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後半期國共內戰期間，有三個東北女子在東北嫁給了三個雲南男子。這三個雲南男子都是抗戰初期，從雲南到延安抗大學習，後被派往東北工作的共黨幹部。50年代初期解放大軍南下，三個東北女子隨同丈夫南下到了雲南，最後在雲南呆了大半輩子。我認識三個女子中的兩個：一個是母親的好朋友，老家瀋陽的侯阿姨，。另一個是小妹妹的婆婆，老家哈爾濱的香妮兒。而小妹妹和小妹夫的婚姻，就是侯阿姨從中牽的紅線。

香妮兒已經82歲了，最近寫了人生回憶錄，小妹妹傳過來給我看，我讀後覺得有意思。

這是一個82歲老人回首人生的真實回憶，從某個方面反映了那個時代包括滿洲國日本

殖民統治，國共內戰，解放大軍南下，建國初期直到文革的中國歷史，有可讀性。回憶

當然帶有回憶者本身的政治傾向，但它沒有政治宣傳的目的，就是一個個人回憶，寫下

來留個後人。徵得香妮兒和小妹妹同意，在此分上下兩集發表。

香妮兒回憶：八十二歲回望（上）

父愛養育的童 年

1930年3月10日，我出生於哈爾濱市道外北十二道街一個大雜院裡，乳名香，都叫我香妮兒。

我爹名張玉琦，我娘張王氏，均是河北省清河縣油房鎮農民。由於黃河決口，家鄉遭災，難以為生，1927年我爹帶着娘和姐、哥闖了關東，在哈爾濱市松花江邊落下腳，以做小買賣維持家計。那時的哈爾濱，由於清朝無能，簽訂沙俄協議，修建了中東鐵路，北至滿洲里，南至山海關、大連，又有松花江水運，陸路、水路交通都很發達，已是一個國際大都市，外國僑民、特別是蘇聯十月革命跑出來的俄國人很多，最多時有二十幾萬僑民，好多國家都在此設立了辦事機構，開商店、辦工廠、做生意，各種宗教的教堂林立，非常的繁華，我家的生活還過得下去。可是這種日子不長，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發動“9.18”事變，接着便占領了東北。由於哈爾濱市特殊的地位和駐軍的抵抗，日本鬼子在1932年才占了哈爾濱。在日本軍國主義的扶持下，東北成立了滿洲國，我們都成了亡國奴，這一年我剛好兩歲。日本軍國主義在政治上對人民進行奴化教育，在經濟上掠奪中國資源，那時規定中國人不准吃大米，只能以雜糧充飢。不准說不滿的話，否則就是經濟犯、政治犯。記得我家街對面有個磚牆大院內有一個樓，駐着日本憲兵隊，江岸邊還設有派出所，經常聽到有人被打的喊叫聲，很可怕。日本人來後，生活就變得艱苦了。

我娘共生了五個子女，第一個是個姐姐，幼年時患病無錢醫治，我爹娘用大掃帚背上姐姐的衣服，到外邊喊魂，可姐姐還是死了。還有一個小弟弟，乳名樂意，還在吃奶的時候，我娘得了“羊毛疔”病（後來才知是闌尾炎），家裡無錢看西醫，請了一個草醫，說是“絞腸沙”，用針把皮膚挑起來用刀割，我娘疼的死去活來，最終也沒治好，還是故去了，葬在了貧民義地，那年她才35歲。娘死後，我的小弟弟得了腮腺炎，也是請草醫看，不知在臉上塗了什麼黑乎乎的東西，結果也沒治好，又病又無奶吃，最終在病餓中死去了，葬在了去貧民義地的山坡上。這時家裡就只剩姐姐、哥哥和我三個孩子。我爹一天到晚既要忙於掙錢，又要照料我們的生活，十分困難，這時就有人想給我爹介紹老伴，介紹人是個白鬍子老頭，來家裡幾次，院裡的嬸子大娘們就悄悄跟我們說，你們千萬不能要後娘，要了後娘就有受不完的氣了。我們三個一聽嚇壞了，就對我爹又哭又鬧的說我們不要後娘！不要後娘！我爹含着淚說：好了，不要後娘了，你們也別鬧了。自打那起，那個白鬍子老頭再也沒來了，這件事就被我們幾個攪黃了。

