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遭遇的这些事情，会不会有一天都发生在我的身上？”
9月26日，对许多在硅谷的中国人来说，都是难忘的一天。 炎热的周四中午，接近400名华人聚集在了 Facebook 位于 Menlo Park 的总部门口。他们都穿着黑色的上衣，手捧白花，在Facebook 标志性的“点赞”标志前方，自发地举行了一场悼念活动。 他们悼念的，是一周前，在 Facebook 总部因跳楼去世的同胞Qin Chen。9月19日，就在这里，年仅38岁的 Qin 从Facebook的最高楼层4楼一跃而下，当场死亡，到场的警方认定他属于自杀。 许多参与者自发献花，不仅仅是表达对 Qin 的追思，更是对其生前可能遭遇的不公待遇的愤怒 —— 在Qin出事后，不少人在网上发帖称，工作的压力、与上级的紧张关系、遭受的职场欺压、乃至绿卡签证困境，这些可能都导致了他做出自杀决定。 
除了白花以外，出现在现场人们手中的，还有表达抗议的纸牌——上面写着“WE DESERVE THE TRUTH”（“我们应得真相”） ，或者倒竖的拇指。 还有许多人举着“要求调查”、“反对有毒工作环境”、“我们要求真相”等标语，嘴里喊着相应的口号。 引起到场和未到场的华人们抗议的，正是点赞这个标志的所有者、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 Facebook，以及它对这一事件讨论传播的压制，内部不透明、不公正的绩效考核，高压的工作环境，还有对员工的制度性歧视。 组织者后来称，除了将近400人到现场参与了悼念活动，另有大批同胞也前往了活动地点，但因为交通状况而未能赶得及，这些人后来在活动组织的微信群里表达歉意和对其他到场者的感谢。知情人士透露逝者家人和密友出现在了悼念活动现场，但并未亮明身份。 这场活动从筹备到开始一共只用了不到三天时间。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个活动不是这个事件的开始，更远非它的结束。背后指向的，不仅仅是Facebook——这个全球第五大公司、华人工程师在硅谷的大雇主，更是一个在硅谷乃至在整个美国的华人的普遍困境。 “我们要为他站出来说话”Mangogogo是悼念活动的组织者。 在9月26日下午一点，悼念活动开始时，她带领在场的人们进行了长达一分钟的默哀。随后，也是她用中文讲述了 Qin 的故事，以及组织这场悼念活动的目的，并感谢所有从湾区各地赶来的参加者。 她并不认识 Qin，也不认识 Qin 的家属，她是自发组织了这一悼念活动。“当事件发生后，我没有看到有持续的发酵，这让我感觉到非常愤怒。我们看到逝者用他的生命作出了最后的抗争，却没有人站出来为他说任何的话。”她告诉硅星人。 9月23号周一下午，她决定要做点什么，于是在华人论坛上发了帖子，讨论举行一场悼念活动的可能性。最一开始，她希望能有十五个人一起来 Facebook 门口献花，如果能有一两家媒体来报道更好。 令她没想到的是，帖子得到了热烈的响应。活动组织的微信群里人数很快逼近了400人。为活动提供资金的筹款项目，很快就募得6000美元。Mangogogo
设立了活动的微信群，并告知参与者保留好打车的发票以便报销。几名志愿者买好了鲜花，制作了几十块印有标语的牌子。 
有人负责在 Twitter 等海外社交媒体上进行图文直播；有人专门去联系记者；有人请了假，开着车不停从一英里外免费停车场和 Facebook 总部之间往来，接送从湾区各地不断赶来的悼念者。 比活动预定开始时间提前半个小时到达现场的王先生告诉硅星人，为了参加这场活动，他还额外请了两个小时的假，“我跟同事说了这件事，他们很多来自不同的国家，也对我（参加这个活动）表示支持。” 和丈夫一起来到活动现场的黄女士也告诉硅星人，她今天也是专门请了假过来。“看到很多喊口号的同胞，都是志愿者，都是特地抽时间过来的。” 
在事前的行动指南中，活动组织者呼吁前来的同胞尽量不要穿带有公司 Logo 的衣服，如果有 Facebook 员工参与悼念活动，也希望不要接受媒体的采访。但是，炎热的硅谷夏日中午让越来越多人的情绪愈发激动。 Facebook
点赞标志位于 Willow Rd. 和 Bayfront Expressway
的交界处，车流巨大，过往的车辆速度也都很快。即便如此，仍有数十名志愿者举着牌子，走到了路边，向着来往车辆展示“要求调查”、“反对有毒工作环境”、“我们要求真相”的标语，并喊着口号。有人被他们的行为感动，走上马路为他们拍照，其中一名志愿者立即向她大喊注意安全，让她回到更安全的区域内。 这样喊口号20分钟后，人们已经有些疲惫，口号声音开始弱了下去。这时，一名男子从人群中走出来。他声嘶力竭的叫喊，替换了之前的口号声： “今天如果不做些什么，这种情况就永远无法改变！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硅谷华人的希望！” 这个人叫尹伊，一位三个月前刚刚加入 Facebook 的高级软件工程师。他接过了话筒。他向所有人展示了自己的工卡，证明自己是 Facebook 的员工。 “我们换一个口号好不好？”情绪激昂的尹伊问大家，随后也将其他人的情绪带上了顶点。 他用几近沙哑的声音带领着人们高喊 “Give me the truth, Zuckerberg!"（“告诉我真相，扎克伯格”），并号召大家回去给马克·扎克伯格——Facebook 的创始人兼 CEO 发邮件，要求进行调查并公布事实真相。 本来逐渐因为炎热和口渴而稀稀拉拉的口号声，再一次因为尹伊的出现变得整齐划一。有人主动站出来要求替换已经在太阳下举了半小时标语的志愿者；记者旁听到有人开始联系还在园区内的同事，要他们也一起出来参加这场活动。”我们的人站出来了，我们也要加油，“一位参与者对着电话另一边的人说。 就在尹伊热情高涨而短暂发言的几乎同时，几名稍后被证实是 Facebook 公关的人，站在远离尹伊和所有人的角落，接受媒体采访。 Facebook 发言人帕梅拉·奥斯丁 (Pamela Austin) 在活动现场告诉硅星人，Facebook 正在竭尽全力和当地有关部门和各相关方合作，但她也并没有透露，目前针对此事是否有调查，以及进度如何。 这位在微软、Salesforce 和 Facebook 等美国大科技公司，以及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等机构有着超过10年经验的公关老兵，在面对一群华人的诉求时面露难色。 她对这次活动几乎毫无准备。当面对中文媒体的镜头和话筒，被问及有对于悼念者的几大主张将作何回应时，她几次因为磕巴要求重新录制自己的回答。几名助手站在旁边，除了在访问结束后记录记者的姓名和供职单位之外，并没有帮上任何的忙。 不仅仅是她，没有人预料到参加悼念会的群众如此之多。尹伊此前就未听说公司门口就有一场追悼会。他也是后来从同事那里才听说了这场活动。 Qin的故事令尹伊无比痛心。他告诉记者，在周四的中午，他一度情绪十分低落，躲开了同事在办公区的角落里无声地发泄。出现在悼念会场上的他看起来极其亢奋，但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在当时情绪激动到难以控制自己。他是现场少有的、亮出了自己
Facebook 工牌的悼念者。他的手止不住地发抖，后来一位女孩帮他把名牌挂在了胸口。 悼念会组织者 Mangogogo 在追悼活动开始前，对所有到场的人解释为什么她组织了这场悼念活动： “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挖掘真相，因为真相是什么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已经没有机会跟逝者对话，去了解究竟是什么令他如此的愤怒，要用纵身一跃来表达最后的反抗。 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对Facebook 要求的：面对真相，面对事实，给我们华人大众的一个交代。” "我们想给湾区的工程师们带来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 事实上，没有人能够百分之百了解自杀前Qin究竟遭遇了何种待遇、他的心理活动，以及是什么让他选择用生命做出最终的反抗。 但经过超过一个星期的走访和调查，硅星人从多位从各自角度和了解不同程度真相的 Facebook 员工那里，获得了更多的信息，试图找出一个尽我们所能接近事实的情况。 硅谷的“游戏规则”和“糖衣炮弹”根据职场资讯平台 Glassdoor 的采样数据，Facebook 在“最受欢迎雇主”的排行榜上从去年的榜首跌倒了今年的第七位。 尽管外部的人们还在啧啧羡慕 Facebook 优渥的待遇和工作环境，比如从理发洗衣到三餐出行的福利、五彩缤纷如游乐园的办公园区，但是事实上它高压的工作环境在圈内早就不是秘密。 多位员工对硅星人表示，硅谷是一个求职信息相对更透明的地方，而在所有可以去到的大公司当中，Facebook 的工作-生活平衡状况之糟糕，大家心里都清楚。 不少受访者都提到，尽管
Facebook
已经如此庞大，高层却仍期待维持一个创业公司的形象和与之匹配的增长速度。当这份期待通过政策传递到经理和工程师身上，会发生极大的变形：高压的工作环境、频繁的业绩考核周期和用机器人管理人的制度，对于关键组别和岗位的工程师不但很难起到激励作用，反而造成每个人都疲于奔命。 不过，在那些初入职场者，以及面临着家庭、孩子和房贷压力的华人工程师面前，一份 Facebook 的 Offer 足以令他们抛弃所有的不满。毕竟，吃苦耐劳的华人，没有什么不能承受。而且，在这样一家正在连接和重塑世界格局的公司工作，是许多人都梦寐以求的事情。 
但很多人在加入公司后的第一次业绩考核来临时，发现丰满的理想被骨感的现实所取代。 Facebook 使用的是“员工分级评鉴制度”(stack ranking)，在上世纪90年代由世界级管理大师杰克·韦尔奇 (Jack Welch) 发明，通过他的公司通用电气，以及包括 Facebook、微软等在内的美国科技公司发扬光大。 在业绩考核时，工程师们需要在系统里撰写两封信，分别评价自己和经理的表现，并寻求三五同事也为自己评价；紧接着，经理会阅读这些信件，按照工程师在过去六个月内所完成或未能完成的每一项工作，其所造成的影响（Impact），进行逐一量化分级。 最顶级的一级是“重新定义”
