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往事：沙甸事件 （組圖）

2011年10月22號出版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上有一篇題為“鄧小平的遺產”(Deng Xiaoping’s Legacy)的文章。文章提到，“1975年鄧小平下令軍隊鎮壓雲南省的一個穆斯林村莊。那次行動導致1600多平民死亡，其中有300個兒童。由此可知，14年後，鄧小平對學生和工人遊行抗議的回應（加註：64事件）完全合乎他的性格。”（“In 1975 he ordered the army to crack down on a Muslim village in Yunnan province, an action which resulted in 1,600 deaths including those of 300 children. Deng's response to the student and worker protests 14 years later was hardly out of character.”)

文章提到的被軍隊鎮壓的雲南穆斯林村莊就是沙甸。那次軍隊鎮壓雲南沙甸回民的事件被稱為沙甸事件。

沙甸事件，是父親工作生涯中，驚心動魄刻骨銘心的一段痛苦經歷。

1973年父親從四川三線工廠調回雲南工作。1975年沙甸事件武力鎮壓前，他被省革委會指派，到沙甸做調查，和沙甸回民代表對話，協商。1974年底中央來電，指名父親帶領沙甸回民代表赴京辦學習班，並參加當時以王洪文為首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三次見面會。武力鎮壓之後，又參加了對回民的安撫善後工作，父親親身經歷見證了沙甸事件的很多發展過程。

1976年春天，我從青海回昆明探親期間，聽父親講述過他經歷的沙甸事件。以後和父親相處的日子裡，又多次聽他講述有關事件的一些回憶。現在覺得有必要把父親的講述寫下來，發表在自己的博客里，算是個歷史記錄。

歷史背景

沙甸，是位於滇南個舊地區的一個有7、8千人左右的回民聚居村莊。

沙甸事件，是由文革中派性鬥爭發展最後導致嚴重的民族衝突。

文革初期，雲南的造反派分成兩派，八派和炮派。1968年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八派上台炮派受壓。沙甸回民大部分屬於炮派，因為人多勢重，比較頑固強悍，不買八派控制的當地革委會的帳，當時滇南地區同屬炮派，受到打擊迫害的500多人，跑到沙甸來避難，當地八派主導的革委會隨即派出以軍人為主，一個加強營編制的龐大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沙甸，號稱捅馬蜂窩，搞所謂”劃線站隊“，批判”反軍亂軍黑幹將“。軍宣隊進村後，就直接住在清真寺內。 這本來只是文革中常見的派性鬥爭，但因為沙甸炮派都是回民，這種鬥爭發展到極端時，八派開始以侮辱民族侮辱宗教的方式進行，比如強迫被批鬥者學豬叫，學豬拱，甚至把工作隊吃過的豬骨頭丟到水井裡等等，派性鬥爭開始朝民族衝突轉變。

沙甸事件中，革委會和沙甸回民衝突焦點是清真寺是否開放的問題

從文革初期破四舊開始，沙甸的清真寺就被關閉了。1971年“913”事件後，沙甸回民開始上訪，要求落實民族宗教政策，開放清真寺，讓回民進入清真寺做禮拜。但沒有得到解決。

1973年10月，沙甸回民自行打開被封閉的清真寺做禮拜。消息傳出，紅河州和蒙自縣的革委會，立即派出有部隊和地方幹部組成的近百人工作隊進駐沙甸搞“反覆辟”，封鎖道路，不准回民到清真寺做禮拜。回民繞道進去，工作隊即用高音喇叭進行干擾，並說“打開清真寺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1974年，全國開始批林批孔運動。批林批孔運動聯繫當地實際，沙甸這樣的回民地區就變成了批判可蘭經，關閉清真寺。

父親回憶：

“當時省革委負責人執行‘四人幫’路線，派大批工作隊到沙甸搞‘批林批孔’，實際上是批宗教，粗暴干涉回民宗教活動，強行關閉清真寺。省革委主任周興講：‘他們（回民）打開一萬次，你們（指工作隊）要關閉一萬零一次。’ 由於強行阻止回民進清真寺，引起了衝突。有人上京告狀。王洪文批示：‘雲南此類事件不少，希望周興同志親自抓一抓’ ”