我爹整天愁眉不展，忙裡忙外，實在困難重重，就捎信把在關里家的我的大爺（伯父，名張玉珂，是運河上的一名縴夫）叫了來，照顧我們幾個的生活。那時姐姐12歲，就學着做飯，還會到外面去攬活，如刺繡、縫襪子口等，我們也會跟着干，幫着能掙幾個錢。我爹在外面幹活，每天都回來得很晚，我們都睡了。有幾次爹回來了，他喊我們：起來！起來！吃好吃的！我們趕緊爬出被窩，吃到了爹給我們買回的豬頭肉、羊雜碎、牛板筋什麼的，吃得可香了。

我爹是個堅強、開朗、明事理的人，再難他也要把我哥送進學校讀書，我哥是我們家學歷最高的一個，讀完了小學6年。我和姐姐就沒有條件上學了，後來我爹看我還聰明，就把我送到一個道德會學校學習，這個學校不收學費，每天教你認認字，唱唱歌什麼的，我爹看我學得很用心，就問我：你願意讀書嗎？我點了點頭說願意，我爹就把我送到南十二道街回民辦的光裕國民小學讀書，這個學校收費低，開學那天，新生太多了，老師就把大家召集起來問：你們誰願意讀二年級啊？我也不知哪來的膽量站起來說：我願意！結果學校就把我編到了二年級。開始學習，學的是日語（漢語叫滿語）和算學，還有手工課，班主任老師叫陳文燕，對我很好，我學習也很用功，各方面都表現好，就當了級長。

這時已經是1941年的夏天了。我讀書期間，我哥還不到16歲，我姐已經19歲，在當時是到了該出嫁的時候了。可我姐一走，誰來操持家務呢？我爹決定讓我哥結婚，娶個嫂子。通過同鄉王大叔把他在關里家的女兒王銀卿（與我姐同歲）嫁給我哥。他們結婚前，我爹問我：給你娶個嫂子，她要打你怎麼辦？我說那我也打她，我爹聽了就笑了。新嫂子娶進門後，我姐就要出嫁了，在出嫁前她把哥嫂和我找到一塊說：我就要走了，咱妹妹還小，你們可不能給她氣受。我嫂子說：姐姐放心，我們會對妹妹好的。我嫂子真是說到做到，在以後的日子裡，她一直對我很好，一次我發高燒，睡在炕上老看見我爹喝水的茶壺蓋上燒餅在跳舞，我嫂子趕緊把我送到醫院治療，才好了，否則我可能會燒出毛病來的。那時由於窮困，我頭上身上長滿了虱子，我嫂子給我洗、弄，她給我一些衣服、內褲什麼的，我來了月經也不會弄，就用我嫂給的短褲去擦、整。漸漸的我變乾淨了一點，也學會做點衣服、做鞋。那時有個感冒根本不算什麼，記得有此我得了感冒，大人們就把我用棉被蓋住，四個大人，一人坐一個角，任憑我怎麼哭鬧，就是不放我出來，直到汗出透了，才讓我把腦袋伸出來，我的燒也退了，病也好了。哈爾濱的冬天是十分寒冷的，家家都在冬天來臨前儲備燒煤，可我家老是煤柴不夠，我就經常去江邊，在水運來的原木上去剝樹皮，去到運煤的路上去撿煤炭。一天傍晚，我和哥一起去，可守煤的一個俄國人竟放出一條大狗來咬我們，我哥對我說：快蹲下！快蹲下它就不敢來了！我們一蹲下，那條大狗真的就回去了。還有一次，我白天去撿煤，正碰上大卡車往煤場送煤，車上有幾個裝卸工人，其中一個問我：小姑娘，要不要煤？我說要！他就用力給我拋下一塊很大的煤，這個叔叔真好，這塊大煤我們一天都燒不完。1942年，可能是日本鬼子在中國的侵略戰爭遭到頑強抵抗，困難重重了，對我們這些亡國奴就更不當人看了。吃的、用的、穿的都實行配給制，給中國人吃的幾乎都是發霉、變質的雜糧，而穿的布料要幾戶抽一個簽，生活更加艱難了。

