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達｜來源：先知書店

大革命的最後一個巨頭

拿破崙是法國的一個傳奇。這個傳奇正是由法國大革命孕育出來的。 

法國大革命的最後一個巨頭羅伯斯比爾的恐怖時期，是被恐怖本身終結的。巴黎在歷經幾年的斷頭台殺戮之後，各個正規和臨時的監獄依然人滿為患。鎮壓越多，鎮壓者自身越感到恐懼。冤死的靈魂在他們的夢中飄蕩，他們相信四處潛伏着“企圖暗殺革命領袖”的殺手。在 1794年 6月，巴黎的監獄裡關押着大致八千名嫌疑犯，被認為是必須“鎮壓”的。此後的 27天裡，有 1376名男女囚犯被斬首。而他們空出的監獄位置，又在被新的囚犯不斷填補進去。 

對於平民的恐怖統治是可能如此持續的，可是另一方面，恐怖早就無孔不人地進人了權力上層的爭鬥。羅伯斯比爾一向依靠斷頭台剪除政敵，但是他沒有想過，若是沒有極強的掌控力，是不能向上層引人這樣的絕活兒的。一旦引開頭，一切政治爭論都必須歸結於你死我活的結果，那是一場越來越危險、越來越緊張的遊戲。這樣的遊戲卻是玩不久的。於是，上層的人人自危終於導致了以恐怖結束恐怖。羅伯斯比爾終於被他同為國民公會的同志，先下手為強地送上了斷頭台。 

由於羅伯斯比爾從象徵激進革命開始，已經走到了象徵恐怖，他也就失去了同情者。巴黎人似乎早已在期待這一天，期待他的斷頭。他們隱隱地感覺，這將預示着恐怖時期的結束。他們也沒有去想，這樣的以牙還牙又意味着什麼？不論是對於舊制度的終結，還是對於大革命恐怖時期的終結，獨立的、不受上層操縱也不受公眾輿論操縱的司法公正，從來也沒有真正出現過。法國大革命始終宣稱自己在追求實質正義，可是，並不那麼動聽的、保障實質正義真正實現的程序正義，卻被忽略了。 

那些雅各賓的革命巨頭們，在他們認為權力在自己手中，不需要費什麼力氣去為路易十六尋求司法公正的時候，有人卻勇敢地站出來要為路易十六做法律辯護。他們後來就輕鬆地砍掉了那個辯護人的腦袋。他們沒有想過，這就是把砍自己腦袋的砍刀，也同時交到別人手中了。 

死在斷頭台上的法律辯護者

這名死在斷頭台的路易十六的法律辯護者，名叫馬勒澤布。這位馬勒澤布在路易十五時期，是大名鼎鼎的出版發行檢查官。他的聞名不是由於官位的顯赫，而是他利用自己身處要職，以自己的良知，保護了當時《百科全書》的出版和一大批思想家哲學家。也許可以誇張地說，沒有他就沒有《百科全書》，沒有《百科全書》和那批他所保護的思想家，就沒有法國大革命。然而，在革命要處死路易十六的時候，他同樣以自己的良知，主動要求為路易十六做法律辯護。路易十六得知他要辯護，憂傷地說：“你的犧牲太大，你救不了我，還要搭上你自己。”其實他不是不知道自己身處危險之中。只是，有些人活着，必須聽從自己的良知，即使是要搭上性命。 

對程序正義的忽略，是大革命之後，法國的政權交替屢屢以暴力政變為手段的真正原因。直至顛簸了五個共和國，顛簸了一百多年，顛簸到程序逐漸建立起來，獨立的司法逐漸建立起來，開始和平的政權交替。這場遲遲難以結束的、世界上最漫長的一次革命，才算塵埃落定。 

以恐怖結束恐怖，以不公正對待不公正，是一個可悲的循環。殘酷一旦開始，就在製造仇恨和復仇的循環。雅各賓餘黨的暴動和對他們的復仇，直至一年以後，仍然不能停止。 

1795年 5月 5日，在里昂，有97名以前的恐怖分子，未經審判，在監獄裡被屠殺，不由令人想起幾年前發生在巴黎的“九月大屠殺”。直到那個時候，法國人還沒有明自，屠殺的對象是否罪大惡極不是關鍵，關鍵是他們必須得到公正的審判。 

