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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建立六个月之后，1950年4月，政务院新闻总署决定在全国建立广播收音网，这是针对当时全国尤其是农村收音机数量极少、交通不方便等情况采取的重大措施。1956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32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的情况，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广播网”，由此，全国掀起了建设农村广播网的高潮。那些世世代代生活于偏远山乡与世隔绝的人们，从此与一个神秘的外部世界有了联系。许多人后来都回忆起，他们最早的歌曲，都是从喇叭中学会的。他们还相信，这些喇叭会说话，也一定能听到他们在说什么。这个喇叭，不光播放歌曲，还有故事，戏曲，电影录音剪辑，国际国内新闻，报纸摘要，广播体操和天气预报……到得后来，县里，公社，大队，小队的各级领导，也可以在喇叭中向他们发出各种指令，表扬或批评某一件事或每一个人。这是一种不可辨驳也不许对话的单向声音，是一种可以统摄灵魂或进行审判的声音。

一个彻底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社会实验开始了。生于1949年前后的一代，可以说是接受这种社会实验最完整最彻底的一代。这也是在十七年后集体进入文革的一代。

1949年10月13日，共和国成立的两周之后，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前身中国少年儿童队成立，半年之后，由大文豪郭沫若作词、大音乐家马思聪作曲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诞生：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
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
黑暗势力已从全中国扫荡
红旗招展前途无限量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勇敢前进前进跟着共产党

我们要拥护青年团
准备着参加青年团
我们全体要努力学习和锻炼
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战斗在民主阵营最前线

这是一首标准的少年红歌，它直接阐释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基本纲领——继承革命传统，崇拜伟大领袖，跟随共产党，学习共青团，为革命事业而奋斗。这个组织的呼号是，辅导员领呼：“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少先队员回答：“时刻准备着！”誓词是：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队旗下宣誓：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好好学习，好好锻炼，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一切力量！

从这一刻起，亿万青少年连接上了党文化母体。哪怕他四世同堂，哪怕他兄弟姐妹成行，千百年来，所有家族的，社区的，宗教的，师友的文化传承的脐带都被切断。不论他出身在那一类家庭，长辈对他们说的话都是一样，听党的话，听组织的话，听老师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即便出身于正统革命家庭的孩子，他们与国家的关系也远比自己的家庭深刻而牢固，因为他们知道，父母可能会犯错误，而国家永远正确的。这也是无数的事实教给他们的。一旦国家和父母发生了冲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国家一边。

于是，国家教给他们的歌，置换了母亲的摇篮曲，国家讲给他们听的故事，替代了姥姥的童谣和古老的传说。

五十年代中期，有过一段小阳春，尽管各类运动依然不断，但是许多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整个社会还没有感觉那种凛冽杀气。这段时间的许多歌曲，多是粉红、微红或暗红，也就是说不像上面那首队歌，直接就把政治口号唱出来了。但恰恰是那些粉红微红暗红的歌子，让孩子们记住了一辈子并成为他们的生命回忆，那种种温暖的红色，成为他们精神的底色。这些歌，因为没有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生命力也比其他红歌长得多，直到今天，许多还是孩子们音乐教学中的保留曲目。

今年年初，我曾经非常喜爱的（其实，就他的作曲才华，我至今给予很高的评价）作曲家刘炽的女儿来家，我跟她谈起前面提到的《祖国颂》，我说这是一首典型的极权主义音乐作品——那就是创造一个艺术中的“壮丽现实”，引领人们奔赴一个乌托邦世界，而每一个人生活的真实是微不足道的。她说，她父亲也写过一些非政治的好作品，比如《让我们荡起双桨》，我说这就是那种把意识形态隐含在美丽之中的隐红歌曲。长期浸润于极权主义语境之中的人，可能完全没有感觉，比如“红领巾迎着太阳，阳光洒在海面上……”红领巾是一种特定的政治符号，就像纳粹少年团的黑领巾，如果一个犹太人听一首歌：“黑领巾迎着太阳……”会有什么感觉？它当然是足以使人想到纳粹。还有“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这个问题歌中没有回复，但是答案自在心中，那就是“党和毛主席”，没有别的答案。另外还有一首管桦作词,李群作曲的《快乐的节日》：“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啊吹向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鲜艳的红领巾，美丽的衣裳，像许多花儿开放！跳啊跳啊跳啊，亲爱的父亲毛泽东，和我们一齐过呀过这快乐的节日。”把一个领袖称为父亲，把一个政党称为母亲，是把政治关系血缘化，在一个有着数千年宗法传统的国家，它暗含着崇敬与服从。这类比喻，也是极权主义歌曲的重要特征。