就在這時，我爹因操勞過度得了重病，我看他嘴眼歪斜動彈不得，大人們都來扶他，想讓他坐起來，而我嚇得只會哭，我爹對我說：出去！我出去後我爹就過世了。我們全家亂作一團，安葬我爹的錢物什麼都沒有，怎麼辦？那時我哥在大廠子（即二七機車車輛廠）當學徒，有人出主意叫我哥到廠里求救，我哥第二天天不亮就披麻戴孝到了大廠子跪在了大門口，那時，正值上班人很多，都過來關心問怎麼了？怎麼了？聽我哥說了以後，工人們就要求日方廠長給以解決，在工人們的關心下，廠方真的用木材做了一口棺材，送到了我家，才得以把我爹裝殮了進去，出殯那天，廠里來了一些工人，其中還有幾個日本工人，在我爹棺材前磕頭。那時我就覺得日本人也並不全是壞人。以後我爹也安葬在了貧民義地與我娘在一起。那時很想娘，但娘死得早，對她的容貌已模模糊糊。我想爹，記得有一年冬天爹領我上街，我的兩隻手凍得通紅，我爹就把手一縮，給了我一個袖口，叫我把手放進去，好暖和喲！這種溫暖至今不忘。我爹是個偉大的爹，他聰明能幹，也肯干，在那個艱難困苦的時代，把我們撫養成人，是多麼的不易啊！

我爹去世後，經濟來源斷絕，我哥只是個學徒，也養不了家，無奈之下，我大爺對我說：香妮兒，退學吧，去當工人吧，咱家實在無力再供你上學了。我聽後心裡很難過，便去找陳老師，陳老師跟校長講後決定免我的學費希望我繼續讀書，我回家跟大爺一說，大爺無奈的說：讀書不要錢，那吃飯怎麼辦呢？我知道我實在是不能再讀書了，便謝過了老師，跟我的好女伴邰淑卿跑到江邊大哭了一場。我哥知道後在家也大哭了一場。我的讀書生涯就在四年級上學期結束了。我那時剛滿13歲，經人介紹先到了一個小印刷廠當裝訂工，專訂精裝本，我一早帶上我嫂子昨天做的剩飯，用大碗裝上，布巾一包就去上班了，這個廠的老闆還好，每天中午給工人們煮一大鍋湯菜，什麼白菜粉條，有時還有幾片肉，我就用這個熱菜湯往飯碗裡一澆，就這麼冷冷熱熱吃了，天天如是，能吃飽就很不錯了。但這個廠給的工資少，後又經人介紹到了再生襪廠、毛紡廠繼續做工，再生襪廠雖然工資高一些，但都是用軋過的舊棉花紡成紗，再織成襪，廠里飛花亂舞，味道難聞，用的機器也很陳舊，紗如斷了，你得用手去摳紗錠里的棉花才能接上（到後來，我的右手兩個手指變形，與此不無關係）。那時大爺管家，發的工資都交給大爺，我能掙錢養家了，心裡還是挺得意的。那時，我們姐妹三個，苦是苦，但個個都酷愛文藝，我哥喜歡唱歌、繪畫，字也寫得漂亮，炭畫人像也畫得不錯，我則喜歡音樂、京戲，特別是老生戲，常往戲園子裡鑽，看不花錢的戲。我姐喜歡評劇，常哼哼“張五可坐繡樓……”什麼的，我大爺會唱河北梆子《大登殿》。在無事時，我和哥常以看誰哼“步步高”（廣東音樂）最快來取樂。這也是在苦難生活中，我們的一點點樂趣。可是我哥哥還是被窮困壓倒了，他瘋了，一天到晚說他畫一張畫賣給汪精衛能得多少多少錢，他的同學來看他，他竟不讓人家走，把人家嚇得跑了，我哥還追了出去。那種場景真是嚇人。後來，是我嫂子的娘家人把哥接到農村，讓他跟一個老道士，邊學功夫，邊吃草藥，才漸漸清醒了起來。這時候我只好住到了姐姐家，我大爺一個人整天蓋着被子不起來，餓了就燒馬糞煮玉米糊喝，日子真難熬！