法國大革命成就了拿破崙

自國民公會成立、宣布法國共和之後，國民公會掙扎了整整三年。這三年的歷史，幾乎就是一部自相殘殺的歷史。它以暴力奪權始，在最後又面對一場暴力政變。雖然政變未遂，國民公會也氣數已盡，在彈壓政變的 20天后，就宣布解散。正是對這場未遂政變的鎮壓，推出了當時閒居在巴黎的年輕軍官拿破崙。在他的指揮下，幾排炮下去，轟倒了兩三百人。剛剛 26歲的拿破崙、扶着依然青煙裊裊的大炮，望着那兩萬多個落荒而逃的暴力政變者，若有所思。也許，對於拿破崙，這是一次重要的學習經驗。四年以後，拿破崙率領軍隊攻下議會，為法國的暴力奪權歷史，又開了一個新的篇章。 

拿破崙是不平常的。他是所謂的“大革命之子”，卻在嘗試脫離本來難以脫離的局限。他不去持續這個難纏的循環，而是試圖弄明白，經歷整整十年的革命之後，當下的巴黎人、法國人，他們最需要的是什麼？然後，他回到仰首翹望着的民眾面前，對着這些當時全世界都公認他們是最要“革命”的巴黎人，宣布說 :革命，完結了！ 他的判斷是準確的。拿破崙並沒有被巴黎的民眾作為革命叛徒撕得粉碎。那些當年在街頭提着短刀和長槍尋找革命獵物的民眾，如今早已厭倦了革命。拿破崙在一片歡呼聲中，被他們高高興興地當做帶領他們逃離革命的救星和英雄接納了。是法國大革命成就了拿破崙。不是因為他更革命，而是因為他在革命走向極端之後，得到一個機會，由他來宣布結束革命。 

拿破崙出任執政官

接着，30歲的拿破崙堅持以一個強勢的形象向外面對歐洲，也向內面對法國，這讓人多少想起一些昔日路易十四的身影。他既能夠在歐洲戰場上統兵橫掃千軍，又能夠精幹地以自己的理想和規劃重新改造法國。

十年的大革命，並沒有機會向法國民眾普及現代社會的公民教育。對專制的警惕、對權力的制度性的制約和平衡、程序公正的意義，這些現代民主社會最基本的常識，巴黎人依然陌生。雖然在整整十年裡，這個國家最時髦的稱呼就是“公民”。進步的成果，並沒有以制度形式穩固下來。因此，雖然他們砍去了君王的頭顱，表現了最激進形態的革命，卻也最容易掉回頭去。 

拿破崙是意大利人，卻很了解他的法國子民。掌權三年，表現了自己的才幹之後，拿破崙大膽地把手伸向了法蘭西的皇冠。他完全不必偷偷摸摸。在一場由法國成年男子參加的公民投票中。他要求大家就兩個問題表決，他是否應該終身執政？他是否應該自己選擇繼承人？結果是： 3,508,885票贊成， 8374票反對。這場公民投票之後不到兩年，拿破崙再次舉行公民投票，這次的問題只有一個，他是否應該成為法蘭西共和國的皇帝？那是法國人在 1804年 5月 22日作出的歷史抉擇： 3,572,329票贊成，2569票反對。這不是什麼君主制的“陰謀復辟”，而是砍掉路易十六頭顱的同一批法國民眾，又興高采烈地迎回了他們的君王。 

對於這一切。拿破崙是太明白了。拿破崙是一個最討厭繁文縛節的人，卻在履行皇帝的一切傳統繁瑣禮儀細節上，極其用心。他堅持遵照路易王朝的種種例行舊規，只是為了讓巴黎的民力漢寸壯觀的場面“感到滿意”。在他加冕的時候，他堅持請來了羅馬教皇。僅僅在幾年前，焚毀教堂、屠殺教士與修士的巴黎民眾，又在目瞪口呆的外部世界面前，向教皇歡呼。天天聚在他暫住的居所前，等候祝福。也許，這並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儘管法國革命“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是歐洲文明千年發展的結果，可是，這個理想，在伏爾泰和拉法耶特們心中所呈現的面貌，和底層民眾心中所呈現的面貌，從來就是不一樣的。