(Redefine) ，但多位Facebook员工向硅星人透露这个比例能有2%就很不错了；之后则是“极大超过预期”(Greatly
exceeds expectations)、“超过预期”(Exceeds)、“完全达到”(Meets all) 等等评价，比例越来越大。 这会导致一个不可避免的情况：在一个组里，尽管大家的 Impact 可能接近，也都很不错，由于比例相对稳定，总会有人不得不被放置到更差的区间里。 而且，尽管考核分级会经过不同级别的人校准，最终还会由
Facebook 的联合创始人和 CEO 马克·扎克伯格，以及 COO 谢丽尔·桑德伯格签字，但工程师们的直属Manager
(经理）在这个考核体系里有相当大的裁量权，因此，少数Manager 便会以自己的利益至上，压榨工程师，加重了高压环境对其的摧残。 硅星人多方采访发现，压垮 Qin 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 Facebook 这个本来高度可量化的制度所呈现的弊端，造成的不可量化的恶果。 Qin 就职于 Facebook 的广告定向产品组 （Ads Targeting Product)——一个不仅在公司内，也在整个硅谷工程师圈子里家喻户晓的高压组。 广告部门是
Facebook 最核心的现金来源，组内员工承担巨大的责任，因此成了 Facebook
工程师职业道路上的一把双刃剑：做得好，升迁很容易，甚至很多从 Facebook
广告部门出来的中层跳槽出来去其他公司，都会直接升一级；但是另外一面就是，工作繁重、压力巨大。 遗憾的是，Qin 并非少数幸运者。他加入 Facebook 仅仅一年零七个月，按照六个月一次绩效考核的制度，刚刚完成自己的第三次绩效考核。而在这最后一次考核中，经理给他打了被 Facebook 员工简称为 "MM" 的评价。 MM，全称 "Meets Most"，也即“达到大多数期待”。听起来是一个好评，实则全然相反。 “硅谷的政治正确里有很多文字游戏，别被这种文字游戏骗了。Meets Most 就是最严重的差评。”尹伊在采访中告诉硅星人，“不是没有比这个更差的，而是更差的评价经理根本不会给的。” 在 Facebook，一次“MM”足以将工程师送进爬不出的深渊。 多位信源透露，在这次考评之前，Qin早已不堪广告部门的压力，希望换组，而且已经谈好了新的组，但是，却被这个“Meets Most”给断送了换组的机会。 受访者告诉硅星人，在包括 Facebook 在内的一些硅谷大科技公司，工程师换组十分自由，通常只要别的组经理愿意接收，换组就几乎可以敲定，剩下的就只是告知原组经理、进行工作交接等，并不需要原组经理的批准。 但是，明显的是，没有经理愿意接受一个刚在上个组被打了
Meets Most 这么个评价的工程师。多个 Facebook
内部消息人士也告诉硅星人，Qin有极大的可能性正是因此才换组失败。知乎上也有匿名帖子指出，原组经理正是不想让 Qin 换组，才给了他这个评价。 并非每一位经理都是这样。好的经理会尊重工程师自己的选择。几位
Facebook
员工都曾目睹同事想要换组，甚至从湾区搬到西雅图、波士顿等城市，好的经理不仅会支持，还会努力帮他们在新的地方寻找合适的团队、争取更好的薪资等等。“换组被
block（阻止）据我了解不太常见，“刚加入公司增长通知组 (Growth Notification) 不久的尹伊告诉硅星人。 不在广告部门的
Facebook 华人老员工 Eric
则指出，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经理的确会阻碍换组，“最棘手的情况是，经理一般不会直接拒绝，而是会谈一些条件，比如用自己的全力支持换取员工在换组之前的踏实工作，这样员工会抱很大的希望，最后却一层一层的破灭，最后也来不及做准备了。” 知情人士还向硅星人透露，在 Qin 去世前，广告定向产品组一度历经组织架构调整和换血风波： 本来负责广告定向产品组的经理转去了另一个组，而新到的经理对广告定向产品组具体的业务情况和人员安排不够熟悉，加之该组本来就有多名员工安排好换组，导致组内压力剧增。不得已，新来的经理阻碍了 Qin 的换组请求。 “这就是赤裸裸的背叛，经理对组员的背叛。“另一位不愿透露的 Facebook 员工如此评价。 但是对于Qin来说，被打了这个评价的后果，还不仅仅是换组失败这么简单。 Eric 透露，换组失败的情况在 Facebook 出现，好的情况是等一个考核周期继续申请换组，坏的情况可能会被经理送进 PIP。 PIP(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这个最让工程师们心惊的词，也即所谓的“绩效改进计划”，是另外一个裹着糖衣的文字炮弹。 实际上，内部员工告诉硅星人，PIP 只是一个更好听的“解雇前通知”，进入 PIP 的员工大部分都会立刻优化简历联系面试准备跳槽，能够真的改进所谓绩效的人少之甚少，往往需要经理以上的总监、VP 批准才能走出 PIP。 微博用户erain9就分享了自己在亚马逊工作时被PIP的经历： 