1945年8月15日，日本軍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興高采烈，在我家門口看到，也不知什麼地方的群眾自發抓了中國人最恨的一些漢奸、特務打個半死，然後捆綁起來，用馬車拉到松花江邊，再用小船運到江中心投入江中，活活被水淹死才解恨。晚上我們聽到了稀疏的槍聲，日本人放火燒了自己開的煙廠，附近群眾都說不能叫他白白燒了，去搶去，我和哥也去了，搶回來幾捆捲菸紙。後來，蘇聯紅軍進了哈爾濱，松花江岸停了許多戰艦，在街上也看到了三三兩兩的紅軍士兵，對我們很友好，可是工廠機關都關門了，我和哥都失業了，把從日本煙廠搶回來的捲菸紙賣掉，只維持了一段生活，在無事可做，無錢可掙，又得養家糊口的情況下，我哥和幾位愛好文藝的朋友進了演藝圈，先後在“中國血汗劇藝社”、“大中華劇團”等處唱歌，畫布景、廣告什麼的，並把我也拉了進去。我參加了一個話劇的演出，但導演說我演得象個男孩，就這樣混飯吃。當時給我的感覺是亂鬨鬨的，象是無政府狀態。1946年初，國民黨接收大員曾來過哈爾濱，沒帶軍隊，我哥憑藉才智考上了市政府總務處，接着又把我介紹進了市政府交換台，每天接轉電話。我倆又有了工資收入，可以養家了。不久，國民黨接收大員就跑了。

最早看到明朗的天

1946年4月28日，中國東北抗日聯軍進駐哈爾濱，進城走的路就在地段街，離我家很近，我跑去看，只見一律的灰色軍裝，穿草鞋，軍紀嚴明，對人和氣，給我留下很好的印象。哈爾濱正式成為中國唯一的特別市。我還照樣在交換台工作，領導都是老紅軍、老八路。這些老同志的作風跟國民黨接收大員根本不一樣，他們非常和氣可親，我真的感覺到翻身了，當了國家的主人了，工作非常賣力。業餘時間，市政府愛好京劇的人組織起來，在慶祝第一個“8.15”抗戰勝利紀念大會上，排練演出了京劇“打漁殺家”，我演肖恩，桂英由財政局一女同志擔任，京劇老師是一位京胡琴師。不久，市政府社會局要成立工人店員俱樂部，並建立工人店員文工團，就把我和哥調去從事文藝工作。以文藝形式深入工廠商店組織發動工人店員組織起來開展各種活動，這時我的一個隊友送給我一把小提琴，我開始學起提琴來。這個文工團到1946年底便完成了使命。隊員都分配到各行各業工作，當時領導找我談話說決定把我分到小學當音樂老師，我有點擔心自己沒有讀過幾天書，音樂水平也有限，就拒絕了。

離開了工作崗位，在家閒着專門學習小提琴和音樂理論知識。我的老師是一位俄國人，叫西托洛夫，他是拉中提琴的，他的夫人是彈鋼琴的，他的教學方法還不錯，每個星期給你指定曲子，先自己練，然後到他家拉給他聽。就這樣，我大約學了半年，1947年6月，經朋友介紹，我到了哈爾濱市自來水廠做業務員，就是記賬，有時也出去收收水費，抽空跑跑水源地，教工人們唱唱歌、識識字。我們廠長名郭林軍、工會主席名王瑞，為人都非常好，下了班後，組織我們青年職工學政治，由廠長親自上課，從“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講起，到“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等許多毛主席的文章，使我們提高了思想覺悟，對黨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廠里還組織我們上街扭大秧歌，王瑞主席親自帶領我們跳，還演街頭劇，什麼“兄妹開荒”、“夫妻識字”等。我們一幫年輕人積極性高，生活非常充實。這年年底，我被評為該年度的工作模範，帶了大紅花，照了集體像。我從心裡熱愛黨，下決心要申請入黨。我找到了廠長，跟他說了我的心願，那時黨還沒有公開，廠長笑着說：你怎麼知道我是共產黨？我說是從你的行動看出來的。他說你寫個申請書，但黨正在整風，黨還沒有公開，要等一段時間才能討論，後來我就認認真真地寫了一份申請書交給他。