拿破崙加冕

大革命中，有多少巴黎人以為，掠奪貴族，把他們身無分文地掃地出門，就是在實現“平等”；對別人為所欲為，就是“自由”，當斷頭台下淤血濃厚，每晚引來巴黎城成百的野狗在那裡舔食和狂吠的時候，他們仍然有理由相信，自己是在宣揚“博愛”，因為對“敵人的殘忍”，就是“對階級弟兄的慈愛”。這些民眾還處在理性發展、文明發展的“零歷史”和“短歷史”的階段，假如不是以法律規範的同時，幫助他們走過必須經過的發展階梯，而是相反地一味美化和放縱他們，那麼，他們是多變的，也是具有極大破壞力的。在強權面前他們是愚民，在弱者面前他們是暴民。 

在拿破崙戴上皇冠之前，拿破崙王朝就已經開始了。像所有雄心勃勃要成就一番事業的開國君主一樣，拿破崙是積極在按照自己的藍圖建設法國的。在他的領導下，完成了他最自豪的、俗稱《拿破崙法典》的《法蘭西民法》。這似乎仍然是一個君主立憲制，只是，與當初拉法耶特們試圖建立的弱化君主、向民主制過渡的君主立憲制相比，這一次，“君權”的分量要大得多。今天站在君主位置上的，再也不是那個軟弱的路易十六，而是如日中天的、在巴黎聖母院的加冕典禮上，從教皇手中拿過皇冠，驕傲地自己戴上頭頂的拿破崙。 

沒有理由說，拿破崙不想做一個賢明君主，也沒有理由說，拿破崙不是一個有能力的君主。在《拿破崙法典》的實施下，國內的混亂的狀態得以制止。他上台之後，也儘可能地緩和法國內部長期以來的緊張，成千上萬在大革命時期流亡外逃的法國人，回到了自己的故土。大量的戰爭賠款一度繁榮了法國，科學、建築、藝術無不欣欣向榮。他的一大段功勳是落在海外，拿破崙不僅是個軍人，還是個軍事天才，他迷戀“運籌於帷幌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的戰爭遊戲，也醉心於橫掃千軍如卷席的壯志豪情。在他最後流放的痛苦歲月里，那些過去的赫赫戰功是他最後的“鎮痛劑”，他對自己大叫着，“那是一個美好的帝國，……我曾經統治了一半的歐洲人！ ” 

拿破崙法典（民法典）的很多律條至今有效

對於拿破崙的評判，傷了很多歷史學家的腦筋。結論常在英雄和暴君之間搖擺，最後，這一類人的最簡單歸屬，就是含糊其詞的“偉人”。然而，這一點也許沒有爭執：拿破崙是嗜權的。 

因此，雖然在《拿破崙法典》裡寫人了大革命的最重要的原則：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等等，可是，要無限擴大和鞏固個人掌控的權力，拿破崙就必然退回封建專制。早在他加冕成為皇帝之前，拿破崙就禁止了法國 73家報紙中的 60家，餘下的也被改造成了他的政府機關報。

稱帝之後，他更以皇帝的氣派，把大片大片的領土，洋洋灑灑地給自己的兄弟姐妹、將軍和隨從，隨意分封。最後，他建立起一個嚴刑峻法的警察國家，1810年，法國已經重新修起許多小型巴士底獄和國家監獄，政治犯再不必經過什麼法院的正式程序，一聲令下，即可羈押。 

在歐洲戰場上，拿破崙和同樣精力充沛的路易十四，經歷十分相似，他也不可能是常勝將軍。既然統治了一半的歐洲人口，也就會有一半以上的歐洲國家起來和他作對。在處理國家參戰的問題上，拿破崙和路易十四有着同樣的權力。在這個時候，已經看不出這個國家經歷過什麼“革命”，依然還是“朕即國家”，沒有什麼強有力的國會來制止一個好戰君主的世界帝國夢想。

拿破崙征伐歐洲

從別國得到的土地和戰爭賠款，就和掠奪來充實博物館的藝術珍品一樣，在戰敗的時候，又必須全數退出。法國因此而遭重創。不如路易十四幸運的是，拿破崙被流放，最後在那裡去世，被就地安葬。可是相比他的士兵們，拿破崙可以算是善終了。在拿破崙時代，兩千六百萬人口的法國，有兩百六十一萬人被他拖進戰爭，上百萬人戰死疆場，沒有看到凱旋門一眼。 

“理想”只是一面旗幟

大革命成就了拿破崙，這不僅是指革命的過激，給了他上台的機會，更是指法國大革命在制度建設上的缺陷，使得拿破崙的權力輕易地就可以膨脹起來，為所欲為。因此，這一點應該也沒有疑問：從處理權力的方式來說，拿破崙相對於法國革命提出的理想，是巨大的倒退。“理想”只是一面旗幟，假如沒有有效的制度建設，那只是一面插在沙灘上的旗幟，經不起風雨，輕易就會撲倒。

