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中国文化（3）

彭运生

一、工具与目的

晚清的时候，中国的一些精英人物倡导宪政民主，因为他们认为西方诸国强大，是因为这些国家都实行宪政民主。这些精英人物的目的是国家强大，宪政民主则被理解为某种工具。后来，苏联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不实行宪政民主，国家照样可以变得强大，甚至是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变得强大。

假如当时出现另一个国家在更短的时期内成为强大国家，即使这个国家在许多方面比苏联更加不堪，那些精英人物想必还是会对之心动吧。

晚清的宪政民主失败了。幸亏失败了，否则，宪政民主的历史上就会出现一个怪物——宪政民主都是人们奋斗争取来的，哪里有什么人民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必须接受的宪政民主？

急功近利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任何事物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可以成为人们用来实行某种目的工具。“为真理而真理”之类的说法，普通中国人觉得这不是愚蠢就是虚假。

急功近利几乎把一切都当作工具。在急功近利的民族里，万物都渺小化了，人同时也渺小化了。职业可以让人们谋生，甚至可以让人们发财，但这并不是职业的全部。谋生和发财是职业带来的不起眼的副产品之一。在一个缺少宗教虔诚的文化里，人们获得神圣感的最可靠的源泉或许就是职业了。

二、性善与性恶

儒家，尤其是孟子，主张性善论，《三字经》开篇就说“人之初，性本善”，儒家深刻塑造了中国文化；基督教主张性恶论，认为每个人有原罪与生俱来，基督教深刻塑造了西方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主张性善论的中国，严刑峻法是一个突出的历史事实，而如今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

既然人性是善的，你就不应该做坏事，你居然做了坏事，你就对不起你的善性，除了承担做坏事的后果，你还必须为你亵渎了你自己的善性负责。这大概是严刑峻法的内在逻辑。

既然人天性中有恶劣的东西，做坏事就是自然而然的，就像春雨一过幼苗会破土而出一样，随便给一点处罚也算是对做坏事的人的苛刻了。这大概是慈悲文化的内在逻辑。

或许可以这样说：一个厚道的人容易倾向于性恶论，刻薄的人则容易倾向于性善论。

三、孝

孔子喜欢回答学生就孝提出的问题，孟子一说起舜对自己那个混账老爹是如何如何的孝顺的时候，简直就是眼泪汪汪的。有意思的是，孔子三岁时丧父，孟子好像也是早早就没有了父亲的人。这样的两个人容易对父亲产生美好的想象。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对于孝的重视，竟然深刻塑造了其身后的中国文化。

但这不能怪孔子和孟子。

周朝以礼治天下，秦朝以残暴治天下，礼和残暴都不行了，汉朝的帝王灵机一动，决定“以孝治天下”。汉文帝的全称其实是汉孝文帝，汉武帝的全称是汉孝武帝，孝字被汉朝每一个帝王都顶在头上。实际上，当年的劲敌项羽用刘邦的老爹要挟日后的汉高祖刘邦，而刘邦根本不吃这一套。

但单纯一个孝字不可能有什么治天下的神通。孝与秦朝祖传的“连坐”相结合，中国人身上的血性就被消减了一大半。一个孝子最怕的是什么？只能是使自己敬爱的父母因为自己而倒霉。“父母是不是会因为我而倒霉”，这是孝文化给中国人套上的枷锁。

只要“连坐”的幽灵不彻底消失，专制统治者早晚就会鼓吹孝道。

四、专制与毒品

华盛顿是美国的创立者之一，据说，华盛顿当年有机会当皇帝，只是华盛顿本人拒绝了。这是今天的中国人还在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

但要是当年的华盛顿曾经见识过东方专制国家的皇帝的威风，他还会拒绝当皇帝吗？美国二十世纪的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基辛格，只是受到过专制独裁者的几次接见，就深深地流露出对那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的羡慕之情。

毒品有许多种类，专制制度也是一种毒品，这种毒品的名称是“说一不二”。喜欢专制制度的人，其实就是喜欢“说一不二”的人。

毒品带来特别的快感，让人上瘾。戒毒是困难的，真正废除专制制度是同样的困难。秦代、汉代和唐代，表现出来的是吸毒早期的活力和快感；至于明、清两代，表现出来的则是晚期吸毒者的骨瘦如柴、气息奄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