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随着冷战愈发激烈，美国启动了“智利计划”，这一计划的内容是在芝加哥大学训练来自智利的经济学家们。之所以选择芝加哥大学，是因为其是资本主义思想的堡垒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术家园。这些受教的年轻智利学生在返回拉美后，他们在日益激烈的经济观念之争中兜售自由市场的准则。他们的对手是左翼学者，后者相信克服贫困和落后的有效手段是强化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主要通过国有化、贸易壁垒和计划经济）。
超过十年的时间里，留美归来的学者们几乎无力影响智利的政策制定。他们在学院里训练年轻学生，写些报纸专栏和学术论文，为大公司和银行提供建议。他们没有得到重视，而被赋予了一个饱含嘲笑的绰号，“芝加哥男孩”。
直到1973年皮诺切特将军政变，夺取了阿连德总统的权力。之后的几年内，芝加哥男孩被皮诺切特任命为多个部门的部长，他们终于有机会实践他们从弗里德曼及其同事那里学到的观念。他们放开价格和利率，降低进口关税，将数百家国企私有化，设立学校代金券，创建个人储蓄养老金账户，放松对企业和银行的管制，并在各个领域推进市场。他们采用“休克疗法”来平衡预算和降低通货膨胀，改革劳工立法，遏制工会的权力，吸引外国投资者，加强法治。
当1990年皮诺切特交出总统权力，国家体制回归民主，智利已不再是1973年的那个智利了。芝加哥男孩创造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在1982年严重的货币危机之后，效率、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不断加快。人们纷纷讨论经济领域的“智利奇迹”。
然而这个奇迹却有原罪：它最初是由专政体制实施，这一体制侵犯人权并系统性地拘捕、囚禁、折磨和谋杀异见分子。因此，许多观察家为1990年后的民选领袖没有放弃这种经济模式而感到意外，尤其考虑到这些新兴领袖也遭受过皮诺切特的迫害。新成立的中左派政府没有放弃自由贸易政策，反而加深了市场化改革。当然，他们扩大了社会项目的支出，但也扩大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基石——小政府、宽松的管制、向世界开放、限制工会活动、非常微薄的公司税，以代金券为基础的教育和医疗体系，目标有限的社会项目，基于个人储蓄账户的养老金体系，以及对各个层面市场的依赖。与不学无术的批评家所宣称的相反，芝加哥小子的模式并非只有军队支持。在超过三十年的时间里，它得到了基督民主党、智利民主党和智利社会主义党中许多成员的支持。
在经历了长达百年的在经济方面表现不佳之后，智利在2000年代初成为了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国家（它在这一地区遥遥领先）。其社会指标水平（健康、教育、预期寿命）也成为了这一领域的最佳。在贫困线下挣扎的人们从1980年代中期人口的53%降到了2017年人口的6%。从经济数据来看（例如收入），智利更像是南欧国家（例如葡萄牙和西班牙）而非南美国家。引人注目的是，在芝加哥男孩开始改革之际，许多分析家认为他们的政策过于激进，无法在一个狭小而贫穷的拉美国家奏效。在弗里德曼会见皮诺切特的两周以后，《卫报》报道到军政府正在考虑拥抱“芝加哥经济学家臆想的疯狂计划”。
在1990年民主化后，智利被视为是推动公共政策的转型经济体的典范。许多前苏东国家的政治家来到智利学习如何市场化、开放经济和将大量国企私有化。
在这一阶段，除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贫困的快速减少以外，不平等却维持在高水平。2022年，智利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中收入差异第三高的国家。从2000到2020，收入差异有所减少，但仍然很严重。顽固的不平等是智利的阿基琉斯之踵，这一顽疾是多数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建筑师所忽略的，并反复困扰他们。为了促进财富和收入再分配的斗争不断出现。