我和良認識，後來我們結為終身伴侶，是在1948年2月，哈爾濱市召開首次烈軍屬代表大會，我從自來水廠抽調到大會工作。主要是深入小組參加學習討論，然後把大家的意見匯報到大會秘書處。那時，良是大會秘書，我每天都要向他匯報，這樣才認識了。良他為人忠厚、善良，但不善言談，為了給大會造氣氛，我和良合作為大會譜寫了會歌“二月里二十七”在大會上教唱，使大會氣氛更加熱烈。會後，良常通過田夫同志（女，也是延安來的）約我到市政府後樓他們的住處玩，良會做菜，特別是紅燒魚做得很好吃，但只是接觸而已，並沒說相愛之事。1948年夏，第一次全國文代會在哈爾濱召開，會後東北電影製片廠的何士德、蘇民夫婦來到自來水廠找廠長郭林軍說：你們有個會拉小提琴的張香妮，我們要調她到東北電影製片廠工作。郭林軍聽後就趕緊找我談話徵求我的意見，我當時對自來水廠有點捨不得，但又想到東北電影製片廠可以學習專業，發揮我的愛好和長處，所以就說：我願意到東北電影製片廠去。他很支持，並說你的入黨申請材料，我們會連同檔案都給你轉過去。我回家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大爺和哥哥，他們都很支持，嫂子幫我準備了被褥，用我娘用過的一個舊背面和做小買賣用的棚布，給我做了床被子。我帶上能穿的幾件衣服，由一位姓孫的同志（據說是個劇作家）領着，乘火車到了興山（又稱鶴崗，是個邊遠的山坳，盛產煤炭）。這次是誰推薦的我至今都不知道，那時，我沒什麼名氣，小提琴只是在學習階段，拉得並不太好，文化音樂理論知識更是一般般。

 小提琴激起的文化情結

東北電影製片廠（長春電影製片廠的前身），是由中國共產黨接管當時偽滿洲株式映畫會社而來，它在興山的所在地是日本人的一個兵營經改造而成的。人員來自祖國四面八方，還有一些留下來的日本技術人員。廠長袁牧之（是上海老電影演員，後任電影局局長），副廠長田方（老演員，於藍愛人）和吳印咸（延安攝影團團長），下設有藝術、技術、總務等諸多處，陳波兒是藝術處長（袁牧之愛人，也是黨的總書記），藝術處下有演員組（組長陳強）、音樂組（組長何士德），我分在了音樂組工作，並認識了新的提琴老師戶田（是個日本老太太），滿洲株式映畫會社的，她也給我指定教材“赫曼”，經練習後，拉給她聽，她加以指點。那時音樂組作曲有張棣昌、黃准、李季達、李凝、向異，後又陸陸續續來了葛炎（阿詩瑪作曲）、高田、李犧（李維漢女兒，李鐵映姐姐）和她愛人徐揮才。樂隊來自許多單位。除了練琴，還學打擊樂，唱歌，音樂理論知識什麼的，當時主要任務是為戰爭、民主運動紀錄片等配音。

生活待遇上，實行供給制，我到廠不久就給我發了一床新棉被，還是緞子被面，發了衣服，洗漱用品，婦女專用品等，好像什麼都有了。一個月有兩毛錢的津貼，可給家寫信，買郵票用。每天三頓飯，多數吃雜糧，每個星期可吃到一次肉，洗一次澡，我十分滿足。

政治上，可能是因為轉來了我的入黨申請書，黃准同志經常與我接觸談話，我也經常到她家玩，但當時黨還沒有公開，那時，由於人員來自各方，在全廠開展了新舊對比的思想教育，組織叫我在全廠大會上發言，我講了新舊社會兩重天。1948年11月6日經李莫愁（演員，著名導演王濱的愛人，後任長影黨委書記）黃准（著名電影作曲家）二人介紹，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共產黨員。與我同時加入的還有李捷（大提琴手，曾任長影音樂科長）。我們在新聞片編輯吳國英同志（支部書記）家裡秘密宣誓，不久，黨就正式公開了。我以一名共產黨員的面貌出現，從此更加努力地投入了學習和工作。