经历了差评和换组失败的Qin，或许当时已经徘徊在崩溃边缘。在他短短38年人生的最后一刻——根据多个信源的说法——是 Facebook 的一个机器人推了他一把。 大约倒数两周时，Facebook 广告系统发生了一个严重宕机事故（severe site event，简称 SEV）。 SEV 管理机器人给 Qin 创建了一个新的任务，告诉他必须尽快完成漏洞修复并提交 SEV 报告。他在漏洞修复阶段曾经试图把目标时间推迟到原定的一周之后，但是一个漏洞机器人拒绝了这一请求，回复他只有12天的时间可以修复该漏洞，并规劝他合理安排自己的优先级。 这样的机器人，其实是 Facebook 开发的脚本。在 Facebook，有许多这样的机器人被用于控制进度、优化流程等工作，经理和更高级别的负责人可以在通过内部工具查看这些机器人所提供的汇总报告，追踪 SEV 或其它相对更轻松的开发任务的进度。 根据造成严重程度不同，SEV 后面会跟一个数字，从4到1分别代表严重程度从低到高。而刚才提到的这起严重事故，被分配给了 Qin，级别为 SEV2——一个程度次级，但仍足够严重的事故级别 更悲哀的是，对于一个广告系统的员工来说，让他们心力交瘁的 SEV 很大程度上并非他们自己的错。Facebook 有着大量的不同产品线、巨大的代码库和复杂的栈结构，任何其它部门的正常业务都有可能导致本部门的系统崩溃。 一位在
Facebook 广告部门工作的员工在职场匿名社交平台 Blind 上透露，经常是别的组 "Move fast"，导致本组 "Break
things"。该员工回忆，他每周都有 SEV，感觉“一直在救火”。（Move fast, break things——“快速行动，破除陈规”是
Facebook 沿用很久的信条。） 尽管 Facebook 一直对内宣称在类似的事故处理中不鼓励将问题归咎于个人（在
Facebook 的网站稳定的相关手册资料中，专门有一节讲述如何在事后报告中杜绝归咎），实际上，被分配到 SEV
的工程师不可避免的承担了随着等级提高越来越大的压力，毕竟在很多情况中，一个 SEV2 未修复意味着每分钟造成的损失是以几十甚至上百万美元计的。 
一些 Facebook 工程师透露，每次事后报告中都清楚地记得“总在找人背锅“。 很有可能是别人的问题，不得已背到了自己的身上，而且还是一口擎天大锅，推都推不掉——当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那种同时袭来的压力和屈辱足以令人崩溃。 一些 Facebook、亚马逊等公司工作的员工，曾在公开渠道透露，SEV3 或者 SEV2 级的任务对于他们来说已经足够令人精神压抑，他们无法想象一个刚被打了 Meets Most、换组失败的同事，还被分配到这样的任务，在当时经历着何种难以名状的痛苦。 还有Facebook 广告部门员工告诉硅星人，即使是较差的评价，是给 Meets Most 还是 Meets All（稍高一级，及格水平），其实经理有比较大的调整空间。 “很遗憾，最后经理选择了更差的那一个，放大了（Qin）焦虑的因素，造成了最终的结果。”他说。 精密设定的员工分级评鉴制度、频繁的考核周期、绩效改进计划……这些种种从外界看来是在帮助员工调整、适应和改进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却都成为了为员工设下的一个个陷阱，成为一根根明明推着员工前行、却包裹着糖衣的大棒，让他们焦虑无言。 一位员工向硅星人指出，现在的 Facebook 已经不是当年的创业公司了，却仍要维持创业公司的样子，维持创业公司的发展方式。结果，从公司的层面，到具体员工的层面，都在面临着巨大的，需要超凡表现 (outperform) 的压力。 CNBC 曾报道，去年10月，在一次 Facebook 内的 "Town hall"（直通高管问答会）上，一位女员工面对着包括桑德伯格在内的高管说出了许多人一直想说但不敢的话： 在 Facebook 工作本就十分辛苦，而一种无形的、来自制度的压力让员工必须表现得看上去“一切都很好”，这种压力已经让她难以为继。  马克·扎克伯格在 Facebook 总部主持 town hall