从智利奇迹到2019年人民抗议和制宪会议
2019年10月18日，出乎大多数观察家预料，大规模抗议活动在智利全国爆发。激起抗议的是地铁费用的小幅涨价——三十比索，相当于四美分。当集会聚集在一起不止因为交通费用，数十万人在各个城市游行并声明自己反对精英、企业腐败、贪婪、以营利为目标的学校、低养老金、种族隔离和新自由主义模式。他们要求免除学生的债务并实行免费的普遍医疗。他们举起马普切的旗帜，并要求归还在19世纪掠夺的原住民的土地。大多数抗议活动是平和的，少数则演变为了暴力事件——纵火、对公共设施和私人财产的破坏和抢劫；超过二十个地铁站被焚烧。警察以不合理的武力回应，并被指控多次侵犯人权。
在一段时间的大量抗议运动（许多策略效仿香港）之后，2019年11月15日，大多数政党的领导人（智共和人民阵线除外）认为控制暴力事件的唯一方式是发起有关新社会契约的国家会议。要由一次全民公决来决定是否制定一部新的宪法来取代1980年皮诺切特政府所接受、并历经多个民主政府所修改的宪法。因为新冠的影响，这一过程有所推迟，但一年以后，制定新宪法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全民公决 。2021年5月中旬，155名成员组成的制宪会议赢得选举上台，其中，17个席位保留给了原住民代表。每一个被纳入新宪法的规则需要得到至少2/3代表的同意。
大部分代表属于极左阵营，他们中的许多人支持有关于社会和生殖权利、环境保护等特定议题；他们声称会议的目标是写一部反新自由主义宪法，由此终结芝加哥男孩的模式；他们想要一部可以将广泛的社会权利惠及每个人的宪法，识别和补偿19世纪土地被掠夺的原住民，保护性少数群体和环境。保守派（右派和中间偏右派）占代表的27%，不足1/3，因此不能实行否决权。纽约时报报道：在智利...国家重塑正在进行。
2021年12月19日，Gabriel Boric，这位35岁的议员，曾是学生领袖，在大大小小的左翼政党联盟（例如人民阵线、赢得尊严、智共）的支持下，赢得总统大选。新宪法的草案涵盖广泛的社会权利，但一些中左派政治家对此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这一提案过于偏颇，由“身份政治”驱动，并且没有解释这些社会权利的准备金的财源是什么，因此这一提案有成为诸多实现不了的幻梦的风险。他们想要否定这一草案，并起草新的方案。
最终，62%的代表否决了这个提案。《纽约时报》报道：这次制宪会议的大多数代表是政治的门外汉，这次改革被证明是过于激进的。《经济学人》报道：这次失败的大部分责任在于大会本身. . . .超过三分之二的当选议员来自主流政治党派之外。他们包括许多政治新人和强硬左派. . .他们很快就疏远了普通选民。
到目前为止（2022年9月），虽然关于制宪的诸多细节和时间安排不确定，但三件事情确凿无疑：1.一部庄严推崇和保证诸多由国家免费提供的社会权利的新宪法将取代皮诺切特的旧宪法。虽然新提案所包含的社会权利不会像被否决的旧提案那么多，但一定不会很少。2.新的宪法文本将由被选举出来的制宪会议代表们，在宪法学者、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等“专家”的协助下编写。然而，这一次的进程将由政治党派指导，并将避免之前大会的过火行为和官僚主义。3.新自由主义时代不会复活；芝加哥男孩建立的大部分经济体系将被一种社会民主体系所取代，就像在欧洲，尤其是北欧盛行的那样。此般深刻变化是否有助于推动这个国家走向社会和谐、包容、更加平等和繁荣，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见证2019年抗议运动
本书作者曾在2019年11月3日在智利旅行，见证了这次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到处都是涂鸦：
“新自由主义曾在智利诞生，也将在智利消亡!”
“再也不要芝加哥男孩了!”
“智利醒了!”
“不是因为30比索，而是因为30年的新自由主义!”
