是老子——没有关令尹喜几乎胁迫性的恳求，老子就不会写出那个著名的《五千言》。

或许应该这样理解这一现象：民族心理上与现代西方更相像的是二千年前的中国，而不是今天的中国。

从容不迫在中国历史上消逝得太早。印度佛教认为一个人经过八百万辈子的修行才能最终成佛。中国人追求的是“立地成佛”、“顿悟成佛”。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这二者是律诗中前后相继的基本格式。平对仄，仄对平，这是根本要求。但平仄明显地对应于中国最古老的概念阴阳，这样，所谓平仄相对也就是男女相合了。

律诗出现之前，盛行过的是“宫体诗”，这些诗是色情的。律诗出现之后，中国历史上写色情的诗就不多见了。律诗本身潜在地激发人们的性想象。

“孤帆远影碧空尽”、“孤帆一片日边来”，这都是李白的名句。或许，“孤帆”最能象征李白的人格。“孤”指的是孤傲，“帆”离不开风。

观世音菩萨在印度是男性，传入中国之后就成了女性。观世音菩萨的使命是救苦救难，中国人本着冷静的现实主义精神而看到：一个男人在这个世界上不制造苦难就足够了，怎么能指望一个男人去救苦救难？

《红楼梦》里的刘姥姥有装傻充愣的喜剧才能，还有即兴编故事的文学才能，因此而获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爱，也因此而得到一些赏赐。但让刘姥姥受到王熙凤敬重的，靠的是刘姥姥作为乡村老太婆的人生哲理——能直接解决人生疑难问题的哲理。刘姥姥也只是在运用自己的哲理的时候，才真正展现出了自信和尊严。

艺术让人喜悦，哲理让人敬重。

古印度有这样的神话：大地上原本没有人，一天，一群神仙降临到大地，发现稻米是如此之香，于是吃了起来，不曾想吃多了，身体变笨重了，再也飞不起来了，从此，大地上有了人。

《圣经》记亚当和夏娃因为偷吃禁果而被逐出伊甸园，大地上有了代代相传的人类。

既承认食物的美好，对美好的食物又怀有恐惧之情，都体现在这两个神话之中。无条件地赞美食物的，或许只有中国文化。

梵高的一些画作里，万物都被波浪化了，唯独房屋方方正正、平平稳稳。这些画中的房屋应该被认为象征的是子宫。这个世界上，只有子宫才是安全的。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这是杜牧的诗句。“人家”首先指的是房屋，坐落在寒山上的白云深处，难以抵达，甚至难以找寻。这里的“人家”归根结底也应该被认为象征的是子宫。

我研究文学杰作而得到这样一种强烈的印象：人类潜意识里最看重的事物，是眼睛和知识。性和饮食都不是。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形而上学》的第一句话是：“求知是人的本性”。接着又说：“人们总爱好感觉，而在诸感觉中，尤重视觉”。

历代的学者都想解释，人类历史上为什么只有古希腊人发展出了哲学。现在，我似乎有理由这样说：那是因为只有古希腊人充分地发展了人类最强烈的两种本性。

王阳明著名的话是“心外无理”。“心”的意思是灵魂。

宇宙是万物存在的处所，灵魂是真理存在的处所。

一个人不去追求真理、不为真理提供住所，他的灵魂的基本功能就算是被白白地浪费了。

七声音阶里的第四音阶“4”，在中国的名称是“变徵”。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写荆轲将要去刺杀秦始皇，饯别的宴席上，荆轲“为变徵之声”，结果是众人“皆垂泪涕泣”。可见“4”是一个容易带来悲切感的音符。

盛行于中国历史后期的“五声音阶”里却不见了这个“4”。把“4”从音乐领域驱逐出去，折射的是乐观主义在中国文化那里的胜利。

在西方音乐那里，简直是无“4”不成曲。

“祖先崇拜”是中国文化里的一项传统，二十世纪直到今天，许多中国人把中国社会里的各种弊端归罪于自己的祖先。

不会有人在这个世界上白得便宜。

《史记》的可读性超过了《汉书》，但这不一定是因为司马迁的文才超过了班固，更多的是因为《史记》的内容是以西汉之前的历史为主，《汉书》写的是西汉。

进入西汉之后，有趣的人和事越来越少。今天中国人的大多数自称“汉族”，而不是“前汉族”。

中国古代“二十四孝”中有“郭巨埋儿”故事：妻子生下一个儿子，郭巨担心儿子会分减母亲的食物，所以想活埋儿子，挖坑的时候却发现一坛子黄金，其中的纸条上写有“孝子郭巨，黄金一釜，以用赐汝”字样。

