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往事：沙甸事件 （组图）

2011年10月22号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有一篇题为“邓小平的遗产”(Deng Xiaoping’s Legacy)的文章。文章提到，“1975年邓小平下令军队镇压云南省的一个穆斯林村庄。那次行动导致1600多平民死亡，其中有300个儿童。由此可知，14年后，邓小平对学生和工人游行抗议的回应（加注：64事件）完全合乎他的性格。”（“In 1975 he ordered the army to crack down on a Muslim village in Yunnan province, an action which resulted in 1,600 deaths including those of 300 children. Deng's response to the student and worker protests 14 years later was hardly out of character.”)

文章提到的被军队镇压的云南穆斯林村庄就是沙甸。那次军队镇压云南沙甸回民的事件被称为沙甸事件。

沙甸事件，是父亲工作生涯中，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一段痛苦经历。

1973年父亲从四川三线工厂调回云南工作。1975年沙甸事件武力镇压前，他被省革委会指派，到沙甸做调查，和沙甸回民代表对话，协商。1974年底中央来电，指名父亲带领沙甸回民代表赴京办学习班，并参加当时以王洪文为首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三次见面会。武力镇压之后，又参加了对回民的安抚善后工作，父亲亲身经历见证了沙甸事件的很多发展过程。

1976年春天，我从青海回昆明探亲期间，听父亲讲述过他经历的沙甸事件。以后和父亲相处的日子里，又多次听他讲述有关事件的一些回忆。现在觉得有必要把父亲的讲述写下来，发表在自己的博客里，算是个历史记录。

历史背景

沙甸，是位于滇南个旧地区的一个有7、8千人左右的回民聚居村庄。

沙甸事件，是由文革中派性斗争发展最后导致严重的民族冲突。

文革初期，云南的造反派分成两派，八派和炮派。1968年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八派上台炮派受压。沙甸回民大部分属于炮派，因为人多势重，比较顽固强悍，不买八派控制的当地革委会的帐，当时滇南地区同属炮派，受到打击迫害的500多人，跑到沙甸来避难，当地八派主导的革委会随即派出以军人为主，一个加强营编制的庞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沙甸，号称捅马蜂窝，搞所谓”划线站队“，批判”反军乱军黑干将“。军宣队进村后，就直接住在清真寺内。 这本来只是文革中常见的派性斗争，但因为沙甸炮派都是回民，这种斗争发展到极端时，八派开始以侮辱民族侮辱宗教的方式进行，比如强迫被批斗者学猪叫，学猪拱，甚至把工作队吃过的猪骨头丢到水井里等等，派性斗争开始朝民族冲突转变。

沙甸事件中，革委会和沙甸回民冲突焦点是清真寺是否开放的问题

从文革初期破四旧开始，沙甸的清真寺就被关闭了。1971年“913”事件后，沙甸回民开始上访，要求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开放清真寺，让回民进入清真寺做礼拜。但没有得到解决。

1973年10月，沙甸回民自行打开被封闭的清真寺做礼拜。消息传出，红河州和蒙自县的革委会，立即派出有部队和地方干部组成的近百人工作队进驻沙甸搞“反复辟”，封锁道路，不准回民到清真寺做礼拜。回民绕道进去，工作队即用高音喇叭进行干扰，并说“打开清真寺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1974年，全国开始批林批孔运动。批林批孔运动联系当地实际，沙甸这样的回民地区就变成了批判可兰经，关闭清真寺。

父亲回忆：

“当时省革委负责人执行‘四人帮’路线，派大批工作队到沙甸搞‘批林批孔’，实际上是批宗教，粗暴干涉回民宗教活动，强行关闭清真寺。省革委主任周兴讲：‘他们（回民）打开一万次，你们（指工作队）要关闭一万零一次。’ 由于强行阻止回民进清真寺，引起了冲突。有人上京告状。王洪文批示：‘云南此类事件不少，希望周兴同志亲自抓一抓’ ”

北京来电

为了镇压遏制沙甸回民的反抗，当地革委会政府，在临近沙甸的鸡街建立了专门对付沙甸的民兵指挥部，沙甸也以原有的民兵武装为基础，并抢夺附近武装部的枪支，相应建立了民兵团以对抗。两边冲突不断，互有死伤。

1974年底，中央来电，点名由父亲 带领沙甸回民代表上北京解决问题。这封电报被省革委印成传单，在昆明市及全省到处张贴散发。我记得母亲当年这样讲过：“你爸爸在云南工作这么多年，从来没这样出名，他的名字随着中央来电被到处张贴散发。”