領導發現我普通話說得比較標準，讓我擔任了許多紀錄片的解說工作。解說室是一間小屋子，牆周圍用紫紅絲絨包裝起來，一張桌子，一個話筒，一盞紅燈，一盞白燈，解說詞是一段一段的，白燈一亮，我就說一段，紅燈亮就是結束了。編輯會叫我出去休息，並對我的說法、字的讀法加以指點，再進小屋，再說，練上幾次就正式錄音了。這時期，我解說了許多紀錄片，如《民主東北》1至4集，還有前方發回來的戰爭片，和一些反映著名戰役的片子，如：《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北平入城式》等，在《北平入城式》的解說中，當我說道解放軍以小米加步槍打敗美式裝備的國民黨八百萬軍隊時，我激動得熱淚盈眶，說到“東交民巷”（各國駐中國領事館區）寫着“中國人和狗不得進入”，我又義憤填膺，很快就正式錄音了。此外，在新中國第一部動畫片“瓮中捉鱉”中（李季達作曲），我站在高台上。對着話筒，用琴尾和琴弦做特技和技巧配音。1949年春，針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細菌戰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危害，我參加了科教片《預防鼠疫》的拍攝工作。我演了一名女宣傳員下鄉做宣傳，導演是袁乃晟，（最近在電視上看到他已90多歲，童顏鶴髮，仍很健康，他幾十年來導演了多部譯製片，被授予終身成就獎）。後來我到昆明工作時，從新華書店送來的《新中國電影史》上看到此片列為新中國第一部科教片，還登了我在宣傳時的照片。在第一部風光片《長白山》中，我也擔任了解說（此片由李犧作曲），我才知道長白山上有天仙湖和鎖鏈蛇什麼的。

在業餘時間，我還第二次演出了“打漁殺家”，我仍演肖恩，桂英一角則由演員安琪（曾演過幾部電影）擔任，教頭則由技術部門一位姓秦的擔任，不同的是，這次全部用話劇化妝法，我由著名演員呂斑（《六號門》的導演）化的。我們還排練了“三打祝家莊”，後來由於長春解放，我們要搬往長春而沒有演成。

黨公開後，廠里成立了毛澤東思想青年團，選舉了總支委員會，姜雲川任書記，郝風格（均是延安來的小八路），、李捷、楊秀英、于洋（著名電影演員）、我等，還有技術部門一人任委員，我和郝風格（攝影新聞記者，陪同周總理出席萬隆會議時，飛機被國民黨特務炸毀沉入大海而犧牲）任組織委員，于洋任宣傳委員。１９４８年冬，我還代表東影出席了在佳木斯舉行的嫩江省青年代表大會，在會上我聽到了許多東北民歌。

１９４９年春，長春解放，上級決定東北電影製片廠遷往長春。我們乘火車的貨車，走得比較慢。到達哈爾濱時，停的時間長一些，我經批准，回了一趟家，看望了大爺和哥嫂。到達長春後，長春城周圍還布滿鐵絲網，中央對長春的解放是採取圍困，只准老百姓出，不准國民黨官兵出。我們新的廠址就在偽滿株式映畫會社舊址。這個電影廠比較大，攝影棚據說是全國最大的，裡面可蓋幾層樓，我們進去時攝影棚里有一股腥臭味，地面一灘灘血跡還清晰可見。一打聽，才知這是國民黨官兵在被圍困期間殺馬吃留下的血跡。這裡工作條件比興山好多了，有了單獨的練琴房，可以更好學習提琴和配音工作。

我在東北電影製片廠（全國解放後改為長春電影製片廠）工作一年多，在這一年多里，我覺得是我一生中最充實、最愉快、又令人難忘的一年。這一年我努力工作，也作出了一些成績。1981年夏，我已在昆明，還收到了長春電影製片廠給我寄來的建廠35周年（1946—1981）的賀卡和紀念章，同事們說：你都離開了這麼多年了人家還沒忘記你。我們音樂組那時隊伍很大有100多人，當時在東北電影製片廠大門前照的合影曾被中央電視台崔永元主持的節目幾次運用，我看了以後心情仍十分激動。要提一下的是到長春以後，良通過航校政委的愛人程大姐與我聯繫，常打電話約我到他家玩，並講了許多良的好話，這時我給良寫了一封長信詳細介紹了我的情況。