那一段时期，还出现了一大批少数民族赞美毛主席的歌，其中大部分是汉族作者创作或改编的，这类歌曲很多都没有署名，只写上“西藏民歌”、“新疆民歌”等字样。直到数十年以后，他们的原作者才慢慢被人知晓，也有的则永远是个谜了。领袖希望听到这些“人民”、“各民族人民”编的歌，“把他来歌唱”。

下面是几首当年非常流行的歌。半个多世纪过去，我还能完整地唱出来。

《歌唱毛泽东》（新疆民歌，未查到原作者）：我们花园的园丁，是伟大的毛泽东；我们生活的意志，是伟大的毛泽东。关怀我们幸福，是伟大的毛泽东；我们人民的救星，是伟大的毛泽东。哎——，嗨！我们欢呼万岁万岁毛泽东……

《草原到北京》（内蒙民歌，王肯词，赵云程曲）：草原到北京哪呀要走多少天哪，草原到北京呀哈能有多少里呀！跨上红楞楞的枣红马，穿上白生生的羊毛衣。山哪岭呀哈哈哪能挡得住？江啊河呀哈咱要跨过去。心爱的礼物送给亲人，亲人就是毛主席……

《在那金子的山上》（藏族民歌，作者不详）：在那金子的山上，长满了金子样子的鲜花，我们一起上山去采呀！采来献给毛主席。在那银子的山上，长满了银子样的鲜花，我们一起上山去采呀！采来献给毛主席。在哪玉石的山上，长满了玉石样的鲜花，我们一起上山去采呀！采来献给毛主席。

国民党起义将领、民革中央副主席、毛泽东的湖南老乡程潜先生的女儿程瑜，在《我为毛主席唱“在那金子的山上”》一文中曾写道，1956年初，她小学六年级的寒假中，毛泽东请她一家吃饭，“那一天我有一种冲动，有一种特别想为毛主席唱一首歌的愿望，就鼓起勇气对李讷姐姐说：‘李讷姐姐，你去跟毛伯伯说说，我想唱支歌给他听，好吗？’李讷和我姐姐较熟悉，虽然我们是初次见面，倒也挺喜欢我的。当她看到我那认真又迫切的样子时，笑着拉着我的手一同进了客厅。客厅里面靠着一面墙成半圆形的摆放着枣红色的丝绒面沙发，沙发前放着茶几。李讷走到毛主席身边，轻声地对主席说道：‘程瑜想为您唱支歌。’毛主席说：‘好啰！唱给我们大家听嘛！’我走到客厅中间站定，面对大家行了个少先队队礼，然后大大方方地唱起了一首歌颂毛主席的民歌，歌名为《在那金子的山上》……唱完后，大家报以掌声。毛主席笑着向我招手，把我呼到身边，让我从果盘里拿糖吃。记得他对父亲说：‘将来这些伢子长大后，我们就为他们跑龙套。’那时年幼懵懂，不明白毛主席讲的是什么意思。心里在想跑龙套的不就是戏里打旗子的吗?”