每一位与作者交谈的年轻抗议者们都持乐观心态，他们认为此次抗议将会终结新自由主义模式，未来一片光明：个人主义、贪婪和利润驱动将会终结，女性主义的模式将取代父权制结构，每个人都将得到尊严。新自由主义对竞争、效率、准时和“超生产力主义”的痴迷，将被更崇高的目标所取代，包括追求“更好的生活”。富人将缴纳更多的赋税，优质教育、普遍医疗、文化艺术将被免费提供，原住民将收复土地，环境将得到保护。在经济增长与平等之间进行权衡的想法并没有出现在抗议者的脑海。
作者同样与商业精英和政治家进行交谈，他们当中包括保守派和中左派。他们都惊呆了。他们谈到了一个巨大的悖论：虽然每一个传统指标都表明智利取得了重大成功，正在稳步迈向发达国家的行列，但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却深感不满，要求进行重大变革。精英无法理解这次抗议，即使是那些对新自由主义模式持批评态度的人也因抗议感到吃惊。有很多人曾经警告说，经济的成功建立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火药桶上。少数社会学家和政治分析家在21世纪初指出，一种日益严重的不安情绪正在人口中蔓延。这就是所谓的“不适应假说”。但这些警告被系统性地忽视了，发出警告的人被视为疯子。
许多保守派坚信抗议背后隐藏着境外的激进势力。他们对作者言之凿凿地声称委内瑞拉政府和古巴政府向智利输送了成千上万的激进分子，来煽动当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极左帮派。他们绝不接受这次抗议是一次由本土问题滋生的运动。尤其考虑到以下事实：亿万富翁、受业于芝加哥男孩的经济学者Sebastián Piñera在两年前（2017年12月）刚刚以53%的选票赢得大选。
当作者在抗议所引发的混乱中艰难登机以后，决定写一部有关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衰落的著作...作者尤其强调新自由主义兴衰的故事——有必要超越收入分配和收入不平等。作者认为，同样有必要关注“横向不平等”（horizontal inequality），或者是伊丽莎白·安德森所说的“关系不平等”（relational inequality）。它不仅涉及货币收入，还涉及社会交往、种族隔离、种族主义以及便利设施和公共产品的提供；同样也是关于精英对待普通人的方式。结果表明，智利在这些方面做得非常不好。许多与作者交谈的抗议者提到，获得尊严是他们的关键目标。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一词起源于1920年代和30年代，并在1938年8月在巴黎举行的李普曼讨论会(Colloque Lippmann)之后逐渐流行。李普曼讨论会是由法国哲学家Louis Rougier组织的，讨论Walter Lippmann的著作《美好社会》(The Good Society)的政策含义。在这本书中，李普曼认为，为了维护民主，击败集体主义政权，有必要将自由主义从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中拯救出来，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造成了社会困境、贫困和严重的不平等。打败希特勒和斯大林等人的唯一途径是改革资本主义，并在利润动机中加入社会关怀。他认为，这样做并不构成对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背叛。相反，它意味着回归亚当·斯密和杰里米·边沁等思想家的观点。
二战后，新自由主义主要被用来指代西德的秩序自由主义，或者是西德经济奇迹的主导者阿登纳和艾哈德所秉持的思想。这与1990年代指代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不同，后者与一系列标语紧密相连：全球化、竞争、平衡预算、低通胀、去管制、私有化和经济人。
作者把新自由主义定义为一套信念和政策建议，强调使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大多数社会问题和需求，包括提供和分配社会服务，如教育、养老金、健康、对艺术的支持和公共交通。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一种“更纯粹”的资本主义形式，即允许市场在大多数领域发挥作用，比由官员监控市场的混合资本主义形式对社会更好。当然，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这种更纯粹的资本主义形式远远优于任何一种基于计划经济的制度，哈耶克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强调这一点。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中，任何东西都有价格——或明或暗——这些价格被视为向消费者、生产者、各年龄段的公民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用的信息。
