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中國文化（五）

一、中國特色

如今，我國的大人物在國際場合發言往往是這樣開頭的：“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女士們、先生們”體現的是標準的西方式禮節，在此基礎上再加上“朋友們”，或許就是所謂的中國特色了。

模仿人家卻又時時不忘加上中國特色，這或許才是真正的中國特色了。

中國特色到底好不好？這大概是一個永遠爭不清楚的問題。但每一個具體的中國特色還是可以思考的。衝着一群人說完“女士們、先生們”之後，還要加上一個“朋友們”，難道在表示女性的“女士們”和表示男性的“先生們”之外，還有既不是女性也不是男性的一種人？而且這不男不女的一些人還是所謂的“朋友們”？

這樣的中國特色似乎折射出人們對於邏輯的遲鈍，這樣的中國特色實質上是對邏輯的踐踏。不講究邏輯性是中國文化的弱項，這樣的弱項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

追求中國特色是今天的一些中國人的愛好，佛學研究專家說禪宗是“中國化了的佛教”，也就是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實際上，禪宗大師總是竭力證明他們的禪宗完全根源於佛教那些著名的經典。這些大師不認為中國特色有什麼特別的價值，相反，為了證明自己提出的那些說法有正宗的印度佛教血統，他們中的一些人似乎倒是有可能去偽造一些書籍，還說這些書籍是源自印度。

二、說敬業

一個人對自己的行業沒有精深的造詣，就難以對這個行業有什麼敬意。一個大學教師不能源源不斷地產生新思想，他就不大可能從內心認為教師這個行當有什麼神聖之處。

或許不應該僅僅把“敬業”中的“業”理解為行業，而是應該推而廣之，使之包含所謂業餘愛好。敬業可以表現為我們的一種感覺——中國象棋是我的業餘愛好，有人說玩象棋用不着太動腦筋，這樣的說法就讓我十分惱火，覺得“用不着太動腦筋”的態度根本配不上中國象棋。中國象棋的魅力無關於輸贏，而在於讓智力盡情綻放。

“外行領導內行”讓內行痛苦，這痛苦主要的源自作為領導者的外行對自己現在所處行業沒有真正的敬意，他的言和行也就容易有意無意地褻瀆這個行業，就像有人對一個對中國象棋懷有敬意的人說什麼“玩象棋用不着太動腦筋”。

只有把中國象棋理解為“純智力遊戲”的人，才會對中國象棋懷有敬畏之情，才不會在博弈的時候作弊。基於敬業的行業道德是虔誠的，不亞於宗教道德。

一個真正敬業的人也只能是謙虛的，因為他隱隱約約地能感覺到，自己的智力再高超，也還是不可能達到這個行業的頂峰。行業是偉大的，而任何個人歸根結底是渺小的。個人的偉大無非在於去增加這個行業的光榮。

只有在敬業成為普遍現象的民族裡，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尊敬才是可能的。一個不敬業的人，難以發自內心地去尊敬他人。“外行領導內行”最嚴重的結果，不是那些被領導的內行們心情不舒暢，而是一國之人的無尊嚴。

如今的中國，“敬業”已經被推崇為主流價值觀的一種，但人們推崇敬業，是因為不敬業，則所謂國家競爭力上不去。似乎只要有其他的途徑能夠提高國家競爭力，也就用不着去敬業了。

三、文化與創造

如今，中國許多家電視台都開辦了“社會與法”之類的欄目，在演播完一個刑事案之後，這些節目經常性地告知觀眾這樣的道理：千萬不要輕信陌生人。相信他人就有可能給自己招致傷害，這樣的道理對於個人來說或許是智慧，對於一個民族來說就只能是毒藥。

“不相信他人”一旦成為一種民族性的價值觀，其帶來的結果，今天的中國人深受其害，這裡只思考這一價值觀對發明創造的阻礙。

創造決不單純取決於創造者的天賦，而與創造者所屬民族的價值觀有關。超市既方便了購物者，又提高了商業效率，作為一項偉大的創造，超市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創造者相信大多數購物者，相信購物者不會偷竊，相信購物者不會暗中毀壞貨物。自助餐廳作為一項偉大創造，同樣建立在對顧客信任的基礎之上：相信顧客不故意浪費，相信顧客不會為了占小便宜而胡吃海塞一氣。

一個中國人即使有超一流的創造性，怕是也難以創造出超市和自助餐廳之類的事物，“不相信他人”這一典型的中國價值觀不支持這類事物的創造。

“珍惜每一個普通人”作為一種價值觀，會在社會生活方式的創造方面留下自己身影。帕斯卡爾“濟貧之情切，更激發認真構思公共馬車行駛固定線路，載送市民，收取微資”，（帕斯卡爾《沉思錄》，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515頁。）“公共馬車行駛固定線路”作為一項偉大發明，是帕斯卡爾“濟貧之情”的實現。

如果說人民公社時代的“大食堂”也是一種發明，則這樣的發明既是社會生活方式上的，也是制度性的，體現的是發明人對普通人個人意願的漠視。

“珍惜每一個普通人”作為一種價值觀，同樣會在社會制度創造方面留下自己的身影。現代公司制度有這樣的功能：確保公司的所有者不至於因為經營不善而一輩子都一蹶不振，也確保與此公司有關係的其他人不至於經受太大的損失。

有人犯法，與其相關的其他人跟着受罰，商鞅發明的這一“連坐法”，既折射出商鞅對普通人利益和尊嚴的漠視，又體現了商鞅方便君主絕對控制社會的用意。縱觀一部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發明史，那些制度的發明者差不多都是大大小小的商鞅。唐太宗李世民看見一屆新科進士時，說“天下英雄都在我的控制之下了（‘入吾彀中’）”。科舉制度的功能與其說是選拔政治人才，不如說是為皇帝消除潛在而有力的反叛者。

“兩邊討好”作為一種民族性的價值觀，也能催生出一些不倫不類的創造。早先，中國大學的“文學原理”教科書上都說“文學是意識形態”，文革結束後，強調文學的審美功能成為時髦，這時候，就有學者開始兩邊討好，發明出“文學是審美意識形態”的說法，這直到今天還是比較有勢力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