北京來電

為了鎮壓遏制沙甸回民的反抗，當地革委會政府，在臨近沙甸的雞街建立了專門對付沙甸的民兵指揮部，沙甸也以原有的民兵武裝為基礎，並搶奪附近武裝部的槍支，相應建立了民兵團以對抗。兩邊衝突不斷，互有死傷。

1974年底，中央來電，點名由父親 帶領沙甸回民代表上北京解決問題。這封電報被省革委印成傳單，在昆明市及全省到處張貼散發。我記得母親當年這樣講過：“你爸爸在雲南工作這麼多年，從來沒這樣出名，他的名字隨着中央來電被到處張貼散發。”

1975年元旦之夜，父親和另外一個漢族幹部帶領沙甸回民10個代表，登上中央派來接人的三叉戟專機，當夜飛到北京，住進國務院招待所。

來到北京辦學習班的10個沙甸回民代表（網上下載）

中央來電上面，父親的名字排在同去的那個漢族幹部前面。到北京後，帶隊幹部的名字做調整，父親的名字被排在那個漢族幹部後面。大家都知道，在共產黨的體制里，排名順序非常重要。父親說：“我知道，他們對我犯疑心了。” 父親還說，時任省革委會主任的周興問過父親多次：“你是哪裡的回民啊？” 父親回答是滇東北昭通的（沙甸是滇南）。從周的多次問話中，父親感覺到一種不信任，好像是在探尋父親和滇南那邊的回民有無什麼關聯

雲南回民分為滇東北，滇西，滇南3塊，歷史上大多是作為軍人從北方而來。 第一次，元朝時期隨蒙古軍隊進入雲南。第二次，明朝初年隨藍玉沐英征戰雲南，剿滅元末殘餘小梁王。根據家鄉石碑記載，我的祖先就是第二次時，征戰雲南明王朝軍隊中的一員。回民一般比較彪悍，而雲南回民因為先祖的軍人歷史傳統，更加彪悍，最有名的就是清朝咸豐年間的杜文秀造反。那次造反主力是滇西回民。有意思的是，沙甸所在的滇南回民在那次造反中，被清王朝招安，是鎮壓杜文秀為首的滇西造反回民的急先鋒。滇東北回民也參加造反，老家那個村子因為造反被屠村，死了上千人，不過並沒有和杜文秀的造反回民連成一片。

因為名字排序調整和周興多次問話，父親開始很小心了，所有和回民代表的交涉開會，父親一定等到那位漢族幹部在場才做，自己絕不敢單獨和回民代表接觸。

父親雖是抗戰初期參加共黨的幹部，一直也自認為對黨忠心， 但在這種民族關係高度敏感緊張時刻，中國傳統文化中那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觀念，在共產黨內還是起主導作用。共產主義原教旨本來講“工人沒有祖國”，“無產者沒有民族性”，但實際上不論是前蘇聯還是49年後的中國，實際做的完全相反，雖然同為共產黨人，少數民族的共產黨人在黨內的政治鬥爭中，要比漢族共產黨人多一個小心：要時刻提防被戴上“叛國” “獨立”“地方民族主義”的帽子。

父親回憶：

“1974年12月，接到中央通知，要我和XX帶領10個回民代表上京，在飛機上看到省州市有關負責人和兩派頭頭都來了。到北京後一起開會學習，中央領導人三次接見，參加的人有王洪文、吳桂賢、蘇振華、陳錫聯、紀登奎。中央宣布派紅河州委書記馮治國和回民代表馬紹美回紅河收繳槍支。王洪文在會上講“如果不聽就要打土圍子”。到第三次傳達26號文件精神，就說要“實行軍事包圍，如不歡迎解放軍進村，就採取軍事解決”。要參加會議的每個人表態。我被指定發言。由於初到北京時我的排名在XX之前，後來我的排名就靠後了。由此使我產生了疑慮，不敢再與回民代表私下接觸，和回民代表開會時要有統戰部的人參加。固此，在這次會上我的表態十分慎重，主張勸說回民歡迎解放軍進村。”