1949年夏，上級決定我和李志（小號手）、孟爽（中號手）、王明（雙簧管手）調北京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工作。記得那時我們乘火車經山海關時還進行了幣種兌換。新影老廠址在新街口，我們住在西四牌樓，是居民房，房東叫我們小姐，我說我們是同志。領導先讓我們從各處來的新來人乘大巴遊覽了北京城，我們看了故宮、頤和園、景山公園等，還看了慈禧睡過的房間和床，看了萬曆皇帝（應是崇禎皇帝）上吊的樹，那時北京故宮和街道還比較舊亂，賣小吃的賣勞力的很多。那時工作很忙，當時中央正在籌備召開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我們的工作主要是報道中央領導人的活動，還有就是今天是哪位民主人士到北京了，明天又是哪位領導要來了。片子拍好後，都由黃准作曲，我們負責演奏錄音。北京熱得很，中午廚房都給我們做“撈麵”吃。新影廠廠長是汪洋，有一次，我們開大會，動員改成工薪制，汪洋說，你們需要的東西不能都發，改成工薪制就可以買了。在討論時我們不同意，認為拿了錢就不革命了。現在想來，那時真是單純幼稚到極點。

一天，正在工作時，良突然來了，他跟我說，中央決定，雲南幹部都要回雲南工作，希望我跟他一起走，我猶豫不決，他又通過組織找我談話，動員我跟他一起到雲南，我雖然捨不得電影工作，但又覺得良老實忠厚確實是可以託付的人，便決定跟他到雲南去。良在北京的戰友很多。他抗大畢業後，分到抗大二分校工作，就在晉察冀軍分區領導下，北京解放後，晉察冀軍分區改為北京軍區，所以他在京期間吃住都有人接待，汽車團（在豐臺）給他派了一部吉普車，拉着他到處跑。組織上很快給我辦了調動手續，黨的關係是到中央組織部辦的，中央組織部還為我們買了回哈爾濱的火車票。回哈後我回我的家，良仍住市政府後樓。我家對我要去雲南有不同意見，我大爺說雲南是交趾國尜尜縣，人長得青面獠牙紅頭髮，你怎麼去那裡呢？我說已經決定了，不好改了，你看人家良不也長得很漂亮麼？那時是7月下旬，一些老同志包括原自來水廠的廠長郭林軍（時任建設公用局長）說乾脆結了婚再走，路上好有個照應，家裡也同意了。7月30日我和良在市政府一間小會議室結了婚，用組織上發的結婚費買了糖果什麼的，我家裡人和良戰友都來參加了。結婚後，我搬到了良的住處。8月5日我和良離開哈爾濱到長春集中，當時集中了在東北工作的20幾個雲南幹部，其中有劉林源（參加過二七大罷工，到雲南後任省總工會主席，副省長，文革時去世）、徐克（女，劉林源愛人）等，還有雲南地下黨派往北京參加全國青年代表大會的程玲英、李英等。在集中期間除了學習文件，還參觀了長春市，如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的皇宮，偽滿洲國八大建築，軍醫大學和長春電影製片廠等，還請我們看了電影，其中就有我參演的《預防鼠疫》，所以一些同志知道我從事過電影工作。人員集結完畢後就從長春出發了。

南下的永恆記憶

我們乘火車經過了幾個省，到達了蚌埠長江邊，那時還沒有過江大橋，是用船裝上火車渡江到了南京，又上路軌到了火車站。那時第二野戰軍司令劉伯承、政委鄧小平都在南京，東北來的這些幹部被編在二野四兵團下面的西南服務團雲南支隊，劉林源任隊長，馬繼孔任政委，下設有幾個處，良為政治處宣教科科長，我是幹事。那時已招收了許多大學生、中學生、工程技術人員、工人，加上從山東、蘇北老區調來的幹部組成了好幾個大隊，我那時做的事就是到位於南京集賢路上的中央政治大學了解情況，組織行軍途中的文藝宣傳隊和辦行軍小報的人才。閒暇時參觀了中山陵和蔣介石的總統府。劉林源徐克同志還約良和我游了玄武湖，船家採集鮮藕給我們吃，那藕又白又大又嫩，特別好吃，這是我第一次吃藕。我和良還到新街口商業區買了一頂蚊帳。南京是個繁華的城市，街道寬闊，綠樹成蔭，特別是通往中山陵的路兩邊都種滿了樹和竹子。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典，我是在廣播喇叭中聽到的，當毛主席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我心情無比激動，經過這麼多年的浴血奮戰，人民共和國終於成立了，從此我們不再受外國侵略者欺壓，中國人站起來了。