1975年元旦之夜，父亲和另外一个汉族干部带领沙甸回民10个代表，登上中央派来接人的三叉戟专机，当夜飞到北京，住进国务院招待所。

来到北京办学习班的10个沙甸回民代表（网上下载）

中央来电上面，父亲的名字排在同去的那个汉族干部前面。到北京后，带队干部的名字做调整，父亲的名字被排在那个汉族干部后面。大家都知道，在共产党的体制里，排名顺序非常重要。父亲说：“我知道，他们对我犯疑心了。” 父亲还说，时任省革委会主任的周兴问过父亲多次：“你是哪里的回民啊？” 父亲回答是滇东北昭通的（沙甸是滇南）。从周的多次问话中，父亲感觉到一种不信任，好像是在探寻父亲和滇南那边的回民有无什么关联

云南回民分为滇东北，滇西，滇南3块，历史上大多是作为军人从北方而来。 第一次，元朝时期随蒙古军队进入云南。第二次，明朝初年随蓝玉沐英征战云南，剿灭元末残余小梁王。根据家乡石碑记载，我的祖先就是第二次时，征战云南明王朝军队中的一员。回民一般比较彪悍，而云南回民因为先祖的军人历史传统，更加彪悍，最有名的就是清朝咸丰年间的杜文秀造反。那次造反主力是滇西回民。有意思的是，沙甸所在的滇南回民在那次造反中，被清王朝招安，是镇压杜文秀为首的滇西造反回民的急先锋。滇东北回民也参加造反，老家那个村子因为造反被屠村，死了上千人，不过并没有和杜文秀的造反回民连成一片。

因为名字排序调整和周兴多次问话，父亲开始很小心了，所有和回民代表的交涉开会，父亲一定等到那位汉族干部在场才做，自己绝不敢单独和回民代表接触。

父亲虽是抗战初期参加共党的干部，一直也自认为对党忠心， 但在这种民族关系高度敏感紧张时刻，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在共产党内还是起主导作用。共产主义原教旨本来讲“工人没有祖国”，“无产者没有民族性”，但实际上不论是前苏联还是49年后的中国，实际做的完全相反，虽然同为共产党人，少数民族的共产党人在党内的政治斗争中，要比汉族共产党人多一个小心：要时刻提防被戴上“叛国” “独立”“地方民族主义”的帽子。

父亲回忆：

“1974年12月，接到中央通知，要我和XX带领10个回民代表上京，在飞机上看到省州市有关负责人和两派头头都来了。到北京后一起开会学习，中央领导人三次接见，参加的人有王洪文、吴桂贤、苏振华、陈锡联、纪登奎。中央宣布派红河州委书记冯治国和回民代表马绍美回红河收缴枪支。王洪文在会上讲“如果不听就要打土围子”。到第三次传达26号文件精神，就说要“实行军事包围，如不欢迎解放军进村，就采取军事解决”。要参加会议的每个人表态。我被指定发言。由于初到北京时我的排名在XX之前，后来我的排名就靠后了。由此使我产生了疑虑，不敢再与回民代表私下接触，和回民代表开会时要有统战部的人参加。固此，在这次会上我的表态十分慎重，主张劝说回民欢迎解放军进村。”

父亲对我说过，他在王洪文为首的政治局委员们的接见会上的发言，除了谈到要欢迎解放军进村外，还讲了这样一个家乡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听奶奶也讲过）：19世纪50－60年代，云南滇西发生了杜文秀回民起义，老家滇东北地区回汉关系也高度紧张。有一天，一头疯牛突然跑到了昭通城里最热闹的陡街上，街道上有人为了躲避疯牛，就开始奔跑，这一奔跑，造成了恐慌，有人看见别人跑自己也跟着跑，这时听见有人边跑边喊：”回子造反了！回子造反了！”。一下子回民和汉民都各自回家拿出刀枪开始互相砍杀起来，一个疯牛奔跑，就这样毫无理由地引发一场残酷的民族仇杀。父亲给政治局委员们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民族关系要长期经营和维护，如果不注意做长期维护的工作，到了民族关系高度紧张的时候，一点点无关的小事，都可能触发大规模的民族冲突。