新自由主义的严厉批评者迈克尔·桑德尔将新自由主义与“一切事物的市场化”联系起来，他的观点几乎是正确的。他没有完全正确的原因是，在他的《金钱不能买到什么》一书中，他描绘了一幅漫画，帮助他在讨伐加里·贝克尔时轻松得分，这位经济学家被法国哲学家福柯视为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关键人物。一个更好、更有用的定义应该是“新自由主义是几乎所有事物的市场化”。当然，“几乎”只是一个词，但它带来了巨大的不同，因为它将讨论从嘲笑这个概念的尝试转移到了严肃的领域。如果一个人接受这个定义，他就必须立即深入研究“几乎”是什么意思。什么类型的决策应该排除在市场解决方案之外?市场的使用是否有不同的强度?“几乎”捕捉到的道德界限是什么?在本书中我们将看到，智利的市场规模非常大，广泛运用市场机制和原则来分配社会服务和指导日常生活。芝加哥男孩没有用新自由主义这个词来描述他们自己的经济模式。他们更喜欢辅助性（subsidiarity）一词，意思是国家只应参与私营部门(广义地定义为包括民间社会和非营利性组织)不能有效运作的领域。
2018年，桑德尔表达了他对新自由主义后果的看法，指出“新自由主义(模式)……有利于上层人士，却让普通民众感到被剥夺了权力. . . .对于那些掉队的人……问题不仅在于工资停滞和失业；这也是社会尊严的丧失。这不仅与不公平有关；这也与羞辱有关。这种对“羞辱”的强调与智利和其他国家的抗议者要求获得尊重和尊严相一致；它与安德森的“关系平等”概念产生了共鸣，尽管智利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巨大的物质进步，但如前所述，智利的表现尤其糟糕，甚至在2010年代末也是如此。
本书中使用的新自由主义的定义在某些方面与其他学者提供的定义重叠，这些学者抵制了扩大该术语含义直到它变得无用的诱惑。在2005年出版的《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经常被引用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卫·哈维将新自由主义定义为“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理论，提出在以强大的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制度框架内，通过解放个人创业自由和技能，可以最好地促进人类福祉。”作者的定义也与Geoffrey Gertz和Homi Kharas的定义一致，他们强调新自由主义者运用“市场竞争的逻辑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分配资源，包括在教育和卫生政策等领域。”
当然，新自由主义者相信市场是提供社会服务的最有效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忽视了社会条件或穷人的困境。相反地，正是对自由市场和自由放任的社会后果的担忧，促使Walter Lippmann写了他的书，并促使Louis rouge在1938年组织了李普曼讨论会。然而，事实是，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社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有针对性的项目减少(消除)贫困，而不是减少不平等。收入分配——无论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都不是优先考虑的问题。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乔治·斯蒂格勒在他著名的教科书《价格理论》中简洁地阐述了这一点，他写道，在复杂的现代经济中，“良好的收入分配”是一个荒谬的政策目标。
观念之战
许多著作探讨了芝加哥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和智利，但他们采取了过于党派化的观点，从相当意识形态化的角度赞扬或批评改革。英语和西班牙语的作品都是如此。关于新自由主义和智利的最重要著作是Juan Gabriel Valdés的《皮诺切特的经济学家》，这本书分析了几份档案，追溯了芝加哥经济学如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拉丁美洲经济学家中站稳脚跟。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但现在它有点过时了。这本书的西班牙语原文是1989年的，当时智利还没有恢复民主统治，还没有中左派Aylwin总统领导的民主政府采纳(大部分)“芝加哥男孩”的政策，也没有智利的成功使它成为其他试图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新兴和转型国家的榜样。此外，自1989年以来，重要材料不断问世，包括胡佛研究所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档案，智利天主教大学的档案，以及智利Finis Terrae大学关于智利经济政策的口述历史。此外，自1989年以来，许多最初一代的芝加哥男孩都出版了回忆录，阿尔·哈伯格的口述历史于2016年出版，米尔顿和罗斯·弗里德曼的回忆录也出版了，其中包括大量关于智利的材料。此外，经过这么多年，这个故事的许多参与者都愿意更公开地谈论他们是如何生活在那个历史节点的。为写此书，作者采访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大多数采访都是公开的；在少数情况下，这些人宁愿不把自己的言论记录在案。