10月3日，雲南支隊浩浩蕩蕩從南京乘火車出發。我們先到了武漢，進行輕裝，為行軍走路做好準備，我只留了被子和換洗衣服，減了一些重東西，但卻捨不得小提琴，一直背着它，輕裝後從武漢坐船經洞庭湖，過龜山、黃鶴樓時，船靠岸讓我們下船參觀。到達長沙，住在湘江北，開始休整學習，這時，我渾身忽冷忽熱象是病了，衛生員看過後說我可能是打擺子，給我吃了幾片奎寧，還是不好，領導叫我過江到醫院看病，我乘大木船過了湘江，到長沙城內找到湘雅醫院，醫生給我做了全面檢查後說，你沒有病，是懷孕了。我出院又乘船回到江北。衛生員聽說後向我道歉。老實說，我也不懂吃奎寧有什麼問題。長沙學習結束後，大隊乘火車到湘潭，從這兒開始就要行軍走路了。領導宣布懷孕三個月以上的要留守，我和良商量，那時，我懷孕近三個月，如留守，我有點害怕，良也不放心。於是我們決定，還是一起走。行軍開始了，我背着背包、提琴和米袋子一路走來。在湖南境內，多半是走公路，一天30余公里，大隊有打前站的，在下站早已號好房子，到了就有住處，當然，好壞都有，最差的是睡柴房。還有警衛營，早就出發在前方要害地段，占領了制高點，就是在這種警衛下，我們的一位挑着油桶的炊事員還是被土匪用槍挑死了。大隊召開大會，馬繼孔同志講話宣布不准個人行動，一定要跟好隊伍，大家也都提高警惕。到達貴州境內，爬山就多了。一天翻一座山，就有30多公里。我那時肚子有點大了，就用一塊長白布把肚子纏起來，貴州雨多，山路又滑，打着油布傘爬，上山一身汗，下山一身涼，也不知摔了多少跤，但我看見那些學生們互相攙扶着走，山頂又有宣傳隊在鼓動，那種場面很是感人。最糟糕的一次是我在離貴陽還有200多公里的地方，左腳崴着了，腫得很厲害，疼得走不動了，就哭了起來，良趕緊把我拉到一個小房背後說，別哭，影響不好，我也知道影響不好，但我確實走不動了，這時大隊人馬已走遠，收容車也不見， 就在這時公路上出現了一張第四野戰軍運油的大卡車，良把車攔下來說明情況，駕駛員說，上車吧，我可以把你們送到貴陽。我和良上了車，雖然風吹得很冷，可傍晚就到了貴陽，找到了支隊部住的地方———省政府招待所，立即請衛生員給我治腳，幾天也就好了。

1950年的新年是在貴陽過的，這時就聽說雲南宣布和平起義了。年後，支隊繼續往雲南前進。那時，支隊汽車有限，縣團級幹部可輪流乘坐，輪到良時，他總說叫香妮兒坐吧，我會暈車，實際上是照顧我懷孕的身體。行軍生活是比較艱苦的，到了吃飯的地方，每個人把米袋子交給炊事班，用行軍鍋燜一鍋飯，菜也是在當地買到的青白苦菜煮一鍋菜湯，良為了我懷孕身體的需要，他買了些肉和豆豉炒在一塊裝在軍用水壺裡，到吃飯時，弄一點出來給我吃。，增加點營養。一次，良乘車早到貴州晴隆，我走到後，他說我給你買了雞肉，吃吧，吃完後，他才說不是雞是鴨，這是我第一次吃鴨子。到達貴州盤縣後，支隊休整學習，休息時間我們去看了一個深不可測的山洞，據說戰爭來時，裡邊可以藏好多人。休整後又繼續前進。過平彝（貴州與雲南交界處）那天，貴州這邊陰雨綿綿，而雲南這邊卻是紅日當頭，一片光明，大家不由得歡呼起來。我們到霑益住下，昆明派來了人民慰問團，開了聯歡會，每人送了一個口缸一條手巾。還看了雲南大學花燈隊演出的花燈。我們還見到了雲南邊縱支隊的戰士，他們身穿毛蘭土布衣褲，腳穿草鞋，身披用氈子做的大斗篷，也聽說了他們堅持地下鬥爭的艱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