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中国文化（4）

一、专制与一盘散沙

孙中山先生当年组织发动革命时，感慨于中国社会是一盘散沙。每一个王朝早晚都会毁灭，专制制度却是千年如故，因为适宜于专制制度的土壤已经形成，那就是一盘散沙。早在汉朝初年，统治者就苦恼于地方势力的强大，最后想出办法，把每一个比较大的势力都分解为碎片。一斤炸药制作成一串鞭炮后，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制作成一颗炸弹就不一样。

目前的城市化首先似乎是消灭村庄。拆掉一个小村庄不怎么费力，拆掉一个大村庄遭遇到的讨价还价就不是那么好对付。可以看见这样的景观：一大片区域内，原先的小村庄都消失了，但那些大村庄存留了下来，四周的土地都被平整了。汉语成语里有“三人成虎”，我疑心这个成语的创造者是一个警惕性高的帝王，这样的帝王最感恐惧的，是一些人定期不定期地聚集在一起。

每国的宪法都赋予公民各种自由，这些自由都不可能让专制统治者开心，最让专制统治者不开心的，或许是结社自由，结社自由将在社会上形成一颗又一颗巨型炸弹。有学者建议把建设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作为民主化的起点，似乎结社对专制统治威胁最小。

二、肩章

今天，军服上的各种小饰物不少，肩章最能显示一个军人官职的大小。

用肩章来显示一个人官职的大小，这不像是中国人的发明。辛亥革命之前，显示一个人官职大小的是这个人的帽子和官袍，不同的官职各有其相对应的官帽和官袍，帽子戴在头顶上，固然格外显眼；官袍鲜艳肥大，自然也就让人一目了然。按照中国人的价值观，官职首先是某种荣耀，官越大就越是荣耀；而把官职显示在肩章上，则分明是把官职首先理解为某种责任了。

把身份与荣耀直接挂钩，是中国的老传统。李白当过翰林，后世中国人尊称之为李翰林，韦应物当过苏州刺史，后世尊称为韦苏州，杜甫当过前后也只有几天工夫的什么工部员外郎，这芝麻官大概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了，杜甫居然还是被尊称为杜工部。一个人一辈子没做过官，则普通中国人简直就不知道该怎样才能恰当地称呼他了。

官职和荣耀密不可分，官职带来荣耀，但也可以反过来，荣耀变成官职在中国也是平平常常的事情——一个人得了某某级别的奖，随即就会有官职上对应的擢升。升官是奖励之后的再一次奖励，是对奖励的奖励，也是最高的奖励。

三、开会听讲话

动不动就开大会大概是二十世纪才在中国出现的新玩意儿，中国古人算是幸运，没有经受开大会的折磨。中国古人固然没有发明开大会，但今天的我们在开大会时感受到的东西，的确是中国古人遗留下来的。开大会的实质是听各种讲话，这些讲话内容上通常让人厌恶，形式上通常是铿锵有致。这正就是八股文的实质。

听讲话时我曾经想：要是我听不懂汉语那该有多好，这样的话，那些讲话就会一下子变成某种接近于音乐的东西。听得懂汉语不能让我感到自豪，起码也不能让那些讲话的音乐性实现自己的价值。后来，我却有了一项发明——听台上的人讲话听到厌烦之时，我就开始闭眼睛，讲话越是无趣，我就越是使劲闭眼睛，得到的快感就越是强烈。实际上，那些伟大的发明几乎都是起因于发明者的各种强烈的厌恶之情——没有对远距离的厌恶，谁也不会想到去发明电话；没有对插秧的劳累的厌恶，谁也不会想到去发明相应的机械。

四、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西方盛行的是个人主义，中国盛行的是集体主义，这是老生常谈。孰优孰劣？这个问题似乎不容易说清楚。

个人主义是人们充分发挥出自身智慧之后自然形成的，集体主义只能盛行在个体普遍平庸的民族之中。一群人之中出现了像牛顿这样杰出的科学家或者像爱迪生这样伟大的发明家，则这群人就会想到去尊重每一个人，因为谁都有可能是未来的牛顿和爱迪生。尊重每一个人，是个人主义的精髓。

“人多力量大”，这是集体主义庸众们的聊以自慰；“最伟大的力量是智慧”，这是个人主义的基石。

对奇迹的期待或许是人类最可宝贵的天然倾向之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特异功能”在中国热了起来，其实，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早已埋头于日常世界之中，圣人孔子回避“怪、力、乱、神”，对人们在具体职业上的精深造诣都不怎么感冒，对于打破常规的奇迹自然也就不会有多少期待之情了。特异功能被揭穿是骗局，海量的人们一下子感到上当受骗了，继而坚信奇迹是不存在的。一个民族里骗子太多了，则这个民族就会日益世故，会逐渐消磨对于奇迹的期待。

期待奇迹这一天然倾向得不到伸展，发明创造也就有些无从谈起了。一切发明创造都是大大小小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