父亲讲的这个故事是不是和昆明血案后，广州最近发生的地铁践踏事故有相似之处？

父亲回忆：

“中央工作组组长袁木（注：就是64后那个国务院发言人）找我谈话，我给他讲了回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特点，还讲了伊斯兰教的“五功”等，希望他正确理解回族和伊斯兰教，他问我对宗教的态度，我用马克思和毛主席对宗教的论述来回答他，意在说明信教或不信教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应由人民群众自已去决定，别人不能“代疱”。他说：“那么你是反对他们的做法（指关闭清真寺，不让回民做礼拜）？”即然他已挑明，我就不作解释了。”

武装镇压

回民代表回到云南后，他们提出的大部分要求省里都同意了，最后最大的一个争议集中在清真寺的关闭问题。沙甸回民要求政府答应，解放军进驻沙甸后不要关闭清真寺，但政府对此事不表态。父亲说，周兴很多问题都让步了，但就是对此事不表态，而此事也正是沙甸回民最在乎的问题。

因为政府不答应解放军进村后不关闭清真寺，沙甸回民就不让军队进村，最后就是武力解决了。

执行武力镇压的是14军，也就是后来的14集团军，有近万人。昆明军区由副司令员刘春山指挥。军队先是武装包围村子，和沙甸回民武装形成对峙局面，1975年7月29日凌晨突然开打。父亲说因为是军事行动，地方干部完全不知情。父亲估计可能连周兴都不太清楚军队的进攻行动，就算知道，也可能最后一刻才知道。那是从中央军委，总参，到军区，再到14军的军事行动命令，邓小平时任总参谋长。

镇压过程非常惨烈。解放军开始采用穿插分割传统战法，凌晨先派一支精干部队（当时听说是个侦察连，最近听有人说是一个侦察排。）在一个副团长亲自带领下，偷偷潜入村子，想把沙甸分割成几块，再一块一块吃掉。但是沙甸回民武装警惕性非常高，发现部队进村偷袭。立即全民动员，打起人民战争。部队因为在文革中搞政治学习太多，战斗素质不强，加上地形不熟，穿插分割失败，副团长被打死，偷袭部队几乎被全歼。这一下子震动了沙甸前线指挥部。最后为了最大限度保护部队避免牺牲，尽快结束军事行动，采取了最极端最容易的方法：调集炮兵部队（据说是个炮兵师），用炮地毯式轰平整个沙甸村。沙甸回民武装赖以抵抗的工事，只是普通农村民房建筑，勉强挡得住子弹，在炮火攻击面前，完全不堪一击，整个村子被炮火夷为平地，战死的沙甸回民绝大部分丧生于炮火之中。周兴在沙甸前线目睹部队和回民都死了很多人，心中着急，自认为责任重大，当场病倒不起，当年10月病逝于北京。

当时听到两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其一是，炮火轰平村子后，回民武装完全丧失抵抗力，剩下没死的也都身受重伤。部队进村后，开始施行优待俘虏政策。有个战士看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腿被炮火打断躺在地上，就把孩子背起来，想把他送到战地医院去救治。这个孩子在战士背上一声不吭，拉响了战士屁股后面挂着的手榴弹，两个人同归于尽。其二是，军事行动结束后，逃到村外避难的一些老弱妇幼，被允许回来收拾处理亲人遗体和成为废墟的家园，据说她们没有哭泣，脸上毫无表情。在场观望者说：“这些人太可怕了，她们要是哭泣，到还不害怕，居然面无表情，冷漠以对，让人不寒而栗。”

父亲回忆：“最后中央决定回民代表回云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金冶敏要我跟他一起到沙甸工作队，我拒绝了....。7月中旬，看到由周兴签名的一个命令写着“XXX（父亲）带50人于16点30分到沙甸，不到追究责任。”我只得遵命按时到达，加入了工作队，我声明患有周期性瘫痪病，需要单独生活，没有与工作队住在一起。后来我问红河州委书记，“周政委要我来，究竟要我干什么？”他叫我直接去问周兴，后来通过李文传话说：“XXX（父亲）不能走，就在沙甸”。但决定开战，并把沙甸定为反革命武装叛乱，这样的大事，事前并不让我知道，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战斗打响后，又要我表态，我只好向受难群众讲：“你们应该欢迎解放军进村不就没事了。不该修工事设防对抗解放军”。其他只能照本宣科。8月9日接到xxx来信，说：“估计你有许多困难，也会有些意见，但不管怎样，以大局为重，以完成艰巨繁重的政治任务为主，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为上。你是回族领导同志，做起工作来有利于发挥更大作用”。我看后，心里不是滋味。后接省委通知，要我带着50人先回昆明，再到文山去。到了文山让我当回民工作队队长，主要任务是所谓“平叛”善后工作，安排群众生产、生活，盖房子。做安定团结工作。我们先到茂克大队，发现有些回民逃跑了，有的被抓去劳改，有的办学习班。在学习班把地主分子与群众放在一起学习，要我去讲话，我说你们把地主分开。我主要讲了如果欢迎解放军进村，不采取对抗就没事了。后来到小石桥，那里支部书记坚持欢迎解放军进村，避免了灾难，丘北县的河边、旧城、日若三个回民村同样欢迎解放军而没事。”