人们通常指出郭巨埋儿的故事折射出中国文化对于年轻一代的不人道。但在我看来，这个故事折射出来的，是中国文化里的“现世现报”理想，也就是急功近利的集体无意识。

一切艺术杰作都是通俗不易懂。艺术杰作是神对人的恩赐，所以通俗。艺术杰作不易懂，因为艺术杰作是神的一种存在方式，而神是若有若无的。

喜爱色彩是人类的本性。西方人通过绘画满足自己对色彩的需求。水墨画兴起之后，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日益显赫，中国人把对色彩的喜爱，主要的转移到了瓷器身上。瓷器成熟于唐代，山水画也是在唐朝开始兴起的。

不太会欣赏中国画的人通常关注的是画中的事物形象，比较内行的欣赏者关注的是笔墨技法，但即使对于内行来说，八大山人的那些杰作吸引人的，是画中的事物形象，尤其是这些形象相互间的关系。在天才作品那里，技法放射不出自己的光辉。

西方的油画整个儿被色彩覆盖，有些中国绘画作品上的空白多得足以触目惊心。

或许，一个民族的艺术是对这个民族现实生活的平衡。中国艺术尚简洁，与之相对应的或许正是人际关系的复杂。

西方基督教堂的屋顶指向天空，意味着人们仰望苍天；中国山水画被理解为是画家想象性地从天空俯瞰大地的产物。

西方文化的根底是谦卑，中国文化的根底是过于狂妄。

“鹭飞林外白，莲开水上红”，这是杨广的名句。

我这样推测这两句诗的产生过程：杨广首先想出的是“红莲开水上”这一归根结底算是平平常常的句子，接着在纸上写下来，但写的不是一遍，而是两遍，甚至更多，反正是首尾相连。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写在纸上的第一个“红”字出了问题，杨广按照五言诗的读法从“莲”往下读，于是就读出了“莲开水上红”这种新鲜而奇妙的句子来。接着，杨广顺着写对偶句的习惯，如法炮制了“鹭飞林外白”。

实际上，今天的我们也可以不甚费力地模仿出“荷摇风中绿”之类的句子来。

印度佛教的“唯识学”追求的是深刻和精确，这二者也正是科学所奋力追求的。这个唯识学因为大名鼎鼎的玄奘法师而在中国落户过，但随着玄奘法师的辞世而旋即销声匿迹了。

中国人对科学精神不感觉亲切，这一点早就被佛教检验过了。在中国历史上大红大紫过的，是艺术意味十足的禅宗。在今天的国际分工中，中国人应该扬长避短。

同是对山水自然的爱，在西方发展出达尔文的进化生物学，在中国发展出山水诗和山水画。

这让我们想起“互补”概念。

一个小伙伴掉进了大水缸里，司马光砸破水缸，救了小伙伴。这是著名的“司马光砸缸”故事。

历代中国人赞赏机智的司马光，却没有人责备留下安全漏洞的成年人。

对“机智”的极度欣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刘邦要求韩信发兵进攻项羽，韩信此时却派人来要求刘邦封自己为齐国的“假王”，刘邦破口大骂之际得到谋士张良的暗示，马上随机应变，对韩信的使者说：“要当王就当真王，当什么‘假王’？”刘邦因为机智而终于如愿以偿。

曹禺先生《雷雨》中，周萍生了异父的两个儿子周萍和鲁大海，周萍既不认识鲁大海，也不认识母亲周萍。周萍因故殴打鲁大海，母亲侍萍说道：“你是萍儿。”周萍惊异于侍萍怎么知道自己的名字，而侍萍也想遮盖自己与周萍的母子关系，就机智地改说道：“你凭什么打我的儿？”周萍发觉不对头，就问侍萍：“你是什么人？”侍萍脱口回答：“我是你妈。”但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侍萍马上又机智地改口：“我是你打的那个人的妈。”这一段对话是著名的，却也是令人不快的——机智玷污了母爱，让母爱成了可以随意控制的东西。

一次，英国首相丘吉尔做演讲过程中，有人在纸条上写下“笨蛋”之后递给了丘吉尔。丘吉尔当众念出“笨蛋”，马上说：“这位先生只是签了名，可是忘了写下内容。”

反社会性的情绪（仇恨）得到了宣泄，却又不对社会秩序造成损害，这是对幽默的一种理解。幽默几乎是人的一种本能，但不是每一种文化都推崇幽默。推崇幽默的文化是这样的文化：既重视个人利益，又重视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