还有一首“藏族民歌”《金瓶似的小山》，这首歌直到今天还是歌厅节目单中的保留曲目，很多大牌歌手都唱过：金瓶似的小山，山上虽然没有寺，美丽的风景已够我留恋。明镜似的西海，海中虽然没有龙，碧绿的海水已够我喜欢。北京城里的毛主席，虽然没有见过您，您给我的幸福却永在我身边。

多年来，一些好事者一直在“考古”，那些各种各样少数民族歌曲的词曲作者到底是谁？也有一些当年的词曲作者，在时代宽松之后，出来声称自己是哪首歌的作者，有的甚至打起著作权官司来。2012年，60后作家徐迅雷，找到了《金瓶似的小山》的词作者朱丁的线索，也找到了一段掩埋久远的悲剧。朱丁，1949年毕业于上海华东新闻学院，奔赴青海当了一名记者。五十年代初，在一次采访中，依据一首藏族民歌，改编成这首小诗，从结构看，估计在原有民歌的基础上，加了最后一段，把它用在一个长篇通讯中。1955年，朱丁在反胡风运动中罹难，发配到海北劳改农场“劳动教养”，那是一个青海的夹边沟。两年后，他在电台工作的妻子也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到劳改营来和朱丁团聚了，紧接着就是一场旷世大饥荒……以如此的忠贞写下一首深情的歌，千万人唱着这首歌去表达对一个人的深情，而作者却成了这个人的敌人。

朱丁一家老小在高寒的大西北过着非人的流囚生活，直到二十多年后，朱丁回到他当年工作的报社，没人知道他是谁。数年后，死于一次外出旅途中。

从延安开始，这一类黑色悲剧绵延不绝，到了文革，半数以上写过红歌的人都成为黑帮、黑线人物或别的什么坏人。连国歌的词作者田汉都未能幸免。

上面这类代言式的创作方式，到了文革已蔚然成风，一大批汉族作者，为全国五十几个少数民族写了千百首向领袖与国家表忠心、叙衷肠的歌，一些闻所未闻的民族——如锡伯族（《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佘土肯原词，祝恒谦编曲）、佤族（《阿佤人民唱新歌》杨正仁词曲）、柯尔克孜（《柯尔克孜人民歌唱毛主席》石夫词曲）……因此让人们得以知晓。

汉民族作者替少数民族代言，除了政治上的需要，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是他们打死也不说的——那就是为了旋律之美。延座以来，极左的音乐观，给音乐创作设置了种种障碍，就像前面那位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乐团团长姚牧所说，连七声音阶都成为禁忌。这使得现代音乐语汇本来就非常贫乏的汉族音乐，不得不重返古老的五声音阶，在“宫商角徵羽”这个小小螺蛳壳里做道场。《东方红》、《志愿军战歌》、《学习雷锋好榜样》都是这类一个八度五个音的经典红歌，简单粗鄙，千曲一面。而少数民族歌曲，可以借用他们的民族旋律，扩展音乐的自由度，借口他们的民族风情，夹带一点爱情表达。49之后，极其稀少的爱情歌曲，几乎都是借由少数民族之口唱出来的——《敖包相会》、《婚誓》、《蝴蝶泉边》、《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印象中，汉民族仅有的一首遮遮掩掩的《九九艳阳天》，文革前就开始挨批，作曲家高如星为此受尽磨难含恨而死。

海峡对岸“水深火热”中的台湾同胞，我们这边也有替他们代言的歌。五十年代中期，一首署名为“台湾民歌”的《我爱我的台湾岛》开始流行：“我爱我的台湾呵！台湾是我家乡，过去的日子不自由，如今更苦愁。我们要回到祖国的怀抱！兄弟们啊！姐妹们！不能再等待。”今年春末，与台湾作家杨渡先生说起这首歌，并唱给他听。杨渡先生说，这是台湾民众很熟悉的一首爱情歌曲啊，说着就唱了起来：“我爱我的妹妹啊……”杨渡先生返台后，给我发来一篇关于这首歌渊源考证的论文，这首歌的祖辈叫《苹果之歌》，是日本的一首流行歌曲，后由在日本学习音乐的台湾青年许石填词编曲，歌名为《南都之夜》，就是杨渡先生唱的“我爱我的妹妹啊……”，后来又有易文填词的《台湾小调》：