季度绩效考核、差评、换组失败、SEV 报告，一次次将 Qin击倒，最后，他终于站不起来了。 Facebook 发言人奥斯丁试图证明 Facebook 已经做了许多。她说公司有大量内、外部资源，包括并不限于互助组织、心理救助机构和热线电话等，并且会确保有自杀倾向的员工可以更方便地接触和运用这些资源。 然而，许多接受采访的 Facebook 员工都指出： 如果过分关注 Qin 在生前最后几个关键时间点上的遭遇，或是过分关注“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于揭露和最终改变 Facebook 可能存在的不合理政策和有毒工作环境而言并无太大帮助。 “每个人在生命不同阶段都会有特别脆弱敏感的时候。我们不能因为他在这些时候的问题，就忽略讨论制度本身的恶。“尹伊说。 脆弱的中产，如履薄冰的美国梦制度的恶，轻易能够把人逼上绝路。 多位采访对象告诉硅星人，Qin 的遭遇令他们感同身受。 很早就来到 9 月 26 日悼念活动现场的王先生表示，“（逝者的遭遇）是一个不分国界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可能经历。” 他所指的，并非局限于 Facebook 员工，而是几乎所有依靠 H-1B 工作签证/实习资格在美国工作的外籍人士，特别是华人，都在面临的脆弱境地。 在外界看来，就业于硅谷大小科技公司的程序员是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他们拿着全美数一数二的高薪，享受着股票期权、免费班车、免费午餐、在家办公等其他行业不可企及的福利。一份工作，美国梦几乎实现。 然而在亲历者看来，外界的观感更多集中在他们光鲜亮丽的一面。实际上，一点预料不及的工作变动，就足以断送他们的“美国梦”；而为了确保自己和家人能够过上稳定的日子，他们只能在一次次“自愿”加班、on-call
、甚至被上级和同事有意无意的抱团排挤中，自己咽下自己的不甘和焦虑。 事实上，拿着 H-1B 签证/OPT 实习资格在美国工作的华人，同时也是最没有安全感的一个群体。 在公司里，他们拿着比本土同事低的薪资，却承担着相同甚至更多的工作量；他们干着重要的活儿，但是工作评价、晋升机会却并不明朗；相比前几年科技公司四处抢人、工程师们可以“说走就走“的洒脱，由于签证环境正在变得更加糟糕，加之硅谷和美国整体经济下行，他们的处境更加微妙了： 裁员盛行，工作机会已经在慢慢减少。失去工作意味着他们必须在 60 天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找到新的工作，否则 H-1B 签证将会失效，意味着他们和家人将立即失去在美合法居留和工作的，来之不易的资格。 如果走了背运，即便在失业后找到工作，也有可能因为美国移民当局 H-1B 签证转移审核被拒，而导致上述情况出现。 在硅谷，生活成本已经居高不下，即便相对美国其他地区拿着高薪的科技公司员工，生活也并不轻松，只能等待着拿到绿卡的那天——在此之前，大部分没有身份的员工只能仰赖公司提供的工作签证，也正是因此，绝不能轻易失去工作。 
一些
Facebook 员工告诉硅星人，自己已经习惯了更重的工作压力。“诚实来讲，我认为之前在 Facebook
的压力，十分制大约有五到六分吧。但是这次的事件之后，我也在反省，是不是我的标准出了什么问题，“一位在 Facebook
广告部门工作的匿名员工表示。 Eric 则认为，公司总体来讲已经比较人性化了，“在全美都是属于1%的行列。”同时他也指出，公司内部的大环境并不乐观，工作压力巨大。 围绕着 H-1B 签证频繁的政策变动，将已经处在极度焦虑当中的华人，推向崩溃边缘。 今年 4 月，硅星人曾经报道了美国
H-1B
签证申请情况难度升级的故事。自从特朗普就职美国总统，并颁布 “Buy American, Hire American”（买美国商品，雇美国员工）总统令以来，美国移民当局开始对
H-1B 签证申请人进行更严格的、有时不合理的审核。由此，H-1B 新申请拒签率快速攀升，到 2019 财政年度已经高达 32%。 这一情况，意味着有相当大比例拿着 OPT 供职于科技公司，等待着抽取 H-1B 签证的华人，他们的美国梦很有可能还没真正开始就已结束。 
与此同时，大量 H-1B 申请的审批工作，都因为“补充资料”(RFE) 和行政复核等各种理由停滞不前。这其中不止新申请，也包括很大一部分的续签和转移申请。 所以，即使持 H-1B 签证的外籍就业者在失业之后，有 60 天的宽限期来找到工作，但令很多处在这种境地的华人担心的是，即便找到工作，也很有可能因为签证转移申请被拒而断送前途。 当有着“吃苦耐劳”天生属性的华人被暴露在更大的工作压力下，他们的话语权极其有限。唯一能做的只有坚持下去，试图熬过长达三、四年，甚至更久的绿卡排期。 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仍不知道，Qin 的签证情况如何。我们唯一可以猜测的是，如果他已经在绿卡申请过程中，最近几个月的不幸遭遇，恐怕已经让他难以在心理和生理上支撑到排期结束。 “我跟Qin不是一个组的，也不认识他，但我了解了他的故事，发现他跟我有一些共同点。”尹伊对硅星人表示，“比如我们都是八零后，都面临着身份上的不确定性。我就在想，他所遭遇的这些事情，会不会有一天都发生在我的身上？” 王先生指出，自己认为华人的一个弱势是不善于交际，不善于表达自己，“我们应该要求更加公正透明的评价标准，鼓励更积极的文化。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你应该被公正公平地对待。” “不能比害怕上帝更害怕 Facebook”Qin 的遭遇在湾区工程师群体中引发的“海啸”，并没有随着他的悼念活动的结束而结束。 