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沉思录（7）

  历史本身不一定有什么目的，各种伪造的历史一定是有目的的。

狮群里有分工与合作，但没有等级制；鬣狗群里有严格的等级制。这似乎与动物个体的外貌有关。每一只狮子都是威严的，每一只鬣狗都显得猥琐。

一个群体的成员都猥琐的地方，才适宜于等级制。

从鬣狗那里我们还能看到：猥琐与残忍似乎有关系。或许，鬣狗是真正“残忍”的动物——它们不是首先杀死猎物，而是从活生生的猎物身上撕下一块块肉。

但还有乐观一点的理解：狮群里不实行等级制，每一狮子因此都显得有威严；鬣狗群里长期盛行等级制，每一只鬣狗因此都显得猥琐。

把《红楼梦》里的荣国府和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贵族世家做一个比较。欧洲大贵族供养文学艺术和科学界的优秀人才，荣国府则豢养了一些清客，清客的职责是谄媚主人；欧洲大贵族家有对外开放的学术沙龙，荣国府则有海棠诗社。总之，欧洲大贵族家是某种社会活动中心，荣国府则是一个大家族自娱自乐的地方。

荣国府真正突出的地方，也是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地方，或许是美食。

产生于明朝的《金瓶梅》和产生于清朝的《红楼梦》，到底有什么根本的不一样？《金瓶梅》是“男女”的，《红楼梦》是“饮食”的。

这两部小说的不一样或许折射出了它们所属时代的不一样：明朝是淫荡的，清朝是贪吃的。

据说，当年孔子手头有三千首诗，孔子从中挑出三百零五首，成了流传到今天的《诗经》。其余的二千多首诗差不多都失传了。

问题是：孔子挑出的都是精华吗？有精华被遗漏了吗？但提出这样的问题，其实是对孔子的苛刻，因为孔子没有保存所有这三千首诗的责任。我们太容易苛求我们的圣贤了。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们要“打到孔家店”，要“批孔”。

孔子小时候家境差，所以就成了多才多艺，但孔子似乎没有研究过医术。或许，孔子的身体素质并不好，因为《论语》不止一次记载孔子得了重病。如果当初孔子研究过医术，历史上的孔子有可能成为宗教家，也未可知。耶稣基督为自己赢得信徒的主要手段之一，是为人治病。

孔子生当中国最需要创立伟大宗教的时代，却被一种日益遭受破坏的伟大传统吸引，满足于复兴这一传统，有了孔子，中国历代有知识的人从根本上拒斥宗教，中国的普通民众只能陷入各种粗鄙的迷信之中。

孔子的学生当中，最勇敢、最不怕死的是子路，按照《论语》，唯有这个子路心血来潮似的向孔子提出过有关死亡的问题，孔子却巧妙的给搪塞了过去——“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终究没有创立宗教，或许有许许多多的原因，但大概也与孔门弟子普遍地对死亡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恐惧和困惑有些关系。

叔本华认为基督教是幼稚的，因为基督教采取了“讲故事”的方式。其实，如果站在平民的立场上，尤其是站在文盲者的立场上，则这正是基督教的长处。唯有讲故事的方式才能让普通人去领悟那些高深的真理。

中国文化的短处，在于普通人领悟高深真理的福利没有受到关注。在孔子那里，普通人的精神生活被设想为止步于“知礼”，普通人只是被鄙夷地认为是“困而不学”的人。中国的普通人也就掉进了鬼文化的泥坑之中。

中国的精英文化是孤芳自赏的，中国的世俗文化是粗鄙的。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产生于明朝的文学经典，都大量描写了战争和暴力，前者描写的时代是汉末三国，后者描写的时代是北宋。突出的一点是：《三国演义》里出现了大批视死如归的人物，《水浒传》里却没有，有的只是一味的残暴或忍让。或许由此可以说：到了北宋，高贵的精神在中国大地上差不多绝迹了。

中国文学史上有“诗庄词媚”的说法——诗是庄严的，词是妩媚可人的。词又被叫做“长短句”。诗通常是由同样长度的一些句子组成，这意味着诗内含了排比，诗的庄严性源于这些排比产生的力量。

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词的鼎盛时期是北宋。我们似乎有理由这么说：北宋是中国文化由神圣性转向世俗性的时期。