我爱台湾同胞呀，唱个台湾调。
海岸线长山又高，处处港口都险要。
四通八达有公路，南北是铁道。
太平洋上最前哨，台湾成宝岛。
四季丰收蓬莱岛，农村多欢笑。
白糖茶葉买卖好，家家户户吃得饱。
凤梨西瓜和香蕉，特产数不了……

所以这首歌，不论词曲，与台湾民歌，高山族民歌都没关系。

大陆版的《我爱我的台湾岛》，于1947年福建石狮爱群小学的左翼音乐教师潘玉仁填词，以抗议台湾二二八事件：“我爱我的台湾呵，台湾是咱家乡，日本时真不会自由，现今加苦愁。看见狗（指日本人）去肥猪（指国民党接收大员）来，目屎（眼泪）在腹内。咱同胞要怎样，何时来报仇？”1954年，潘玉仁将此歌投稿《厦门日报》，发表出来时，歌词有所改动，作者变为另一个人：杨杨。再往后，杨杨的署名也不见了，变成“台湾民歌”或“高山族民歌”了。1957年，潘玉仁因历史问题打成右派被捕入狱，出狱后一直过着困窘的生活。

今天，这首歌还在大陆流传，成为学校的音乐教材和歌唱家们的经典曲目，但没有几个人知道这首歌的作者及其命运。

六十年代，支援世界革命了，又出现了一批为其他国家代言的歌曲，如《哈瓦那的孩子》、《我是一个黑孩子》、《黑孩子赛琳娜》等。

7. 文革之火，何以燎原？

1957年反右之后，出现大量政治宣传，阶级教育和革命理想教育的歌，如《三面红旗万万岁》、《听妈妈讲那过去事情》、《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后来定为新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一直到今天，还是少年们必唱的歌：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沿着革命先辈的光荣路程，
爱祖国，爱人民，
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不怕困难，不怕敌人，
顽强学习，坚决斗争，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沿着革命先辈的光荣路程，
爱祖国，爱人民，
少先队员是我们骄傲的名称。
时刻准备，建立功勋，
要把敌人，消灭干净，
为了理想，勇敢前进，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49后一代，一路唱着这一类歌渐渐地长大，培养着对于领袖的忠诚，也积累着对敌人的仇恨——这其中包括那些给他们写过歌的人们，只要领袖认为他们是敌人。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突然高调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进入少年时期的49后一代，迎来了红歌的第二阶段，歌曲的硝烟气息越来越浓烈，领袖崇拜越来越极端。

1963年，毛泽东发出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向一个意外事故中死去的普通士兵学习什么？林彪给雷锋的题词给予了回答：“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紧接着，中共主要领导人都迅即参与到题词热潮中——周恩来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朱德题词：“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刘少奇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邓小平题词：“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陈云题词：“雷锋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大家向他学习。”……全国作家诗人艺术家以最快的速度，献上了数以万计的诗词歌赋绘画雕塑，连我这个刚上初中的十四岁孩子，都参加了校文工团歌唱雷锋的演出，并为一支歌写了幕前朗诵诗。

以举国之力，以雷霆万钧之势，全国城乡掀起了的学雷锋高潮。五十年代那种多少还有点诗意有点温情的淡红、微红、隐红歌曲退场。大红歌曲豪迈登台，这类歌曲，歌词刚硬浅白，直接使用政治概念或毛泽东的话语，摈弃一切文学性修辞。旋律简单粗放，大多使用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音域一个八度，军歌节奏。歌曲重返延座讲话的美学精神。

下面是学雷锋运动绵延数十年来，至今还在传唱的一首经典歌曲。

《学习雷锋好榜样》（洪源词生茂曲）

学习雷锋好榜样
忠于革命忠于党
爱憎分明不忘本
立场坚定斗志强

学习雷锋好榜样
艰苦朴素永不忘
愿做革命的螺丝钉
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

学习雷锋好榜样
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
全心全意为人民
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

