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20
红拂
距离作家胡迁自杀离世已有7天，此时才插上一笔，未免太后知后觉。不过，生与死是个永恒的话题，无论何时插笔都不会嫌迟。对于作家胡迁之死，我听到最多的一句感叹就是：这世界真特么操蛋。
世界有时的确很操蛋，这点我们都不再存疑。有些人的世界，比另一些人的更操蛋一点；有些人的世界，比另一些人操蛋得多。人是理当生而平等的，但命运却是不公平的。上帝关上一扇门，同时也会打开一扇窗，这是一句我们耳熟能详的心灵鸡汤。上帝的确会关上门，但能开窗的只有人，这才是现实。这里的人，不仅是指个体要凝聚同命运相抗的勇气，而且意味着社会整体应该形成合力，为那些无力开窗的个体（弱势群体）去开窗。这就叫做福利的力量，也就是製度的力量。
如果製度很操蛋，那么无力开窗的个体就会完蛋，这就叫做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去年带着四个孩子一同离世的杨改兰，就是被贫困这座大山压垮了的一枚悲哀的鸡蛋。
作家胡迁的世界，说起来也很操蛋。这个88年出生的年轻人，顶着一个作家的名头，却不属于这协那协，完全游离体製之外，别说享受体製内名目繁多的福利，就连杨改兰理当享受的精准扶贫这类待遇，他也享受不了。
没有体制保驾护航，作家这个名头，听来很华丽，通俗而言也就是一个写字的，全凭辛苦码字养活自己。这年头，也有人码字码得风生水起、十分得意，但却并非每个写字人都有这样的运气，尤其是当一个写字人对写什么有自己的坚持之时。说白了，没有多少人会为思想和才情买单，感官刺激更适合在物质世界沉浮的人们。
不到三十岁的胡迁死了，死前不久发过一条微博，说这一年，出了两本书，拍了一部艺术片，新写了一本，总共拿了两万的稿费，电影一分钱没有，女朋友也跑了。平常就靠速冻水饺填饱肚皮，就这样也混得蚂蚁微贷都还不上了。
作家这个群体，自杀率比其他群体高一倍。这与作家多数天性易感有关。可胡迁这小伙子的死，怎么看都是被一个穷字逼死的。说他身前如何抑郁，那都是扯淡。上帝给他关上了生活这扇门，他无力去开窗，而操蛋的製度，也辜负了他。所以，他还能怎么着？厚着脸皮回家啃老，去四处求借？有些人的自尊，原本就比另一些人更强一点，而很多时候，也啃不到、借不来。
活在一个没有基本保障的世界，没有门，也没有窗，无论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妇杨改兰还是擅长构造文字世界的胡迁，在绝望中轻生，也就成了大概率事件。
时下有一个令人心潮澎湃的说法，叫“困难群众是我最牵挂的人”。牵挂不牵挂，只是一种说法，落到实处，才是真正的牵挂。早日牵挂，杨改兰一家和胡迁们，也不是这个死法。
但凡轻生，外因之外，也少不了内因作祟。我知道对死者不应过多苛求，但我忍不住在想：杨改兰是一位被命运置于社会最底层的女子，对她，我们实在无法苛求，只有深深的歉疚，可胡迁呢？受过良好教育，身为作家的胡迁，生前可曾为无力开窗的人们呼吁，可曾因为自身对人生困境的深刻感受延伸出对生命广泛的同情？
从他的微博和作品，我看不出这类端倪。在他生前发出的同一条微博里，还提到过泡妞屡屡失利，朋友说要有辆跑车，就绝不会失手，但他却怀疑自己赚钱买跑车的能力。可见，年轻的胡迁，在对时代的弊端有感知的同时，却情不自禁迷失在时代的粗鄙里，和所有人一样做着时代的金钱英雄梦。顶着作家头衔的胡迁，因此称不上是一名具备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这让他的死，格外悲剧。
死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知识分子之死，有舍生取义，有以死明志。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什么样的心境中死去，最能说明这个时代会在历史长河中居于什么样的位置。一名有才情的青年作家，就这样死了，死于贫困，更死于对自己价值的错误认知，这让我们的时代显得无比可耻。
老杜穷了一辈子，他的穷困恐怕比胡迁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老杜对自己的认知，是士，是有道义担当的知识分子。因此，他穷而不死，撑在那里，用对底层民众的关怀和对社会的担当，在一个操蛋的世界里活出了自己的价值。
一千多年过去了，当西方的知识分子头发甩甩，大步走开，离开花花世界，去到非洲、东南亚这样的落后地区承担全人类的道义，我们的知识分子，却在为荣华富贵而卖身投靠、为保住饭碗而下跪、为看不到快速脱贫致富的希望而自杀。无论横比纵比，这个时代的价值观都很成问题，都烂得说不过去。
世界有时的确操蛋，正因为如此，一名知识分子，再苦再难，也要以铁肩承担，砸开一扇扇窗口，让那些没门的人们不再呼吸困难。倘若这国的知识分子，都能有此担当，这世界还会操蛋成这鸟样？
当初从体製出走之后，我也曾有过日夜码字、却一日三餐难以为继的日子，也曾陷于深深的产后忧郁，有过轻生之意，我为什么还活着？无非因为关怀和责任，二者加在一起就是道义。心中有道义，就不会轻看生死。
幸好我身边还有不少这样的穷知识分子，虽然一个个境况不比胡迁强到哪里去，可他们却都在顽强地担当，一心想在操蛋的世界开窗，一个个都活成了打不死的小强。世界有时虽然操蛋，但看着他们，我就能看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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