父親對我說過，他在王洪文為首的政治局委員們的接見會上的發言，除了談到要歡迎解放軍進村外，還講了這樣一個家鄉發生的故事（這個故事我聽奶奶也講過）：19世紀50－60年代，雲南滇西發生了杜文秀回民起義，老家滇東北地區回漢關係也高度緊張。有一天，一頭瘋牛突然跑到了昭通城裡最熱鬧的陡街上，街道上有人為了躲避瘋牛，就開始奔跑，這一奔跑，造成了恐慌，有人看見別人跑自己也跟着跑，這時聽見有人邊跑邊喊：”回子造反了！回子造反了！”。一下子回民和漢民都各自回家拿出刀槍開始互相砍殺起來，一個瘋牛奔跑，就這樣毫無理由地引發一場殘酷的民族仇殺。父親給政治局委員們講這個故事的意思是說，民族關係要長期經營和維護，如果不注意做長期維護的工作，到了民族關係高度緊張的時候，一點點無關的小事，都可能觸發大規模的民族衝突。

父親講的這個故事是不是和昆明血案後，廣州最近發生的地鐵踐踏事故有相似之處？

父親回憶：

“中央工作組組長袁木（註：就是64後那個國務院發言人）找我談話，我給他講了回族全民信仰伊斯蘭教的特點，還講了伊斯蘭教的“五功”等，希望他正確理解回族和伊斯蘭教，他問我對宗教的態度，我用馬克思和毛主席對宗教的論述來回答他，意在說明信教或不信教是人民群眾自己的事，應由人民群眾自已去決定，別人不能“代疱”。他說：“那麼你是反對他們的做法（指關閉清真寺，不讓回民做禮拜）？”即然他已挑明，我就不作解釋了。”

武裝鎮壓

回民代表回到雲南後，他們提出的大部分要求省里都同意了，最後最大的一個爭議集中在清真寺的關閉問題。沙甸回民要求政府答應，解放軍進駐沙甸後不要關閉清真寺，但政府對此事不表態。父親說，周興很多問題都讓步了，但就是對此事不表態，而此事也正是沙甸回民最在乎的問題。

因為政府不答應解放軍進村後不關閉清真寺，沙甸回民就不讓軍隊進村，最後就是武力解決了。

執行武力鎮壓的是14軍，也就是後來的14集團軍，有近萬人。昆明軍區由副司令員劉春山指揮。軍隊先是武裝包圍村子，和沙甸回民武裝形成對峙局面，1975年7月29日凌晨突然開打。父親說因為是軍事行動，地方幹部完全不知情。父親估計可能連周興都不太清楚軍隊的進攻行動，就算知道，也可能最後一刻才知道。那是從中央軍委，總參，到軍區，再到14軍的軍事行動命令，鄧小平時任總參謀長。

鎮壓過程非常慘烈。解放軍開始採用穿插分割傳統戰法，凌晨先派一支精幹部隊（當時聽說是個偵察連，最近聽有人說是一個偵察排。）在一個副團長親自帶領下，偷偷潛入村子，想把沙甸分割成幾塊，再一塊一塊吃掉。但是沙甸回民武裝警惕性非常高，發現部隊進村偷襲。立即全民動員，打起人民戰爭。部隊因為在文革中搞政治學習太多，戰鬥素質不強，加上地形不熟，穿插分割失敗，副團長被打死，偷襲部隊幾乎被全殲。這一下子震動了沙甸前線指揮部。最後為了最大限度保護部隊避免犧牲，儘快結束軍事行動，採取了最極端最容易的方法：調集炮兵部隊（據說是個炮兵師），用炮地毯式轟平整個沙甸村。沙甸回民武裝賴以抵抗的工事，只是普通農村民房建築，勉強擋得住子彈，在炮火攻擊面前，完全不堪一擊，整個村子被炮火夷為平地，戰死的沙甸回民絕大部分喪生於炮火之中。周興在沙甸前線目睹部隊和回民都死了很多人，心中着急，自認為責任重大，當場病倒不起，當年10月病逝於北京。