学习雷锋好榜样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
保卫祖国握紧枪
继续革命当闯将

崇拜领袖，纯洁精神，提振斗争勇气，争当革命闯将——这一场声势浩大、关涉每一个人道德境界和政治立场的运动，可以看成是文革的情感预热。

从1962起，渐渐走出阴郁消沉的三年大饥荒后，中国迅速进入一种紧张激越波诡云谲的戏剧情景之中。1963年大规模的城乡“四清”运动开始，同年，与苏联公开决裂，1964年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举世闻名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出版，伟大领袖发出令文艺界心惊肉跳的最高指示：“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1965年，卷入越战……歌声愈红，硝烟愈浓，中国进入了一个被帝修反包围，也被各种各样内部敌人颠覆的危亡境地。对于刚刚跨入青春期的49后一代，一个渴望多年的时代就要到来了。就像那首激荡起多少青春热血的歌所唱：

《一代一代往下传》（劫夫作词作曲）

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
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
我们高举革命的火把
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往下传
革命前辈挥血汗
创立了人民的好江山
我们继往开来
建设这幸福的乐园
为了祖国，为了革命
赴汤蹈火不怕难
走向斗争，走向劳动
冒雨迎风直向前
永远忠于共产党
永远忠于毛泽东
世世代代决不改变、决不改变……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中最经典的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为大陆一首歌的歌名。这首豪情万丈气吞山河的歌，让年轻一代有了一种世界眼光全球胸怀，一个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时刻就要到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光未然词，瞿希贤曲）

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海靠着山，山靠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红日出山临大海，照亮了人民解放的新时代。
看旧世界正在土崩瓦解，穷苦人出头之日已经到来，已经到来。
帝国主义反动派妖魔鬼怪，怎抵挡革命怒潮排山倒海，
哪怕它纸老虎张牙舞爪，戳穿它，敲碎它，把它消灭，把它消灭！……

这首歌的曲作者瞿希贤，是为数不多的受过完整西方音乐教育的作曲家。前面提到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也是她的作品。文革中，这位被誉为“第二国际歌”的作者被捕，关押了6年7个月。2005年，北京开她的作品演唱会，她提前告知，不要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她对自己一生的创作，有过很多反思，她说，最近看了一个材料，知道大跃进年代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心里很难过，她曾在甘肃省一个县里体验生活。这个县不具备条件建‘红旗渠’那样庞大的水利工程，但为跟上大跃进的步伐，硬是上马硬干。县领导请她写一首鼓干劲的歌，瞿写了并在工地上大唱起来。以后得知这个工程不但全部瘫痪，加之自然灾害，粮食无收，更是饿死了许多人。她说：“我写了不止一首为大跃进鼓劲的歌，心中有一种负罪感！”

像这样能够清醒地重新评价自己作品的红歌作者，非常罕见。

1962年后，一大批中外小说、电影、戏剧、歌曲和其他艺术作品陆续被禁被批。没有关于个人情怀的歌，没有自由自在的爱，没有任性随意的生活选择，杜绝了各种独立思考与探索，甚至没有更多可以填饱肚子的食物、没有自己一间独立的小屋或一张独立的床……青春的热情、欲望与梦想，被挤迫到唯一的跑道上——渴望一场大革命暴风雨的到来，让无处绽放的生命飞翔！让满溢的青春力比多释放。“准备着，时刻准备着”的一代人，在等待那一声号角。

文革的爆发，是亿万青少年一直在期待着的，就像一群渴望奔腾的马，被死死地封闭于红色教育的马厩里，没有田野，没有蓝天，也没有异性伙伴，熬炼着它们，憋屈着它们，严酷地训育着它们，突然有一天，栏门大开，号角吹响，让它们疯狂驰骋——在一条叫做文化大革命的大道上。

1966年6月1日，六一儿童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那份“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刚刚告别这个节日不久的青少年们，终于听见了那一声号角。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放下了手中的课本，冲出了教室，从此告别了自己的读书生活。

文革一开始，《少年先锋队队歌》1949版的曲作者、已成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被唱着他的歌长大的红卫兵们折磨得形同鬼魅，头上带着高帽子，身上沾着大字报，手里拿着破脸盆，一边走一边敲……几生几死之后，这位忠心耿耿追随革命的艺术家，终于冒死渡海潜入香港，最后逃到了他曾诅咒千百遍的美国，成为文革开始后第一桩名人叛逃大案。