9月30日周一，Sanford Heisler Sharp 律师事务所在其官网宣布，正式启动对 Qin 跳楼自杀一案的调查，并呼吁知情者与之取得联系。 对于发生在公司门外的哀悼活动，Facebook 发言人奥斯丁表示之前并不了解太多细节。她强调，公司的立场并不反对这样的活动，“我们相信表达自由，认为提供人们以哀悼的机会是十分重要的，这与我们的公司政策相符合。” 然而，根据硅星人在事发后两周内的调查，Facebook 正在压制关于事件的讨论，要求一些员工不得和任何人，特别是外部相关方（包括并不限于律所、媒体）讨论此事。 积极参与发声的尹伊，已经被 Facebook 以含混不清的理由开除。 硅星人独家获得的一封 Facebook 发给尹伊的邮件显示，该公司广告部门人力资源业务伙伴 (HRBP) 以保护 Qin 及其家人隐私为理由，要求员工不得和任何人，特别是公司外部人士讨论该事件，一切对外通讯将由公司内部多个团队负责。 该邮件还指出，如果员工有异议，或有关于事件的更多情报分享，可以和该 HRBP 或一名人力资源高管取得联系。 以下为邮件部分内容： 
多位接受采访的 Facebook 员工表示，知道该事情基本事实部分的员工数仍不多，因为公司没有在内部以任何方式宣布 Qin 自杀事件，内部的公开程度直接影响了知情者的数量。 上周四悼念活动现场，尹伊接受了包括美国电视台 ABC 等在内的媒体采访。回到公司后，他立即向自己直属的部门总监汇报了这一情况，包括媒体名单，回顾了被问及的问题和如何作答等。 “有媒体比如问公司是否有压制言论自由，我当时的回答是没有，因为我之前没有收到任何通知说不可以讨论，“他告诉硅星人，“可当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明白了，Facebook 压制言论自由，是真的有这样的事。“ 接受了硅星人采访的多名 Facebook 员工认为，尽管没有看到字面上的禁言令，实际的感觉是公司对 Qin 自杀事件进行了冷处理，企图大事化小——这反而加重了他们对 Facebook 在这一事件中有多少过错的疑心。  尹伊丨图：杜晨/硅星人
尹伊也告诉硅星人，在上周四参加完场外悼念活动，回到公司后，尹伊在和总监的一对一会议中呈报了大部分他认为总监需要了解的事情，并亲眼看着总监将他所描述的情况一字一句写成邮件报告给 HRBP 和有关上级。 之后，他曾在闲聊中告诉总监，自己私人事务繁多，最近压力也比较大。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在收到的一封邮件中，HRBP 专门向他重点提及了心理救助方面的资源和联系方式。这让他感到十分不适。 上周五，总监再次找他一对一，HRBP
也加入了会议，并他多次询问尹伊是不是情绪不太好。尹伊告诉记者，这种追问在当时给他一个感觉，就是在诱导他自己承认，“一旦后面我跟公司撕破脸，公司就可以说我这个人心理有问题。但是我要声明，我的发声是出于对
Qin 的同情心，不意味着我也要自杀。” 这种发声，正是 Facebook 所不想看到的，而公司在这一事件上的态度令其在尹伊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该员工继续追问尹伊都和外部的哪些人员有联系，并一再对他强调不得再和任何人讨论此事。 “可我已经和别人说过了，我还见过 Qin 的家人了。”尹伊说他对 HRBP 的穷追猛打感到沮丧和厌恶，“如果我和 Qin 的家人都有意愿见对方，公司有什么理由可以禁止两个自然人的会面？” HRBP 用升级作为威胁，告诉尹伊如果他继续违抗公司的命令，将不得不举报到更上一级的高管。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尹伊，但他回忆自己在当时仍努力试图维持着克制，并告诉记者，自己理解 HRBP 的威胁，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饭碗。 上周三，尹伊收到了
HRBP 发来的最终警告书，进一步要求他不得再违反公司的有关规定。他没有签收这封书信，而是咨询自己的导师 (mentor，Facebook
为刚入职员工配对的同组老员工），问她收到这封信是不是就意味着自己被开除了，而导师严词告诉他自己不想讨论这件事。 不久，尹伊再次收到邮件。导师以和尹伊的对话令自己感到不适 (made me feel uncomfortable) 为理由，向 HRBP 举报了他。 上周四、周五是他在 Facebook 感觉最憋屈和被羞辱的两天，他两次收到指令，要求他离开办公室回家办公。“开除我都没关系。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种穿小鞋。”他告诉硅星人。 10月7日周一，尹伊在电话会议中正式收到了开除的通知。开除理由是“缺乏判断力” (lack of judgement)。 