當時聽到兩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其一是，炮火轟平村子後，回民武裝完全喪失抵抗力，剩下沒死的也都身受重傷。部隊進村後，開始施行優待俘虜政策。有個戰士看見一個十幾歲的孩子腿被炮火打斷躺在地上，就把孩子背起來，想把他送到戰地醫院去救治。這個孩子在戰士背上一聲不吭，拉響了戰士屁股後面掛着的手榴彈，兩個人同歸於盡。其二是，軍事行動結束後，逃到村外避難的一些老弱婦幼，被允許回來收拾處理親人遺體和成為廢墟的家園，據說她們沒有哭泣，臉上毫無表情。在場觀望者說：“這些人太可怕了，她們要是哭泣，到還不害怕，居然面無表情，冷漠以對，讓人不寒而慄。”

父親回憶：“最後中央決定回民代表回雲南，省委辦公廳副主任金冶敏要我跟他一起到沙甸工作隊，我拒絕了....。7月中旬，看到由周興簽名的一個命令寫着“XXX（父親）帶50人於16點30分到沙甸，不到追究責任。”我只得遵命按時到達，加入了工作隊，我聲明患有周期性癱瘓病，需要單獨生活，沒有與工作隊住在一起。後來我問紅河州委書記，“周政委要我來，究竟要我幹什麼？”他叫我直接去問周興，後來通過李文傳話說：“XXX（父親）不能走，就在沙甸”。但決定開戰，並把沙甸定為反革命武裝叛亂，這樣的大事，事前並不讓我知道，也不徵求我的意見。戰鬥打響後，又要我表態，我只好向受難群眾講：“你們應該歡迎解放軍進村不就沒事了。不該修工事設防對抗解放軍”。其他只能照本宣科。8月9日接到xxx來信，說：“估計你有許多困難，也會有些意見，但不管怎樣，以大局為重，以完成艱巨繁重的政治任務為主，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努力工作為上。你是回族領導同志，做起工作來有利於發揮更大作用”。我看後，心裡不是滋味。後接省委通知，要我帶着50人先回昆明，再到文山去。到了文山讓我當回民工作隊隊長，主要任務是所謂“平叛”善後工作，安排群眾生產、生活，蓋房子。做安定團結工作。我們先到茂克大隊，發現有些回民逃跑了，有的被抓去勞改，有的辦學習班。在學習班把地主分子與群眾放在一起學習，要我去講話，我說你們把地主分開。我主要講了如果歡迎解放軍進村，不採取對抗就沒事了。後來到小石橋，那裡支部書記堅持歡迎解放軍進村，避免了災難，丘北縣的河邊、舊城、日若三個回民村同樣歡迎解放軍而沒事。”

父親談到，因為他在沙甸事件中的表現，沙甸軍事鎮壓後，省委某常委曾在常委會上提出要處分他，不過別的常委聽到這個提議後都不表態，父親才沒有被整，此事是另外一個和父親關係比較好的常委私下透露給父親的。

父親說過多次，當時如果採取圍而不打的辦法，結局可能會比較好。滇南有好幾個回民村落，就是採用圍而不打的辦法，耐心做工作，最後讓解放軍進了村，避免了雙方的流血。對沙甸進行軍事鎮壓的決策者們可能這樣想：堂堂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國的地界上，沒有進不去的地方，小小沙甸居然膽敢不讓解放軍進村，反了！再等下去就是示弱，不狠狠鎮壓，軍威何在？可是從沙甸回民的角度看，他們捍衛的是憲法保障的宗教信仰權。即使是中國1975年年初通過的最左的憲法也有這樣的規定：““第二十八條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罷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打開清真寺做禮拜，是最基本的信仰宗教的自由。當然在中國，黨從來都高於憲法，軍隊是黨的軍隊，以憲法來對抗解放軍，是反黨反軍，必遭鎮壓。