对Valdés来说，智利计划是美国蓄意将一种外国意识形态强加给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根据他的说法，“芝加哥男孩”所倡导的思想和政策不仅与智利的现实和文化格格不入，而且也不起作用。这些政策造成了越来越多的贫困和匮乏，它们得以实施，仅仅由于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1989年和1995年，这本书的英文译本出版时，Valdés暗示，一旦智利回归民主，芝加哥男孩的政策将被迅速抛弃，而一个更合适的模式，一个对智利这样的国家有意义的模式，将由历届民主政府实施。这种更合适的模式将依赖于结构主义观点，并将实施保护主义政策、管制和法规。新模式将建立在政府发挥强大作用和积极分配政策的基础上。当然，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作者的观点与Valdés的不同：要理解智利发生的事情，最好的方法是置于经济政策思想竞争（对世界持不同看法的思想家努力赢得政策制定者的青睐）的背景。在之前的一些著作中，作者曾指出，从1950年到1990年的40年间，全球“思想之战”的两个主要阵营是主张计划经济的阵营和主张市场贸易的阵营。全世界都在进行这场观念之战。在非洲，是Julius Nyerere的非洲社会主义与世界银行和Elliot Berg的市场激励方法；在亚洲，是P. C. Mahalanobis的计划取向与Jagdish Bhagwati的自由模式；在拉丁美洲，是结构主义学派与芝加哥男孩的市场观点的对抗。可以肯定的是，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每种观点都有不同的变化和演化，在许多情况下，政策将计划元素与市场元素结合起来。但从全局的角度来看，这是两个阵营。有(至少)两种方法可以确定哪种观点在这场思想竞争中获胜。最简单的方法是比较遵循不同经济模式的(类似)经济体的绩效。例如，人们可以比较智利、哥斯达黎加和厄瓜多尔，这三个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人均收入几乎相同，但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政策路径。智利遵循了“芝加哥男孩”的模式，哥斯达黎加选择了拉丁美洲政权的传统的中间路径，将控制因素与市场激励相结合，而厄瓜多尔的多位领袖（包括总统Rafael Correa）则遵循了民粹主义模式。在这个比较中，智利遥遥领先。2022年，其人均收入比哥斯达黎加高50%，比厄瓜多尔高100%。如果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代替人均收入，结果将非常相似，智利的进步速度要比哥斯达黎加和厄瓜多尔快得多。
但是，比较数字和指数并不是判断经济理念成功与否的唯一方法。另一种方法——或者我应该说是互补的方法——是分析一个学派的代表是否能够说服他们的对手，让他们相信自己观念的优点。这是决定谁在观念战争中获胜的“说服方法”。当这种方法被使用时，与Valdés在1989年所暗示的相反，芝加哥男孩在智利表现得很好。正是那些多年来抨击和嘲笑他们的观点和政策建议的人，维护、改进和深化了他们所建立的模型的基础。
如果市场观点在智利赢得了思想之战，并且它所激发的政策产生了如此多的成果，那么我们如何解释2019年10月的抗议和承诺终结新自由主义的极左翼总统的上台？我们如何解释，即使在2022年9月新宪法被否决后，仍有普遍讨论要抛弃让智利成为拉美地区第一大国的政策？我们如何解释这个悖论呢？这正是本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将带领读者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现在，从一种政策到另一种政策，从一种不满到另一种不满，从错误到政策失误。
这本书也对“芝加哥经济学”的广泛的——我必须说，不均衡的——研究做出了贡献。这些著作中有许多集中在加里·贝克尔、米尔顿·弗里德曼、弗兰克·奈特、亨利·西蒙斯、乔治·斯蒂格勒和雅各布·维纳等人的思想上。然而，几乎没有关于芝加哥著名经济学家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政策和思维的研究。此外，在第二芝加哥学派中，没有人努力区分两股：“纯粹的新自由主义者”(例如加里·贝克尔、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乔治·斯蒂格勒)和“实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者”（例如阿尔·哈伯格、哈里·约翰逊和泰德·舒尔茨)，以及他们的观点和建议如何经常不同，有时甚至发生冲突。在这本书中，我对芝加哥学派的不同流派进行了区分。米尔顿·弗里德曼当然是这一群体最著名的成员，但他在智利或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并不是最大的。在这些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最突出、最有说服力的人物是阿尔·哈伯格，他是一位比弗里德曼更务实、更灵活的思想家。
