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文化

《红楼梦》第一回说：女娲为了补天，就炼成神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这块石头于是“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一个人得到与众不同的对待，潜在地被认为是一种不幸。

或许，《红楼梦》的作者是从《周易》受到了启发：“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占卜时必须拿出五十根蓍草，真正用得上的是四十九根。不过，《周易》里这一根特殊的蓍草并没有不幸的意味，相反，它似乎流溢着神圣性。

从《周易》到《红楼梦》，个体的特殊性丢失了自己的价值。一部中国文化史，是个性日益丧失价值的历史。

中国民间有“抓周”的风俗：男性幼儿一周岁生日那天，家长摆出各种各样的物品，幼儿抓到的第一个物品将预示自己的命运——幼儿抓到的是一本书，他将来就会读书做官；抓到的是一把算盘，他将来就会做买卖；等等等等。《红楼梦》里写贾宝玉抓到的是脂粉盒，其父贾政气急败坏地说：这孩子将来是“好色之徒无疑”。

中国文化对个人命运有特殊的兴趣：算命、看相，其目的都是想预知命运。或许，最能让今天的我们感觉有些道理的是抓周。唯有抓周才有这样的意味：一个人的命运取决于自己的兴趣。一个婴儿长大后会一往无前地追求真理，这似乎是中国人从来没有思考过的问题，因为为抓周准备的各种物品中都与“追求真理”无关。

汉语把男子的生殖器叫做“男根”，这是农耕文化基础上的伟大创造：根只有扎进土壤之中，才能长出幼苗。“男根”这个词语暗含了“女人是土壤”的意思。《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却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才是泥土所成。怪不得《红楼梦》在价值观上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叛逆者。

把《红楼梦》里的荣国府和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贵族世家做一个比较。欧洲大贵族供养文学艺术和科学界的优秀人才，荣国府则豢养了一些清客，清客的职责是谄媚主人；欧洲大贵族家有对外开放的学术沙龙，荣国府则有海棠诗社。总之，欧洲大贵族家是文化精英们的活动中心，荣国府则是一个大家族自娱自乐的地方。

“饮食”和“男女”很早就被认为是人类最基本的追求，在堕落后的中国也被认为是人生最高的追求。

产生于明朝的《金瓶梅》和产生于清朝的《红楼梦》，到底有什么根本的不一样？《金瓶梅》是“男女”的，《红楼梦》是“饮食”的。这两部小说的不一样或许折射出了它们所属时代的不一样：明朝是淫荡的，清朝是贪吃的。

神仙是完美的存在。中国人所理解的神仙似乎都是一些定居者，似乎没有任何精神生活，他们的日常事务，按照《西游记》的记载，像太上老君是在用八卦炉炼仙丹，镇元大仙则是种植人参果树，总之是一些技术活儿，但他们既然是神仙，为什么还要追求让人吃了成为神仙的东西？生活在成仙之前的状态之中。人类凭本能去创造神仙，神仙被规定成什么样子，却取决于人们的智慧和价值观。

据说，孔子不对学生谈论怪、力、乱、神，这或许是因为：孔子发现，自己听说到的那些神仙，归根结底是一些凡夫俗子，对于精神生活没有价值。

玄奘法师不远万里，九死一生，到西天取经，他也因此受到了历代中国人的景仰。

这暴露了中国文化的问题。

中国文化对真理本身不怎么感兴趣，人们感兴趣的，是一个人为了达到目的而作出的超常努力。中国人宁可相信自己的两条腿，也不相信自己的大脑。博学智慧的玄奘法师，为什么就没有用二十年的时间，去思考心中的那几个疑问？

《西游记》写孙悟空有“七十二般变化”，能够随心所欲地变化成各种事物。但孙悟空斗不过二郎神，因为二郎神有七十三般变化。胜利者是那些最能随机应变的人。儒家十分重视的那个“义”，指的就是随机应变。有人用“原则性不强，灵活性过度”来概括中国文化，直到今天，它的反面仍然被认为是呆板、僵化、不开窍。在中国文化那里，灵活是最高智慧，也是最高原则，神圣的政治理想也必须无条件地为“与时俱进”让路。“与时俱进”作为今天的时髦语，是中国人随机应变地为“随机应变”取的别名。

中国神话里的玉皇大帝，显得窝窝囊囊，连夫人都只有王母娘娘这么一个老太太。这真是太寒酸，不像是天上的老大。另外，这位玉皇大帝只有七个女儿，没有儿子来继承王位，父传子、子传孙的美梦也就做不下去了。或许，对于玉皇大帝来说，父传子、子传孙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美梦。这样的一个玉皇大帝，让我们想起春秋时期大权旁落的周天子。