沙甸鎮壓後政府進行的宣傳中，沙甸回民有條罪狀是企圖建立伊斯蘭共和國。我當時問過父親，他說那不是事實。父親說他們就是拿了沙甸村里發現的一面有可蘭經文在上面的旗子作為證據，其實那只是個宗教含義的旗子，根本沒有什麼獨立建國的意思。想想也是不可能，那麼一個小村子，周圍都是漢族村莊，想獨立建國？簡直是笑話。如果想獨立建國，那他們為什麼還一直不斷地上訪，最後到北京去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回過頭去看看10個沙甸回民代表在北京的合照，那是在天安門廣場上，在毛澤東像前照的。說明什麼？說明他們自認為是這個國家的一部分，信賴並寄希望中央政府幫助解決問題。為什麼當時政府要如此宣傳，原因很簡單，死了這麼多人，必須最大限度使軍事鎮壓合理化正義化。只要被戴上叛國分裂祖國的帽子，就罪該萬死，沒有任何人會同情。

最近看到網上有文章說，沙甸事件起因，是一個排手無寸鐵的解放軍進入沙甸去做毛澤東思想宣傳工作，結果全部被割喉殺害，解放軍才被迫用炮火消滅回民武裝，這也是個不實的說法。第一，當時我從來沒有聽父親講過此事，我最近問母親，她也說從來沒有聽過這種說法。第二，當時政府有個沙甸平叛宣傳提綱，裡面列舉了30大罪狀，但卻沒有這條罪狀。如果沙甸回民真的割喉殺害了一個排手無寸鐵的解放軍，罪狀中應該明確列出這一條，這為軍事鎮壓提供了強有力證據。凡是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知道政治宣傳效果的威力，如果這樣的罪行是真的，絕無可能把這麼重要的情況隱去完全不提。沙甸回民武裝是打死了一個小分隊的解放軍，不過那不是手無寸鐵，打不還口，罵不還手，只是來宣傳毛澤東思想的軍人，而是全副武裝凌晨潛入村子搞偷襲打分割穿插的偵察部隊。

關於軍隊這方的死亡人數，維基百科說，軍方死亡人數為130多人，這正好是一個連的兵力人數。猛烈炮火攻擊後，沙甸回民武裝基本沒有抵抗，軍隊自此以後應該沒有更多傷亡，所以軍隊戰死的人員，應該是凌晨潛入村子，被回民武裝殲滅的那支打穿插分割的小分隊。這麼看來，我當時聽到小分隊是一個連的可能性很大。

我記得父親母親當時講述沙甸事件時，還有如下評論：

禁止和消滅宗教，反宗教，限制宗教，都非常愚蠢。宗教，那可是有上千年歷史的信仰，世界上那麼多民族，那麼多人，信奉了那麼長時間，那種精神力量有多大，你怎麼可能禁止反對得了。你越禁止，它就越反抗，他的信徒就越信，越有市場，傳播得越快。宗教當然也可能會消亡，但那應該是個自然的過程，精神的力量只能被另外一種精神的力量去征服，從而走向消亡。任何外力想去消滅宗教的做法都不可能成功。共產主義作為人類一種信仰，不過百多年歷史，怎麼有人可以如此不自量力，如此狂妄，居然要向宗教宣戰. 伊斯蘭教創始人穆哈默德的形象是一手拿寶劍，一手拿可蘭經，這是它的一個特點，你要滅它，它一定揮起寶劍和你拼一死活。

沙甸軍事鎮壓後，上街遊行支持鎮壓的遊行隊伍（網上下載）

安撫平反和後續影響

文革結束後的1979年，沙甸事件被平反。

父親回憶：“1977年我組織滇西、滇東北回民參觀團，我在參觀團學習會上講了對沙甸事件的看法：“文革中兩派背離了大聯合的指示，背離了毛主席安定團結的方針，搞兩派鬥爭，進行批林批孔批宗教，關閉清真寺，回民則要求開放清真寺，形成用槍桿子去互斗，發展到軍事包圍；有的村歡迎解放軍進村就沒事，有的持槍挖工事對抗，以致軍事解決，使人民和國家均遭到重大損失。後經善後工作，國家撥巨款重建家園，解決生產生活問題，才逐漸恢復。沙甸事件是局部問題，昆明及滇西、曲靖、昭通等地就沒有發生衝擊宗教問題。這些地區的回民村寨都平靜無事”。我講這段話的意思主要說明沙甸事件不是“反革命武裝叛亂”（儘管當時沙甸事件尚未平反），而是“兩派鬥爭”所引起的。1979年省委召開幹部會議討論沙甸事件平反問題，我發言表態贊成平反。在平反具體工作中，由於有少數回民對我的工作有些誤解，我沒有參加平反的全過程。但在平反工作結束，省委辦公廳寫出準備報送中央的《沙甸事件平反工作總結報告》送來徵求我的意見，我認為平反工作是好的，我表示同意，並簽了名。”

