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中国文化（五）

一、中国特色

如今，我国的大人物在国际场合发言往往是这样开头的：“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体现的是标准的西方式礼节，在此基础上再加上“朋友们”，或许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了。

模仿人家却又时时不忘加上中国特色，这或许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了。

中国特色到底好不好？这大概是一个永远争不清楚的问题。但每一个具体的中国特色还是可以思考的。冲着一群人说完“女士们、先生们”之后，还要加上一个“朋友们”，难道在表示女性的“女士们”和表示男性的“先生们”之外，还有既不是女性也不是男性的一种人？而且这不男不女的一些人还是所谓的“朋友们”？

这样的中国特色似乎折射出人们对于逻辑的迟钝，这样的中国特色实质上是对逻辑的践踏。不讲究逻辑性是中国文化的弱项，这样的弱项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追求中国特色是今天的一些中国人的爱好，佛学研究专家说禅宗是“中国化了的佛教”，也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实际上，禅宗大师总是竭力证明他们的禅宗完全根源于佛教那些著名的经典。这些大师不认为中国特色有什么特别的价值，相反，为了证明自己提出的那些说法有正宗的印度佛教血统，他们中的一些人似乎倒是有可能去伪造一些书籍，还说这些书籍是源自印度。

二、说敬业

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业没有精深的造诣，就难以对这个行业有什么敬意。一个大学教师不能源源不断地产生新思想，他就不大可能从内心认为教师这个行当有什么神圣之处。

或许不应该仅仅把“敬业”中的“业”理解为行业，而是应该推而广之，使之包含所谓业余爱好。敬业可以表现为我们的一种感觉——中国象棋是我的业余爱好，有人说玩象棋用不着太动脑筋，这样的说法就让我十分恼火，觉得“用不着太动脑筋”的态度根本配不上中国象棋。中国象棋的魅力无关于输赢，而在于让智力尽情绽放。

“外行领导内行”让内行痛苦，这痛苦主要的源自作为领导者的外行对自己现在所处行业没有真正的敬意，他的言和行也就容易有意无意地亵渎这个行业，就像有人对一个对中国象棋怀有敬意的人说什么“玩象棋用不着太动脑筋”。

只有把中国象棋理解为“纯智力游戏”的人，才会对中国象棋怀有敬畏之情，才不会在博弈的时候作弊。基于敬业的行业道德是虔诚的，不亚于宗教道德。

一个真正敬业的人也只能是谦虚的，因为他隐隐约约地能感觉到，自己的智力再高超，也还是不可能达到这个行业的顶峰。行业是伟大的，而任何个人归根结底是渺小的。个人的伟大无非在于去增加这个行业的光荣。

只有在敬业成为普遍现象的民族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敬才是可能的。一个不敬业的人，难以发自内心地去尊敬他人。“外行领导内行”最严重的结果，不是那些被领导的内行们心情不舒畅，而是一国之人的无尊严。

如今的中国，“敬业”已经被推崇为主流价值观的一种，但人们推崇敬业，是因为不敬业，则所谓国家竞争力上不去。似乎只要有其他的途径能够提高国家竞争力，也就用不着去敬业了。

三、文化与创造

如今，中国许多家电视台都开办了“社会与法”之类的栏目，在演播完一个刑事案之后，这些节目经常性地告知观众这样的道理：千万不要轻信陌生人。相信他人就有可能给自己招致伤害，这样的道理对于个人来说或许是智慧，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就只能是毒药。

“不相信他人”一旦成为一种民族性的价值观，其带来的结果，今天的中国人深受其害，这里只思考这一价值观对发明创造的阻碍。

创造决不单纯取决于创造者的天赋，而与创造者所属民族的价值观有关。超市既方便了购物者，又提高了商业效率，作为一项伟大的创造，超市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创造者相信大多数购物者，相信购物者不会偷窃，相信购物者不会暗中毁坏货物。自助餐厅作为一项伟大创造，同样建立在对顾客信任的基础之上：相信顾客不故意浪费，相信顾客不会为了占小便宜而胡吃海塞一气。

一个中国人即使有超一流的创造性，怕是也难以创造出超市和自助餐厅之类的事物，“不相信他人”这一典型的中国价值观不支持这类事物的创造。

“珍惜每一个普通人”作为一种价值观，会在社会生活方式的创造方面留下自己身影。帕斯卡尔“济贫之情切，更激发认真构思公共马车行驶固定线路，载送市民，收取微资”，（帕斯卡尔《沉思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15页。）“公共马车行驶固定线路”作为一项伟大发明，是帕斯卡尔“济贫之情”的实现。

如果说人民公社时代的“大食堂”也是一种发明，则这样的发明既是社会生活方式上的，也是制度性的，体现的是发明人对普通人个人意愿的漠视。

“珍惜每一个普通人”作为一种价值观，同样会在社会制度创造方面留下自己的身影。现代公司制度有这样的功能：确保公司的所有者不至于因为经营不善而一辈子都一蹶不振，也确保与此公司有关系的其他人不至于经受太大的损失。

有人犯法，与其相关的其他人跟着受罚，商鞅发明的这一“连坐法”，既折射出商鞅对普通人利益和尊严的漠视，又体现了商鞅方便君主绝对控制社会的用意。纵观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明史，那些制度的发明者差不多都是大大小小的商鞅。唐太宗李世民看见一届新科进士时，说“天下英雄都在我的控制之下了（‘入吾彀中’）”。科举制度的功能与其说是选拔政治人才，不如说是为皇帝消除潜在而有力的反叛者。

“两边讨好”作为一种民族性的价值观，也能催生出一些不伦不类的创造。早先，中国大学的“文学原理”教科书上都说“文学是意识形态”，文革结束后，强调文学的审美功能成为时髦，这时候，就有学者开始两边讨好，发明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说法，这直到今天还是比较有势力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