汉字与汉语都是创造，但创造二者所遵循的原则是不同的。汉字是象形文字，创造汉字依靠的是我们的眼睛对事物的观察。

但似乎没有人认为汉语是象音语言。创造一个汉语词语，依靠的是我们的耳朵对事物的倾听——让一个说汉语的文盲为一种他未曾见过的鸟命名，从而创造出一个汉语词语，这个文盲最终根据的十之八九将是这种鸟发出的声音。我的母亲是文盲，她根据鸟的鸣叫声给一些鸟取的名字让我大感惊奇。说汉语的文人给事物命名，其所根据的却不是耳朵，而是他的眼睛，譬如把中国文学史上的术语“词”说成是“长短句”，分明是文人使用自己的眼睛的结果。如果由一个文盲来命名，它或许就被叫做“很好听的一段话”。

文人最怕的是自己会眼瞎，文盲最怕的是自己会耳聋。

或许，一切语言首先都是象音语言。

中国智者对寓言创作感兴趣，似乎是孔子身后的事情。孔子是格言大师，格言是端庄肃穆的，寓言通常是喜剧性的。从春秋到战国，中国政治日益暴力化，中国文化却喜剧化了。政治暴力化和文化喜剧化同时出现，是偶然现象吗？

或许，政治暴力化只是文化喜剧化的前提之一，另一个前提是思想管制比较松弛。战国时代兼具这两条。

一个老太太干家务活累了，就自己说道：“休息一下。”说完就躺了下来。

人是需要命令的动物，得不到别人的命令，就自己给自己下命令。

汉字命和令，都包含了“人”字。造字者分明传达了自己对于人类本性的一种洞察。

词似乎是男性为了传达自己的性幻想而创造的文学方式，像“虞美人”、“蝶恋花”、“满庭芳”、“沁园春”、“点绛唇”和“念奴娇”等等词牌，一望就足以引人产生性幻想。

如果词作者是以女性为主，她们又将弄出什么样的一些词牌呢？

秦始皇和汉武帝，二人最大的污点是：对别人残暴，自己却千方百计地追求长生不死。

与这二人相比，残暴的商纣王倒是显示出了某种高贵：兵败之际，商纣王换上“宝玉衣”，“赴火而死”，绝不成为俘虏。商纣王之后的中国，残暴不再与高贵有关系了。

当皇帝之后的刘邦，戴的是自己早年当基层官员时用“竹皮”制作的帽子，这顶帽子也就变得大名鼎鼎，被称做“刘氏冠”。

更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和《汉书》都记载了“刘氏冠”的故事。看来，汉朝是一个乏味的时代，值得记录的东西不多。

《史记》记载，范蠡的次子被楚国抓了起来，范蠡决定派幼子携带重金前去搭救，但自尊的长子自告奋勇，范蠡预见长子必定失败，长子果然失败了，范蠡却笑了起来，接着讲述了长子必定失败的原因。

看来，在春秋时代的中国人那里，智慧带来的快乐能压倒死亡带来的恐惧。

刘邦没有显赫的家世，凭暴力由平民成为皇帝，实在没有当皇帝的充足理由，这时候，相面师被人们想起来了。《史记》记载，刘邦在基层官员的位置上混日子的时候，相面师就看出了刘邦妻子和儿子命运上的不平常，最终更是发现这二人命运上的不平常取决于刘邦本人命运上的不平常，总之，是三个人的相貌同时决定了刘邦必须当皇帝。

相面术是政治暴发户的美容术。

就我所知，还不曾有人兼具卓越的书法才能和卓越的音乐才能。书法和音乐都是所谓“抽象艺术”。更有意思的或许是：一个人毫无书法天赋，他就可能颇有几分音乐秉赋，反之亦然。音乐系招生，首先应该加以考察的是考生的书法才能。

中国音乐史大概无法与欧洲音乐史相比，但中国有一部欧洲所没有的书法史。怀素的狂草《自叙帖》，可以说是“看得见的音乐”。

按照《论语》记载，孔子有杰出的音乐才能，孔子谈论音乐、绘画和诗，但就是不曾谈论书法，而实际上，在孔子的时代，篆书已经是高度成熟的了。

音乐被说成是听觉艺术，绘画被说成是视觉艺术，但除了听觉和视觉，人还有嗅觉、味觉和触觉，只是还没有嗅觉艺术、味觉艺术和触觉艺术。或许，中国发达的烹饪术算是味觉艺术，茶道算是嗅觉艺术，被用来抚摸的玉算是触觉艺术。