關於沙甸事件的責任，中央下發平反文件中歸咎於四人幫，其實鄧小平也牽涉其中負有責任。他當時是總參謀長，沙甸軍事鎮壓的命令一定是他下達。他當時大力提倡“整頓”， “打土圍子”，這種鎮壓符合他的主張。父親說過多次，“鄧小平怎麼不知道？他當然知道，他還講了‘不打不足以平民憤’的話，我都記在筆記本上。”。父親是在什麼情況下聽到鄧小平講此話，我沒有追問。我估計是沙甸軍事鎮壓後，傳達中央領導講話時記錄下來的。父親過世後，留下很多筆記本，都放在家裡一個大柜子裡，下次回家有空好好去翻翻看，不過父親的字相當潦草，很難認。

談到64事件，父親常會這樣說：“我早知道會有那樣的結局，你們不了解他(鄧），他敢下手而且一下手就很重。”。像父親這種層級的地方幹部，不可能和鄧有多少接觸。我讀過父親的回憶錄，他和鄧最近距離接觸，是1951年4月在北京參加完全國第一次組織工作會議，返回雲南路上，先和雲南代表團一起飛抵重慶，受到時任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的接見並聆聽他的講話。父親關於鄧和64的評論，估計就是基於沙甸事件中的經歷了。

沙甸事件平反後，政府給與很多特殊優惠政策和巨大的資金扶持，幫助重建家園，沙甸經濟發展很快，在當地成為一個相當富裕的村子。每屆省政協副主席中，必定有一個來自沙甸。因為那是一個曾公然武裝對抗政府和解放軍，並為此付出上千人生命的村子，沙甸這個名字在雲南有點讓人生畏。

1996年我回國時，姐姐給我講了這樣一件事：她幾天前在昆明乘出租車，上車後司機就對她講：“唉，剛才真倒霉，我的車和另一個小貨車擦撞了，是對方的責任。我下車想找他理論求賠償，發現 對方是沙甸的回民，嚇得我趕緊躲開，自認倒霉算了”。

沙甸事件，也使雲南的各級政府在比較長的一段時間，對任何牽涉到回民的問題，非常小心，非常慎重，覺得是個燙手山芋非常棘手，儘可能迴避躲開。

我老家那個村子在滇東北地區回民中很有名，清朝咸豐年間有過和沙甸同樣的經歷：也是個7、8千人的村莊，武裝對抗清朝軍隊的圍剿，最後被屠村，被殺的人數和沙甸事件中的1600人很相近，史料記載，破村戰鬥中，“共斃回匪7百多名”，破村後，“設殺場於村後之丁家灣，.....。每次殺十人，共殺八百多人”。上世紀90年代，為反抗計劃生育政策，該村領頭聯合周圍回民村落一共幾千人，打進縣城砸了計生委辦公室。此事以後不了了之，政府不敢處理，計劃生育再也不敢管那裡的回民村落。為什麼會這樣？我想是沙甸事件的陰影，還深深留在政府官員們的心中。