这个时刻，唱着红歌长大的一代，自己已经可以写歌了。

载入史册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成员严恒，为自己的组织写了一首《革命造反歌》，这首战歌也从此载入史册。它曾让无数的人热血澎湃，也让无数的人心惊肉跳：

（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地——演唱提示）

拿起笔作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革命忠于党，
刀山火海我敢闯，
革命后代举红旗，
毛泽东思想放光芒。

歌唱毛主席歌唱党，
党是我的亲爹娘，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他见阎王！
杀！杀！杀——嘿！

1966年8月6日，江青在北京天桥剧场听到这首简单、强横，豪迈又粗鄙的歌，赞许之余，说要找作曲家给他们帮帮忙，希望这首歌流传下去。但修改已经来不及了，在没有动用国家宣传机器之前，它已经迅即传遍了全国各地，成为二十世纪最著名战斗之歌与死亡之歌。也成为后来无数影视剧中典型的文革符号。尽管当时红二代中乐思飞扬，出口成章的才子也不乏其人，但是恰恰是这一首歌，历史地成为了他们的圣战之歌，在这样的方式中，他们找到和父辈相通的精神纽带。它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浸泡在献身的热望与敌人的血海里。

文革之后，很多人控诉十年浩劫文化一片荒漠。这是针对人类正常文化形态而言的，但是极权主义文化有它自己的标准——红旗的海洋，歌声的海洋，红宝书和黄军装的海洋，百万人葵花向阳般笑脸的海洋……毛泽东破天荒地穿上了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他的崇拜者挥手致意，并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振奋人心的指示，49后一代，就这样正式登上政治舞台……

那是一场日日夜夜都在进行的青春的狂欢与血肉的盛宴，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文革一样让全国数以亿计的人们一同手舞足蹈放声歌唱——语录歌，忠字舞，样板戏……成为每个人的必修功课，地角田头车间军营都神州大地无处不是舞台，除了原有的各级剧团，军队、学校、厂矿、公社纷纷建立专业半专业演出团体，连我当初插队的那个数十户人家的小山村，都有一支这样的文艺宣传队；也从来没有哪个时代，产生过那么多的音乐、舞蹈和美术作品，光是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就数以万计。从这样的角度看，十年文革，腥风血雨，加莺歌燕舞。

8. 下一支号角何时吹响

喧嚣一时的52红歌会，在争议蜂起之时，突然诡异地消声了，成为了又一个重要事件的“烂尾楼”。数月过去了，马晓力女士呼吁的“迅速严查！一定追究到底！务必给相应责任人以纪律处分，以正视听！”也没见有什么结果。从媒体传出的各种信息看，似乎是几个骗子假冒了国家最高意识形态部门的名义圈钱的一次商演。一个文化活动管制严格，几条微信一段视频都可以监控的国度，一场事先就广为宣传大肆张扬、地点设在最神圣的人民大会堂的政治性极强的大型晚会，难道会失察？况且里面的节目还涉及到在任的最高领导人。事发之后，骗子既没有逃匿也没有辩解，只说一切听官方的。真是一个很讲政治的骗子。

其实，探究这些内幕其实并没有多少意义。这台晚会，放在中国的大历史中，是一个太正常不过的政治正确的演出。它和多年以来与此同类的各种晚会一样，没有本质的区别。

作为一场极端社会运动的文革束了，但是作为文化形态的文革，它其实是一直在照常运行。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台与文革有深切关联的红色经典晚会，并没有因为文革的终结而退出历史舞台，也从来没有对它进行过任何分析、反思与批判，直至近年，官方还隆重推出它的五十周年纪念版（2014年人民大会堂），经典版（2015年人民大会堂）。这一切，都是极权主义艺术活动的题中应有之义。红歌本身就是文革——也就是极权主义最典型的符号，没有大半个世纪的红歌，就没有文革，也没有中国的极权主义运动。