中国文化发展出了让每一种感官都得到充分享受的艺术部门。

汉字“金”包含了“人”。自然界没有现成的金属，人想得到金属就需要自己努力，人处在金字的顶部，正昭示了人因为冶炼出金属而感觉到了自己的伟大。

发明中国象棋的人不一定是一位中国象棋大师，发明微积分的牛顿不一定是运用微积分最娴熟的人。但这无损于这些发明者的光荣。

诗的才能和幽默的才能有可能集于一人之身，但这个人将会不时地感觉到幽默的可恶。幽默与诗似乎是天生的冤家。

人不满足于自己，于是创造了仙人；人不满足于已有的各种飞鸟，于是创造了凤凰。据说，凤凰是“非梧桐不栖”。凤凰的创造者似乎觉得已有的各种鸟都不配栖息在梧桐树上。

中国画里有“花鸟画”。在中国文化那里，花象征的是女性，鸟象征的是男性。“花鸟画”这个名词也就是有意味的。

一直到苏东坡无条件赞扬陶渊明之前，谢灵运的声望是在陶渊明之上。常人高看谢灵运，是因为他们势利，苏东坡敬重陶渊明，是着眼于艺术性。苏东坡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应该包括他“发现陶渊明”这一项。

一部中国文学史已经足够丰富，差不多用不着由新的杰作来加以充实了。今天的任务是擦去年代蒙在各种杰作身上的灰尘，就像当年的苏东坡对待陶渊明一样。这是今天的文学理论值得做的一项工作。

文学的对手是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学。“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白居易的名句。生物学揭示的真理是：在草成为地球上的霸主之前，树木统治着地球，草只能生长在树木的阴影中，得不到充足的阳光和养分，于是，草就变得易于着火，这些“野火”把被波及到的树木彻底烧死了，而草本身不会受到实质性的伤害，因为那些耐高温的叶片把“草芯”严严实实地包裹了起来，春风再度吹起，生长出来的就只有草了。

或许可以说，生物学是最不含蓄的诗，但也是最让人惊奇的诗。生物学与其说揭示了各种真理，不如说有力地满足了我们对于赞叹的内在需要。西方文化鼓吹“为知识而知识”，将之改说成“为赞叹而知识”，或许更能为实用主义的中国人所理解。

《金瓶梅》的优点容易概括，能成为今天小说家创作的参考。但这不是《金瓶梅》的光荣。《红楼梦》的光荣也就是一切天才之作的光荣——从根本上不能被模仿。

二流诗人和二流小说家各有各的才能，一流诗人和一流小说家拥有的才能是同一种才能。

人有种种精神才能，最难以共存于一人之身的，大概是一流的记性和一流的创造性。博大者难以精深，精深者难以博大。狮子有强健的肌肉和锋利的爪牙，却没有猎豹的速度，猎豹却也没有自己那些猎物所具有的耐力。造物主不把所有优点集中到一个事物的身上。

中国古代哲人对“天意”有所领悟，但哲人们感触深刻的只是天的意志，而对天的更加重要的特性——智慧——少有体会。山水诗和山水画体现的是中国古人领悟到了的是自然界的美，而不是智慧。智慧是美的本质。

狮子和猎豹都是大型猫科动物，有相同的远祖，而且都生活在非洲平原，但狮子群居，猎豹独居，因为狮子捕食时需要群体配合，猎豹凭快速就能独自捕捉猎物。这是一般性的解释。但相同的远祖为什么分化出了狮子和猎豹？这样的问题逼迫我们走向造物主，而造物主是意志（目的）和智慧的统一体。分化出狮子，是为了让狮子去捕杀那些体魄强壮的动物，譬如野牛；分化出猎豹，是为了让猎豹去捕食那些比较弱小的动物，譬如瞪羚。为了草原上的生态平衡，造物主让大型猫科动物分化出了狮子和猎豹。

再高度的美也容易让人厌倦和麻木，智慧则永远让人惊叹、不安。

休谟的书中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两个品酒师品尝同一桶酒，一个说：“酒是好酒，只是有一点铁锈味。”另一个说：“酒是好酒，只是有一点皮革味。”这引起了众人的嘲笑。把酒舀空之后，人们发现，桶底上有一把穿上皮革的铁质钥匙。

有超常才能的人证明自己的才能之前，容易遭到众人嘲笑，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关心的是这两个品酒师当初是否在心里嘲笑过对方。造物主不让一个人对所有的事物都敏感。日常生活中的我们对世界上的大多数事物总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