父亲谈到，因为他在沙甸事件中的表现，沙甸军事镇压后，省委某常委曾在常委会上提出要处分他，不过别的常委听到这个提议后都不表态，父亲才没有被整，此事是另外一个和父亲关系比较好的常委私下透露给父亲的。

父亲说过多次，当时如果采取围而不打的办法，结局可能会比较好。滇南有好几个回民村落，就是采用围而不打的办法，耐心做工作，最后让解放军进了村，避免了双方的流血。对沙甸进行军事镇压的决策者们可能这样想：堂堂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的地界上，没有进不去的地方，小小沙甸居然胆敢不让解放军进村，反了！再等下去就是示弱，不狠狠镇压，军威何在？可是从沙甸回民的角度看，他们捍卫的是宪法保障的宗教信仰权。即使是中国1975年年初通过的最左的宪法也有这样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打开清真寺做礼拜，是最基本的信仰宗教的自由。当然在中国，党从来都高于宪法，军队是党的军队，以宪法来对抗解放军，是反党反军，必遭镇压。

沙甸镇压后政府进行的宣传中，沙甸回民有条罪状是企图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我当时问过父亲，他说那不是事实。父亲说他们就是拿了沙甸村里发现的一面有可兰经文在上面的旗子作为证据，其实那只是个宗教含义的旗子，根本没有什么独立建国的意思。想想也是不可能，那么一个小村子，周围都是汉族村庄，想独立建国？简直是笑话。如果想独立建国，那他们为什么还一直不断地上访，最后到北京去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回过头去看看10个沙甸回民代表在北京的合照，那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在毛泽东像前照的。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自认为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信赖并寄希望中央政府帮助解决问题。为什么当时政府要如此宣传，原因很简单，死了这么多人，必须最大限度使军事镇压合理化正义化。只要被戴上叛国分裂祖国的帽子，就罪该万死，没有任何人会同情。

最近看到网上有文章说，沙甸事件起因，是一个排手无寸铁的解放军进入沙甸去做毛泽东思想宣传工作，结果全部被割喉杀害，解放军才被迫用炮火消灭回民武装，这也是个不实的说法。第一，当时我从来没有听父亲讲过此事，我最近问母亲，她也说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说法。第二，当时政府有个沙甸平叛宣传提纲，里面列举了30大罪状，但却没有这条罪状。如果沙甸回民真的割喉杀害了一个排手无寸铁的解放军，罪状中应该明确列出这一条，这为军事镇压提供了强有力证据。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政治宣传效果的威力，如果这样的罪行是真的，绝无可能把这么重要的情况隐去完全不提。沙甸回民武装是打死了一个小分队的解放军，不过那不是手无寸铁，打不还口，骂不还手，只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军人，而是全副武装凌晨潜入村子搞偷袭打分割穿插的侦察部队。

关于军队这方的死亡人数，维基百科说，军方死亡人数为130多人，这正好是一个连的兵力人数。猛烈炮火攻击后，沙甸回民武装基本没有抵抗，军队自此以后应该没有更多伤亡，所以军队战死的人员，应该是凌晨潜入村子，被回民武装歼灭的那支打穿插分割的小分队。这么看来，我当时听到小分队是一个连的可能性很大。

我记得父亲母亲当时讲述沙甸事件时，还有如下评论：

禁止和消灭宗教，反宗教，限制宗教，都非常愚蠢。宗教，那可是有上千年历史的信仰，世界上那么多民族，那么多人，信奉了那么长时间，那种精神力量有多大，你怎么可能禁止反对得了。你越禁止，它就越反抗，他的信徒就越信，越有市场，传播得越快。宗教当然也可能会消亡，但那应该是个自然的过程，精神的力量只能被另外一种精神的力量去征服，从而走向消亡。任何外力想去消灭宗教的做法都不可能成功。共产主义作为人类一种信仰，不过百多年历史，怎么有人可以如此不自量力，如此狂妄，居然要向宗教宣战. 伊斯兰教创始人穆哈默德的形象是一手拿宝剑，一手拿可兰经，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你要灭它，它一定挥起宝剑和你拼一死活。