作为新自由主义实验室的智利
在作者为这本书采访的芝加哥男孩中，没有一个人承认他们建造的大厦是基于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每次作者提起这个话题，都得到同样的反应：“我们，新自由主义者？当然不是。说这话的人是在试图破坏我们的声誉；我们支持社会市场经济体系，就像路德维希·艾哈德在二战后在西德建立的那样。”这种反应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新自由主义这个词目前的坏名声。然而，为了认真而详细地分析经济思维和政策制定的演变，有必要超越标签，仔细检查所实施的经济模型的性质。也有必要探讨这些政策背后的理论及其产生的结果。
Juan Andrés Fontaine是第二代“芝加哥男孩”，曾在1990年后的两届保守派政府中担任内阁成员。他告诉我，在这段时间里，智利有许多国有企业——包括世界上最大的铜公司Codelco——这与极端资本主义的概念相矛盾。他指出，政府多年来一直控制跨境资本流动，许多部门(包括银行业)受到严格监管。他宣称，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个政权远非原教旨主义，尽管有大量的媒体声称智利是新自由主义的典范，但事实并非如此。其他“芝加哥男孩”，包括在皮诺切特时期帮助制定政策的两位重要人物Rolf Lüders 和Sergio Undurraga，在作者与他们谈论智利和新自由主义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在2022年1月的一次采访中，Lüders否认智利实施过新自由主义政策，他说:“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理念不过是一句口号，无论是在智利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与后独裁时代的中左派政府有关的经济学家甚至更加坚决地拒绝将他们实施的政策与新自由主义联系起来。对他们来说，这些言论简直就是诽谤。
当然，这个模式不是静态的。就像一部优秀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随着不同的问题变得紧迫，重点发生了变化，优先事项也发生了变化，新的个人接管了最重要的内阁职位。事实上，智利新自由主义经历的三个不同阶段是难以区分的:
1973年至1982年，我们可以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初期。在那些年里，第一代的芝加哥男孩手握大权。价格自由化，经济向世界开放，实施“休克治疗”政策以击败顽固的三位数通货膨胀，大规模放松管制，许多国有企业私有化。1979年，皮诺切特决定将这一模式扩展到教育、医疗和养老金等社会服务领域。他的目标是改革自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存在的制度，改变智利的文化。他自以为是地将此计划称为“七个现代化”。这一时期以1982年6月一场代价高昂的严重货币和银行危机告终。这一时期人均经济表现很差；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不平等程度非常高，通货膨胀顽固。
1984年，在军方短暂地玩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手法之后，由第二代芝加哥男孩组成的新团队接管了关键的内阁职位。他们的标志是实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这一时期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自由化，在社会大多数阶层引入市场机制，扩大私有化进程，吸引外国投资，并保持出口部门的竞争力。与第一代“芝加哥男孩”不同，这支年轻团队的主要目标并不是消除膨胀；他们愿意忍受每年20%左右的通货膨胀率逐渐下降。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1990年3月回归民主为止。作者讨论了芝加哥经济学家和军队之间的关系，并询问芝加哥男孩是否知道独裁统治期间有系统地侵犯人权。