他仍记得，在从公司大楼往悼念活动走的路上，见到了许多三两成群的同事，在快要到达目的地之前收起了自己的工牌，“我完全理解他们的做法，但是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特别悲哀的感觉。要是（Qin）泉下有知，或许觉得有同事能实名站出来参与这个悼念活动会更好。” 只是，最近两个星期的经历，让他切实感觉到了公司对公开要求权益的员工是何态度。 请了两小时的假专程参加上周四悼念活动的王先生告诉硅星人，Qin的遭遇非常不幸，正因为Qin也只是一位普通人，更让他感同身受。“我们当然尊重逝者的隐私，但更关注事件背后所暴露出来的，硅谷大公司的一些工作文化和潜规则。” 因为目前丝毫没有看到 Facebook 对此事的后续披露，给他一种草菅人命的感觉，他希望能够看到 Facebook 对该事件有一个公正公开的调查，给大家一个说法。 黄女士则指出，当 Facebook 的员工遭遇不公正对待，引发如此重大的惨剧时，公司的高层没有丝毫的反应，自己感到非常不公平。“今天参与这个活动，我的诉求是希望我们能有更大的声音发出来。” 有发声诉求的不止有年轻科技从业者，还包括更早来到美国、孩子们都已长大的华人们。 张女士在参加了悼念活动之后接受了硅星人的电话采访，表示自己的丈夫和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女儿，在工作中都曾遭遇过不公正的待遇，“华人不能单打独斗，不能只会吃苦耐劳。当我们的利益被侵犯时，一定要团结，展现我们的力量，保护我们的权益。“ 张女士告诉记者，她发现二代移民普遍比父母更会保护自己，因此建议一代移民在教育子女的时候，不能光让他们好好学习，同时要把培养权益意识放到重要位置。 在悼念活动现场，王先生努力地克服着激动的情绪，缓慢地告诉记者，“我们也希望尊重逝者的隐私，但更关注事情背后透露出来的，硅谷大公司背后的一些潜规则和工作文化，到底是不是能够代表全世界科技最先进的水平。这些大公司人文关怀能否跟科技水平匹配？我们作为员工，到底是发明者、创造者，还是螺丝钉？” 
尹伊至今仍然认为，能加入
Facebook 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和 Qin 同为八零后，年龄已经不算小，但在国内有过10年工作经验的他，仍然不得不依靠着 OPT
实习资格才能在 Facebook 工作。在此之前，因为有 competing
offer（其它公司也给他发了入职邀约），加之面试过程很顺利，经理也帮他写过邮件要来了更高的薪水。 经过了这件事之后，开玩笑说自己其实没有退路的尹伊，也只能开始寻找新的机会。LinkedIn 好友申请以每小时几十个的速度袭来，他一边吃饭一边用手点。他说这星期的安排除了跟律师接洽以外，还打算把最近一段时间的经历写成一首歌，送交当地华人春节晚会审核。 和其他失去在大科技公司工作的人比起来，他认为自己已经是个幸运儿，但即便如此，不发出一点声音还是让他感觉不舒服， “我一个人光明了，世界上就没有黑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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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爸爸
脸书华人程序员的悲剧事件把一部分争论引到了H-1B签证上面。 这两年来，这套为了弥补美国本土工种的不足而制定的签证系统一直是美国自由派媒体乐于提及的话题，大西洋月刊甚至直白地把这种让雇主决定员工身份存留的单向选择机制称之为“当代奴隶制”。 虽然表面有高薪酬和高福利作为掩饰，湾区的高物价和程序员的充分供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实质待遇的下降和竞争压力的增加。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调查报告显示，湾区家庭的需要做到年收入11.7万美元才能超过实际意义上的低收入水平线，加州整体的低收入水平线则为五万美元左右。 尤其是那些人到中年的程序员们，高物价和高福利呈现出来的矛盾，加上子女家庭责任的担子，恐怕这群穿着格子衫的白领所面对压力并不比美国工厂里的玻璃厂工人来得小。 而对于那些尚在熬绿卡的移民员工来说，这种压力不仅更大，还附带着不平等的内涵。 雇主与H-1B签证员工两者之间不成比例的权力分配让后者只能沉默面对工作压力和待遇不公。品玩（PingWest）的文章称： 在公司里，他们拿着比本土同事低的薪资，却承担着相同甚至更多的工作量；他们干着重要的活儿，但是工作评价、晋升机会却并不明朗；相比前几年科技公司四处抢人、工程师们可以“说走就走“的洒脱，由于签证环境正在变得更加糟糕，加之硅谷和美国整体经济下行，他们的处境更加微妙了： 裁员盛行，工作机会已经在慢慢减少。失去工作意味着他们必须在60天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找到新的工作，否则H-1B签证将会失效，意味着他们和家人将立即失去在美合法居留和工作的，来之不易的资格。 