沙甸军事镇压后，上街游行支持镇压的游行队伍（网上下载）

安抚平反和后续影响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沙甸事件被平反。

父亲回忆：“1977年我组织滇西、滇东北回民参观团，我在参观团学习会上讲了对沙甸事件的看法：“文革中两派背离了大联合的指示，背离了毛主席安定团结的方针，搞两派斗争，进行批林批孔批宗教，关闭清真寺，回民则要求开放清真寺，形成用枪杆子去互斗，发展到军事包围；有的村欢迎解放军进村就没事，有的持枪挖工事对抗，以致军事解决，使人民和国家均遭到重大损失。后经善后工作，国家拨巨款重建家园，解决生产生活问题，才逐渐恢复。沙甸事件是局部问题，昆明及滇西、曲靖、昭通等地就没有发生冲击宗教问题。这些地区的回民村寨都平静无事”。我讲这段话的意思主要说明沙甸事件不是“反革命武装叛乱”（尽管当时沙甸事件尚未平反），而是“两派斗争”所引起的。1979年省委召开干部会议讨论沙甸事件平反问题，我发言表态赞成平反。在平反具体工作中，由于有少数回民对我的工作有些误解，我没有参加平反的全过程。但在平反工作结束，省委办公厅写出准备报送中央的《沙甸事件平反工作总结报告》送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平反工作是好的，我表示同意，并签了名。”

关于沙甸事件的责任，中央下发平反文件中归咎于四人帮，其实邓小平也牵涉其中负有责任。他当时是总参谋长，沙甸军事镇压的命令一定是他下达。他当时大力提倡“整顿”， “打土围子”，这种镇压符合他的主张。父亲说过多次，“邓小平怎么不知道？他当然知道，他还讲了‘不打不足以平民愤’的话，我都记在笔记本上。”。父亲是在什么情况下听到邓小平讲此话，我没有追问。我估计是沙甸军事镇压后，传达中央领导讲话时记录下来的。父亲过世后，留下很多笔记本，都放在家里一个大柜子里，下次回家有空好好去翻翻看，不过父亲的字相当潦草，很难认。

谈到64事件，父亲常会这样说：“我早知道会有那样的结局，你们不了解他(邓），他敢下手而且一下手就很重。”。像父亲这种层级的地方干部，不可能和邓有多少接触。我读过父亲的回忆录，他和邓最近距离接触，是1951年4月在北京参加完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返回云南路上，先和云南代表团一起飞抵重庆，受到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接见并聆听他的讲话。父亲关于邓和64的评论，估计就是基于沙甸事件中的经历了。

沙甸事件平反后，政府给与很多特殊优惠政策和巨大的资金扶持，帮助重建家园，沙甸经济发展很快，在当地成为一个相当富裕的村子。每届省政协副主席中，必定有一个来自沙甸。因为那是一个曾公然武装对抗政府和解放军，并为此付出上千人生命的村子，沙甸这个名字在云南有点让人生畏。

1996年我回国时，姐姐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她几天前在昆明乘出租车，上车后司机就对她讲：“唉，刚才真倒霉，我的车和另一个小货车擦撞了，是对方的责任。我下车想找他理论求赔偿，发现 对方是沙甸的回民，吓得我赶紧躲开，自认倒霉算了”。

沙甸事件，也使云南的各级政府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对任何牵涉到回民的问题，非常小心，非常慎重，觉得是个烫手山芋非常棘手，尽可能回避躲开。

我老家那个村子在滇东北地区回民中很有名，清朝咸丰年间有过和沙甸同样的经历：也是个7、8千人的村庄，武装对抗清朝军队的围剿，最后被屠村，被杀的人数和沙甸事件中的1600人很相近，史料记载，破村战斗中，“共毙回匪7百多名”，破村后，“设杀场于村后之丁家湾，.....。每次杀十人，共杀八百多人”。上世纪90年代，为反抗计划生育政策，该村领头联合周围回民村落一共几千人，打进县城砸了计生委办公室。此事以后不了了之，政府不敢处理，计划生育再也不敢管那里的回民村落。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是沙甸事件的阴影，还深深留在政府官员们的心中。