第三阶段，作者称之为包容性的新自由主义，始于1990年艾尔文总统领导下的中左派回归民主和掌权。在他之后，Eduardo Frei Ruiz- Tagle, Ricardo Lagos和Michelle Bachelet当选总统，他们都是中左派领袖；弗雷是基督民主党人，也是颇有声望的前总统Eduardo Frei Montalva（1964-70)的儿子，Ricardo Lagos和Michelle Bachelet都是萨尔瓦多·阿连德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党成员。在这些政府中，社会项目得到了扩展，但它们继续通过市场机制提供，就像军政府时期一样。经济进一步对外开放，实行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国际资本自由流动，通过竞争法，实行大学教育贷款制度，实行严格控制公共支出的财政制度，更多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与此同时，社会支出增加，并实施了若干旨在减少贫困和增加获得教育和医疗机会的方案。大多数令人钦佩的“智利奇迹”都发生在这一时段的早期。这些年也是不安情绪蔓延和普遍化的年份。2019年示威者反复提到的，以及2021年Gabriel Boric的支持者在总统竞选期间反复提到的“新自由主义三十年”，都与这一时期相对应。
作者以一两句关于方法论的话作为讨论的前提。在整本书中，作者采用了“分析叙事”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其之前的一些关于非洲、拉丁美洲和美国大萧条的作品中使用过。也就是说，作者将来自档案、数据分析、图表和统计查询的信息结合起来。作者尽量避免正文中出现术语。图表是用来总结思想和以简洁的方式提供信息的。有时——这对故事有帮助的话——作者会在叙述中插入个人经历。毕竟，作者出生在智利——尽管在40多年前很小的时候就移民到美国——而且对智利的经济做了广泛研究。作者在芝加哥大学接受过培训，是阿尔·哈伯格的同事、合著者和密友，后者是芝加哥男孩的智识之父。在很多方面，作者都是一个偶然的、非典型的芝加哥大学毕业生，反对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并且同情阿连德），并因此于1977年逃离了这个国家。由于这个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作者从未被视为“芝加哥男孩”团体的一员。在深入研究新自由主义、智利计划和芝加哥男孩的兴衰故事之前，有必要提一下皮诺切特的人权记录。在军方接管政权后，成千上万的人被关进监狱并遭受酷刑，大量的人被处决，一些反对者在外国领土上被军政府特工暗杀。1990年，Comisión national de Verdad y Reconciliación(国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断言，在近17年的统治期间，有2279人被军方杀害，其中许多人从地球上“消失”了。多年以后，人们确定许多“失踪”的人是在拘留期间被杀害的，他们的尸体被警察扔进了太平洋。2011年，一个新的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独裁统治的受害者总数——包括那些被处决、折磨、绑架、骚扰和被解雇的人——超过了4万人。此外，在1千1百万人口中，几乎有25万人被迫流亡。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困扰许多分析智利市场实验的学者的问题是，在民主统治下，产生所谓智利模式及其奇迹的改革是否可能。作者在整本书中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其结论是，考虑到时间框架和历史时刻——柏林墙倒塌前15年——在一个民主政权下，这种规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使得1990年后民主政府对改革的采纳更加不同寻常。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俄罗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曾说过，优秀的叙事不是故事线本身，而是故事讲述的顺序，“前后衔接”。在决定如何讲述智利计划、新自由主义、芝加哥经济学和芝加哥男孩的故事时，作者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按主题讲述，只讲述当时的一个话题——比如休克治疗、私有化、贸易开放、养老金等等；另一种是按编年史方法讲述，以时间顺序推进，每次讲述一年。经过深思熟虑，并咨询了几位同事，在尝试了主题化或系统化的叙述之后，作者决定从时间顺序的角度来处理这个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不那么令人兴奋的方法，但作者认为这是一种更清晰的策略，可以让读者更密切地了解一个复杂的、经常出人意料的故事，这个故事涵盖了几十年，有许多人物——当然，包括弗里德曼和其他著名的芝加哥经济学家，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获得诺贝尔奖，令世界眼花缭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