沙甸事件平反以後，回民中一些不良極端分子，利用政府對沙甸事件後怕再出事的畏懼心理，橫行霸道，無法無天，為所欲為，猖狂至極，最後發展到頂峰，就有了90年代初的平遠街事件。平遠街，是位於滇南文山州的一個回民聚集區。從80年代開始，直到90年代初，那裡成了一個法外之地，瘋狂販賣毒品，私自擁有並販賣軍火，欺負相鄰其他民族人民，各級政府都不敢管。去年回國，一個當時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同學給我講了這樣一件事：那時聯合國有一個項目，同學被指派到平遠街去談，勸說當地參加這個項目，使生活走上正途。去的時候，同學由兩個全副武裝的武警跟着保護，如同進入匪區，進鎮子後，正趕上伊斯蘭教的一個宗教節日，滿街貼着悼念沙甸為主為教殉難烈士的標語。同學沒能說服他們，那裡搞非法生意賺錢賺瘋了，根本不為同學的建議所動。以後上級政府實在忍無可忍，終於下定決心，出動2000武警，剿滅了毒販非法武裝，一舉搗毀毒販巢穴，把為首作惡之人抓起來判了刑，該殺的，該關的關，才重新恢復了正常的法制和秩序。據同學說，平遠街武警開打以後，周圍的彝族苗族壯族瑤族村落一片歡呼慶祝之聲，大家自發地在村里把家裡的碗盆鋤頭鐮刀拿出來敲打，高聲大喊: “滅回子了！滅回子了！”，由此可見，周圍各族民眾對平遠街憎恨之深。

平遠街全景（網上下載）

執行搗毀毒巢任務的武警部隊 （網上下載）

繳獲的軍火武器：（網上下載）

抓獲的毒販子 （網上下載）

父親雖然80年代初就離休了，但他對沙甸事件平反以後，政府對回民中的一些不良極端分子的違法行為過分縱容和軟弱，頗有意見。父親談到此問題時，常會提到雲南歷史上清朝時期的兩個人：一個是他最推崇的當過雲貴總督的林則徐，林則徐處理回漢糾紛的原則是：”不分回漢，只論良莠“。就是說事情按照是非曲直對錯去處理，不管回族還是漢族。父親說這是個好的民族政策，按照這個原則，平遠街那樣的違法之事，政府早該果斷處理。另外一個人是當過雲南巡撫的舒興阿，他處理回漢糾紛的做法是，“奉憲滅回，淨剿回子八百里”，那是殺殺殺的民族仇殺民族歧視政策，父親說，那樣的民族政策，只會加劇民族之間的仇恨和分裂，一定不會成功。

這次回國在昆明期間，外甥女安排我到一個經絡館去拉筋，據說是“筋拉1寸，壽增10年”。給我做經絡拉筋的齊齊老師，20多歲，漢族，雲南宣威人。我和她聊天時，問她家鄉有無少數民族，她說：“基本沒有，只有回族“。她反問我：”你對回族印象怎樣？”我說沒有什麼印象。她接着說：”我們都對回族印象不好，回族太霸道，我讀高中時，學校里有個回族同學，非常調皮，愛打架，是全校有名的壞學生”。我心裡暗暗發笑，要是她知道我是回族，一定會很尷尬。不過這也正好說明，她說的是真心話。

今日沙甸

這次回國期間，在去元陽看梯田的路上，途經個舊時，拐到沙甸村做了短暫停留

沙甸的大清真寺

街道建築修建得都很漂亮，可是沒有什麼人和車，到處冷冷清清。為什麼會這樣？估計和全中國各地的農村狀況一樣，青壯年都外出打工做生意去了，剩下的都是老弱年幼。我們中午時分開車進沙甸鎮後，本來想吃頓午飯，可是很多餐館雖然掛着牌子，但卻關着門。有個餐館開着門，進去後，沒有人吃飯，也沒有人出來打招呼，問了一個路人，他告訴我們村邊有個餐館可以吃飯，我們到了村邊後，才找到餐館吃上飯。

緊鄰沙甸的這個村叫雞街，漢族聚集區，當年在革委員會支持下，建立的直接和沙甸對抗的雞街民兵聯合指揮部就是以這裡為基地。觀察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沙甸村邊界地帶的一條回漢雜居街道上，清真餐館當然都會註明是清真回族餐館，但是不少漢族餐館的招牌上，在註明川菜山西小吃等地方風味的同時，還會加注兩字：漢族。這是在其它任何地區都看不到的現象。回昆明後，就此事請教了朋友，他說應該是漢族餐館怕回民誤食了他們餐館的菜飯後惹出事來，所以才在招牌上特加注了漢族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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