如果走了背运，即便在失业后找到工作，也有可能因为美国移民当局H-1B签证转移审核被拒，而导致上述情况出现。 在硅谷，生活成本已经居高不下，即便相对美国其他地区拿着高薪的科技公司员工，生活也并不轻松，只能等待着拿到绿卡的那天——在此之前，大部分没有身份的员工只能仰赖公司提供的工作签证，也正是因此，绝不能轻易失去工作。 以IBM为例，根据H-1BSalary Database的数据，持有工签的“软件工程师”的年薪中位数是9.7万美元左右，显著低于十一万美元的行业中位数。 这也许与公司的业务体系有关。然而，H-1B员工的薪资水平低于本土同行却是不争的事实，一份2011年的H-1B签证政府研究报告曾经揭露，约八成签证员工的工资低于本土同行。 另一个证据来自于Computerworld的报道，苹果在2017年曾向劳工部提交150份工签岗位申请，其中程序员的年薪被定为52229美元，远低于当时当地的平均水平93000美元。这份申请通过了政府审批，意味着5.2万美元的年薪获得了法律认可。 当然，真实的工资要远高于五万美元，但这揭示了公司和移民员工在地位上不平等有多严重以及在科技公司眼里移民员工的真实价值。原本是用来补充本土劳动力技术短缺的签证项目，随着硅谷科技公司的膨胀，很快就变成了科技公司从以亚洲为主的地区吸纳高性价比劳动力的捷径。 大多数情况下，这段关系里最满意的两方是公司和移民员工，前者得到了性价比更高的劳动力，后者的美国梦有了一条可行可靠可复制的路径。湾区里抬头可见的亚裔面孔就是很好的例子。 从表面上来看，身为工薪阶层的硅谷码农们要远比同时代的移民更能代表美国梦。 十一万多美元的年收入中位数加上最有潜力的股票期权，搭配免费午餐、免费通勤和其它福利，如果不是非要追求“湾区豪宅+子女私校”的鸡血配置，这群求职链条顶端的华人们完全可以一眼望到老了。 但是飞涨的房价和子女教育问题让初来乍到的移民码农的中年危机雪上加霜。而对于那些只能算半只脚踩在岸上的工签持有者或者用OPT在美国工作的人来说，除了要应对生活压力、刻板印象和职场天花板，还有更致命的身份问题叠加在这种群体性的不安之上，以至于有了38岁脸书员工QinChen纵身一跃。 而事发七天之后，在脸书门口的四百华人集会为同胞伸张的尹伊也很快因为“缺乏判断力”的理由被公司开除，如果没能在短时间找到下家，他只能选择回国。 尹伊，包括让他惺惺相惜的QinChen都是国内顶尖大学出身的人生赢家，入职硅谷顶级科技公司更是离美国梦圆只差一步之遥。然而正是这一步的距离，让很多还没有取得长期居留的程序员们沦为为身份打工的廉价劳动力，拿到绿卡之前的种种福利都像是公司暂时租借给他们的。 对于这类华人移民来说，年轻时在国内以极低的成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在经济发展中积累了财富，具备了移民美国的技术和资本基础。2000年之后来到美国，又赶上了中国与美国贸易蜜月期和互联网崛起，各种甜头尝尽。 然而，目前动荡的两国外交让这种独特的优势变成了劣势，把原本就不确定的身份问题放大。去年刚开始，受到影响是千人计划的大牛，然后扩大到科技机构和敏感专业的学者。到了最近，就连前来贡献外汇的留学生都已经受到了影响，对于科技公司的程序员们就更不用说了。 政客们煽动民粹情绪，把失业、低薪酬这些问题归结于移民身上，而憧憬着美国身份的移民又不甘心回到原籍。即使是那些为中国互联网红利所吸引回国的人，也大多出于利益缘故，不会轻易放弃美国身份。对于硅谷中产来说，回国可就是自我否定，否定了十年前作出移民决定的正确性和十年来的辛苦打拼。 那么断了回国退路之后，他们也就只剩下三条路可走了。 一是留在硅谷，忍受高强度的工作和高物价，用三五年时间来换取居留权，但同时有着平均水平之上的薪资和福利。 二是可以考虑离开硅谷和西雅图这样的互联网腹地，去中西部城市的寻找类似岗位。虽然同样有移民的种种限制，而且身为少数族裔的处境会更加突出，但至少物价、环境更加宜人，唯一令他们放下不下的可能就是子女教育了。 不过就像微博上的一条评论所说的那样，别说是回到国内，即使是离开硅谷去其它美国城市都不是华人想要看到的结果。 所以就只剩下最难走但却是最应该走的第三条路了，那就是利用美国的体制把工作移民、H-1B签证和华人的天花板问题诉诸运动和法律，例如那天在脸书门口的四百人聚会和之后争取而来的各大媒体的报道，就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头。 因为在集会上出头而丢了脸书工作，却仍在OPT实习期间的尹伊今天上了CNBC的头版新闻，再一次扩大了事件的影响力。如果同胞的遭遇能够推动华人发出诉求，形成一股力量，也算是不幸中的一件幸事了。但对于向来分裂的华人社区，尤其是矛盾突出的湾区华人来说，这又谈何容易。 参考资料： 深度调查丨一个华人程序员纵身一跃，引发的硅谷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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