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中國文化（4）

一、專制與一盤散沙

孫中山先生當年組織發動革命時，感慨於中國社會是一盤散沙。每一個王朝早晚都會毀滅，專制制度卻是千年如故，因為適宜於專制制度的土壤已經形成，那就是一盤散沙。早在漢朝初年，統治者就苦惱於地方勢力的強大，最後想出辦法，把每一個比較大的勢力都分解為碎片。一斤炸藥製作成一串鞭炮後，就不會有什麼危險了，製作成一顆炸彈就不一樣。

目前的城市化首先似乎是消滅村莊。拆掉一個小村莊不怎麼費力，拆掉一個大村莊遭遇到的討價還價就不是那麼好對付。可以看見這樣的景觀：一大片區域內，原先的小村莊都消失了，但那些大村莊存留了下來，四周的土地都被平整了。漢語成語裡有“三人成虎”，我疑心這個成語的創造者是一個警惕性高的帝王，這樣的帝王最感恐懼的，是一些人定期不定期地聚集在一起。

每國的憲法都賦予公民各種自由，這些自由都不可能讓專制統治者開心，最讓專制統治者不開心的，或許是結社自由，結社自由將在社會上形成一顆又一顆巨型炸彈。有學者建議把建設公民社會（非政府組織）作為民主化的起點，似乎結社對專制統治威脅最小。

二、肩章

今天，軍服上的各種小飾物不少，肩章最能顯示一個軍人官職的大小。

用肩章來顯示一個人官職的大小，這不像是中國人的發明。辛亥革命之前，顯示一個人官職大小的是這個人的帽子和官袍，不同的官職各有其相對應的官帽和官袍，帽子戴在頭頂上，固然格外顯眼；官袍鮮艷肥大，自然也就讓人一目了然。按照中國人的價值觀，官職首先是某種榮耀，官越大就越是榮耀；而把官職顯示在肩章上，則分明是把官職首先理解為某種責任了。

把身份與榮耀直接掛鈎，是中國的老傳統。李白當過翰林，後世中國人尊稱之為李翰林，韋應物當過蘇州刺史，後世尊稱為韋蘇州，杜甫當過前後也只有幾天工夫的什麼工部員外郎，這芝麻官大概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了，杜甫居然還是被尊稱為杜工部。一個人一輩子沒做過官，則普通中國人簡直就不知道該怎樣才能恰當地稱呼他了。

官職和榮耀密不可分，官職帶來榮耀，但也可以反過來，榮耀變成官職在中國也是平平常常的事情——一個人得了某某級別的獎，隨即就會有官職上對應的擢升。升官是獎勵之後的再一次獎勵，是對獎勵的獎勵，也是最高的獎勵。

三、開會聽講話

動不動就開大會大概是二十世紀才在中國出現的新玩意兒，中國古人算是幸運，沒有經受開大會的折磨。中國古人固然沒有發明開大會，但今天的我們在開大會時感受到的東西，的確是中國古人遺留下來的。開大會的實質是聽各種講話，這些講話內容上通常讓人厭惡，形式上通常是鏗鏘有致。這正就是八股文的實質。

聽講話時我曾經想：要是我聽不懂漢語那該有多好，這樣的話，那些講話就會一下子變成某種接近於音樂的東西。聽得懂漢語不能讓我感到自豪，起碼也不能讓那些講話的音樂性實現自己的價值。後來，我卻有了一項發明——聽台上的人講話聽到厭煩之時，我就開始閉眼睛，講話越是無趣，我就越是使勁閉眼睛，得到的快感就越是強烈。實際上，那些偉大的發明幾乎都是起因於發明者的各種強烈的厭惡之情——沒有對遠距離的厭惡，誰也不會想到去發明電話；沒有對插秧的勞累的厭惡，誰也不會想到去發明相應的機械。

四、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

西方盛行的是個人主義，中國盛行的是集體主義，這是老生常談。孰優孰劣？這個問題似乎不容易說清楚。

個人主義是人們充分發揮出自身智慧之後自然形成的，集體主義只能盛行在個體普遍平庸的民族之中。一群人之中出現了像牛頓這樣傑出的科學家或者像愛迪生這樣偉大的發明家，則這群人就會想到去尊重每一個人，因為誰都有可能是未來的牛頓和愛迪生。尊重每一個人，是個人主義的精髓。

“人多力量大”，這是集體主義庸眾們的聊以自慰；“最偉大的力量是智慧”，這是個人主義的基石。

對奇蹟的期待或許是人類最可寶貴的天然傾向之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特異功能”在中國熱了起來，其實，這樣的現象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多見，因為我們這個民族早已埋頭於日常世界之中，聖人孔子迴避“怪、力、亂、神”，對人們在具體職業上的精深造詣都不怎麼感冒，對於打破常規的奇蹟自然也就不會有多少期待之情了。特異功能被揭穿是騙局，海量的人們一下子感到上當受騙了，繼而堅信奇蹟是不存在的。一個民族裡騙子太多了，則這個民族就會日益世故，會逐漸消磨對於奇蹟的期待。

期待奇蹟這一天然傾向得不到伸展，發明創造也就有些無從談起了。一切發明創造都是大大小小的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