“孙悟空大闹天宫”中的那个天国世界，像是春秋时代的中国，其中的如来佛和观世音菩萨，像是齐桓公和晋文公等春秋时期的实力派诸侯，威望什么的，都远在玉皇大帝之上。

春秋这一历史时期，在天宫神话的创造者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原本是一只猴子，有七十二般变化，其实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成任何东西，包括美女。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值得奇怪的是，孙悟空平时是以一只猴子的形象存在，难道它以为猴子是世界上最美的动物吗？

佛教追求的不是美，而是所谓“本来面目”。

政治生活中的“会议一致通过”现象，意味着一大群人中只有一个长了脑袋，也意味着一大群人共用一颗脑袋。

传说中的哪吒太子有三头六臂，如果这三个头都是功能正常，“一致通过”的现象就难以发生在哪吒太子身上。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这二者是律诗中前后相继的基本格式。平对仄，仄对平，这是根本要求。但平仄明显地对应于中国最古老的概念阴阳，这样，所谓平仄相对也就是男女相合了。

律诗出现之前，盛行的是“宫体诗”，这些诗是色情的。律诗出现之后，中国历史上写色情的诗就不多见了。律诗本身潜在地激发人们的性想象。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产生于明朝的文学经典，都大量描写了战争和暴力，前者描写的时代是汉末三国，后者描写的时代是北宋。突出的一点是：《三国演义》里出现了大批视死如归的人物，《水浒传》里却没有，有的只是一味的残暴或忍让。或许由此可以说：到了北宋，高贵的精神在中国大地上差不多绝迹了。

中国文学史上有“诗庄词媚”的说法——诗是庄严的，词是妩媚可人的。词又被叫做“长短句”。诗通常是由同样长度的一些句子组成，这意味着诗内含了排比，诗的庄严性源于这些排比产生的力量。

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词的鼎盛时期是北宋。我们似乎有理由这么说：北宋是中国文化由神圣性转向世俗性的时期。

杨万里诗的名篇大多是诙谐的，也就是拟人的、装疯卖傻的，充满了想象力。如果杨万里之前的中国诗没有自己悠久的传统，则杨万里有可能造成一种强大的传统。因为有一种悠久的传统，我们容易对杨万里产生不满，总觉得杨万里把某种原本不属于诗的东西强行带进诗中来了。雄壮的、悲伤的、平淡的，似乎只有这些情调才有资格进入诗。

“狐假虎威”是中国著名的寓言。寓言里的老虎既不是孟加拉虎，也不是西伯利亚虎，而是一只“中国虎”，也就是体现了中国文化某种价值观的老虎。其中的狐狸也是如此。老虎和狐狸共有的价值观是：权力的威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管个人有多么强大。这正是“官崇拜”倾向。

老虎和狐狸有如此的价值观，是因为它们的作者是中国人。但文化（价值观）从根本上与文学（寓言）无关。文学蕴含了文化，却终究会超越一切文化。此寓言的实质是狐狸根据自己和老虎的共识而机智地欺骗了老虎，保全了自己的生命。

根据文化不可能理解文学，我们倒是根据文学可以发现民族文化的种种方面。“民族特色”是艺术家无法摆脱的，提倡“民族特色”只能是一种外行的主张。

《西游记》写唐僧按照观世音菩萨的诡计骗孙悟空戴上了金箍，从此，只要唐僧一念“紧箍咒”，孙悟空就十分痛苦。

这样的故事让人感觉奇特。更奇特的或许是：孙悟空从来没有用“欺骗”去谴责唐僧，唐僧也没有因为自己的“欺骗”而愧疚。这折射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欺骗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邪恶，它甚至是我们实现美好愿望的捷径。

孔子小时候家境差，所以就成了多才多艺，但孔子似乎没有研究过医术。或许，孔子的身体素质并不好，因为《论语》不止一次记载孔子得了重病。如果当初孔子研究过医术，历史上的孔子有可能成为宗教家，也未可知。耶稣基督为自己赢得信徒的主要手段之一，是为人治病。

孔子生当中国最需要创立伟大宗教的时代，却被一种日益遭受破坏的伟大传统吸引，满足于复兴这一传统，有了孔子，中国历代有知识的人大多数从根本上拒斥宗教，中国的普通民众只能陷入各种粗鄙的迷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