沙甸事件平反以后，回民中一些不良极端分子，利用政府对沙甸事件后怕再出事的畏惧心理，横行霸道，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猖狂至极，最后发展到顶峰，就有了90年代初的平远街事件。平远街，是位于滇南文山州的一个回民聚集区。从80年代开始，直到90年代初，那里成了一个法外之地，疯狂贩卖毒品，私自拥有并贩卖军火，欺负相邻其他民族人民，各级政府都不敢管。去年回国，一个当时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学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那时联合国有一个项目，同学被指派到平远街去谈，劝说当地参加这个项目，使生活走上正途。去的时候，同学由两个全副武装的武警跟着保护，如同进入匪区，进镇子后，正赶上伊斯兰教的一个宗教节日，满街贴着悼念沙甸为主为教殉难烈士的标语。同学没能说服他们，那里搞非法生意赚钱赚疯了，根本不为同学的建议所动。以后上级政府实在忍无可忍，终于下定决心，出动2000武警，剿灭了毒贩非法武装，一举捣毁毒贩巢穴，把为首作恶之人抓起来判了刑，该杀的，该关的关，才重新恢复了正常的法制和秩序。据同学说，平远街武警开打以后，周围的彝族苗族壮族瑶族村落一片欢呼庆祝之声，大家自发地在村里把家里的碗盆锄头镰刀拿出来敲打，高声大喊: “灭回子了！灭回子了！”，由此可见，周围各族民众对平远街憎恨之深。

平远街全景（网上下载）

执行捣毁毒巢任务的武警部队 （网上下载）

缴获的军火武器：（网上下载）

抓获的毒贩子 （网上下载）

父亲虽然80年代初就离休了，但他对沙甸事件平反以后，政府对回民中的一些不良极端分子的违法行为过分纵容和软弱，颇有意见。父亲谈到此问题时，常会提到云南历史上清朝时期的两个人：一个是他最推崇的当过云贵总督的林则徐，林则徐处理回汉纠纷的原则是：”不分回汉，只论良莠“。就是说事情按照是非曲直对错去处理，不管回族还是汉族。父亲说这是个好的民族政策，按照这个原则，平远街那样的违法之事，政府早该果断处理。另外一个人是当过云南巡抚的舒兴阿，他处理回汉纠纷的做法是，“奉宪灭回，净剿回子八百里”，那是杀杀杀的民族仇杀民族歧视政策，父亲说，那样的民族政策，只会加剧民族之间的仇恨和分裂，一定不会成功。

这次回国在昆明期间，外甥女安排我到一个经络馆去拉筋，据说是“筋拉1寸，寿增10年”。给我做经络拉筋的齐齐老师，20多岁，汉族，云南宣威人。我和她聊天时，问她家乡有无少数民族，她说：“基本没有，只有回族“。她反问我：”你对回族印象怎样？”我说没有什么印象。她接着说：”我们都对回族印象不好，回族太霸道，我读高中时，学校里有个回族同学，非常调皮，爱打架，是全校有名的坏学生”。我心里暗暗发笑，要是她知道我是回族，一定会很尴尬。不过这也正好说明，她说的是真心话。

今日沙甸

这次回国期间，在去元阳看梯田的路上，途经个旧时，拐到沙甸村做了短暂停留

沙甸的大清真寺

街道建筑修建得都很漂亮，可是没有什么人和车，到处冷冷清清。为什么会这样？估计和全中国各地的农村状况一样，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做生意去了，剩下的都是老弱年幼。我们中午时分开车进沙甸镇后，本来想吃顿午饭，可是很多餐馆虽然挂着牌子，但却关着门。有个餐馆开着门，进去后，没有人吃饭，也没有人出来打招呼，问了一个路人，他告诉我们村边有个餐馆可以吃饭，我们到了村边后，才找到餐馆吃上饭。

紧邻沙甸的这个村叫鸡街，汉族聚集区，当年在革委员会支持下，建立的直接和沙甸对抗的鸡街民兵联合指挥部就是以这里为基地。观察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沙甸村边界地带的一条回汉杂居街道上，清真餐馆当然都会注明是清真回族餐馆，但是不少汉族餐馆的招牌上，在注明川菜山西小吃等地方风味的同时，还会加注两字：汉族。这是在其它任何地区都看不到的现象。回昆明后，就此事请教了朋友，他说应该是汉族餐馆怕回民误食了他们餐馆的菜饭后惹出事来，所以才在招牌上特加注了汉族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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