当年唱红的“祖国的花朵”们，现在已入晚境，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了广场大妈、红歌合唱团成员、或餐桌歌厅的歌霸麦霸，当年那些歌，已融入他们的灵魂。这是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熏陶，是一种了无痕迹又刻骨铭心的印记，这种用音乐植入心灵的感情，永生不忘，成为一种非理性的情绪记忆。如今，又有千千万万的孩子们，学子们在这样的歌声中长大，这些旋律，这些美丽宏大的歌词刻入他们的童年与青春，成为他们永远的生命记忆，这次52红歌会的演出团体，叫“五十六朵花少女组合”，豆蔻年华，青春初绽，正是半世纪前天安门广场上百万朝觐者的年龄，她们除了唱前辈们的歌，还唱了《包子铺》、《不知该怎么称呼你》，后一首歌，由湖南官方制成精美的MV，今年春节前夕在湖南卫视播出。不久之后的两会中，湖南省委书记当面向被歌颂者汇报了这首歌播出后的盛况。他颔首微笑。

《不知该怎么称呼你》

不知该怎么称呼你，
你千里万里来到苗寨里;
不知该怎么称呼你，
你风里雨里走进我家里。
摸铺盖，看米缸，
一条松木板凳连着我和你。

不知该怎么称呼你，
你把我的手握在手心里;
不知该怎么称呼你，
你把我的事装进你心里。
拉家常，细叮咛，
一句精准扶贫暖透我心里。

我在你心里，
你在我心里。
你爱我们老百姓，
我们老百姓深深地爱你，爱你，爱你。

中国历朝历代，最不缺的就是颂圣谀上的文人，上至堂堂国师，下至穷酸秀才。他们要写，本是天要下雨的事，关键在于圣上的态度。在一个传播受到严格控制的国家，放哪一首出来，放到什么规格，是大有讲究的。

毛泽东之后，个人崇拜并没有从制度上完全根绝。其后的数任最高领导人，华、邓、胡、赵、江、胡、习，其中起码有四位，享受过这种高规格待遇。华国锋在“英明领袖”时期，颂歌也是铺天盖地，数年之后，随着他黯然下台，这些歌也就烟消云散了。邓有《春天的故事》，江有《走进新时代》，都上了国家媒体，算是极权主义音乐余韵。只要保存着这样的余韵，哪怕细若游丝，它就不会中断文脉，随时可能兴盛起来。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就在中国极权主义准备起航的时刻，曾经的美国共产党员马克斯•伊斯特曼，在一次访苏之后，放弃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他在1941年5月11日写给《纽约时报》的一篇通讯中，谈到极权主义的二十个重要特征。两个月后，胡适——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曾经想要向法西斯学习的胡适先生——在一次演讲中引用了伊斯特曼的提法，下面是其中的几条：把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到宗教狂的程度。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政权。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的宗教之下。神化“领袖”，把领袖当作一般信仰的中心。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使人民陷入文化和信息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由政党统制一切艺术文化……胡适先生的这些告诫，多是针对当年的执政党的，作为在野的共产党也是赞同的，并发表过许多同类的言论。但是，民众看到的常常不是这个样子，而是一种令人激动的美。孙立平先生说过：“极权主义无疑是20世纪留给人们的一个最大的谜。尽管此前有种种极权主义的思想和种子，但只有到了20世纪，它才真正开花结果。它是一场富有感召力的运动，又是一种令人恐怖的制度；它肇端于诱人的理想和不容质疑的正义，却酿造了无尽的罪恶；它在最大的程度上践踏着人性，其中却又夹杂着动人的故事；它是无数人的希望，又是无数人的厄运。可以说，没有极权主义，人类整个20世纪的历史将会全然不同。就在今天，它仍然在散发着巨大的诱惑力。”

极权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它是一个百变金刚，能够以各种各样的面目出现。它也是一种病毒，可以浸入各种社会形态，让它形成一个新的样式。

52红歌会是一次试探性演出，由于它它太没有创新，也就是说没有以新的变种示人。于是它变成一支喑哑的号角。

下一次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们能否遏制又一次民族大灾难？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全文完）

摇滚版洗脑神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