法國大革命遺留的制度修補，任務繁重，直到近年的對於總統任期年限的立法，仍是這個修補的一部分。站在拿破崙時代，再回溯法國大革命，不難看出，在當時舉世轟動，在此後的歲月中還接受了無數讚頌的這場革命，在爆發十幾年之後，就速速回歸專制，就重新又需要造成社會動盪的新革命。 

拿破崙死後，有一個時期法國人不願意想到拿破崙。與其說是政治原因，還不如說是征服的狂熱過去，每家每戶對戰死親人的懷念，變得刺痛而具體。那麼，一個國家上百萬的戰爭受難者，一個巨大的生命犧牲，要多長時間就能夠把這樣的傷痛抹去呢？對於健忘的人類，短則十年，長則二十年就可以了。 

1840年底，在拿破崙去世19年之後，那百萬孤魂野鬼依然遊蕩在昔日戰場，他們也許還是一些老人夢中流着眼淚去伸手觸摸的孩子。可是，對於新一代成長起來的法國人，他們已經是被抹去的歷史塵土。而偉人，卻因傳奇而再生。已經到了拿破崙“榮歸故里”的時候了。 

迎回拿破崙的法國當政者，是路易·菲力普國王。他的當政，是另一場被稱為“七月革命”的武裝奪權的結果，當然，這還不是法國的最後一場革命。雄壯的凱旋門剛剛完工幾年，香榭麗舍大道擠滿了迎接拿破崙的巴黎人。送葬的隊伍是聲勢浩大的，而對於拿破崙的大軍，他是孤身返鄉。當他在靈樞中獨自穿過凱旋門，耳邊響起“皇帝萬歲”的呼喊時，不知拿破崙是否想到，這個凱旋門，原本是他在奧斯特利茨戰場上，留給士兵們的一個虛幻榮光的許諾。

拿破崙的靈柩，走的就是我們今天走過的這條路線，只是兩邊的景色和今天完全不同。香榭麗舍當然還遠沒有那麼摩登，大宮小宮是 60年後的 1900年才建造的，亞歷山大三世大橋，也是在差不多的時候才建造起來。這座橋是以俄國的皇帝命名的，這位沙皇曾經親自趕來，為大橋安放了奠基石。他的爺爺就是在奧斯特利茨戰役中，敗給了拿破崙的亞歷山大一世。時過境遷，俄國和法國已經結盟，大橋的命名，就是為了紀念他所建立的這個俄法聯盟的。 

拿破崙被安葬在榮軍院的穹頂教堂，今天，這裡是又一個需要買門票才能進去看一眼的地方。這是墓葬設計的經典作品，確實非常值得一看。按說它也是地宮墓葬的形式，可是，設計師顯然巧妙地打破了傳統的構造，在安放棺木的位置，打通了地面與地宮的樓層阻隔。拿破崙墓不再給人以陰冷的感覺，肅穆的沉澱和光榮的上升，都以法國人特有的藝術方式，完美地得到了表達和兼顧。 

站在雲端的“偉人”

在拿破崙的靈柩穿過凱旋門的 45年之後，這個似乎是專為武士建造的凱旋門下，第一次舉行了一個作家的葬禮，他就是維克多雨果。這一天，全法國舉國致哀。也許，這是從大革命以來，法國人第一次全體靜默，第一次有機會共同反省和思索。 

雨果筆下的大革命，是矛盾的，顯然可以從中看到雨果的心靈掙扎。在《九三年》裡，他列舉着舊制度的殘酷和不公正，列舉着大革命對舊制度的改變，也列舉着同時發生的大革命的恐怖和殘忍。這一切都集中地、典型化地堆積在一起，似乎使人們無所適從。但是在法國，這是無數人看到的事實，這是無數學者列舉過的事實。這似乎是作為文學家的雨果，也沒有能力解決的悖論。然而，是雨果，第一次把善和人性作為社會進步的衡量尺度，放在了法國人面前。在雨果的一部部作品中，站在最矚目位置的，是弱者，是沒有階級、地位、血緣、道德等任何附加條件的弱者。他把社會如何對待弱者，作為一個社會進步的標誌，放在了世界面前。 

雨果作品——《悲慘世界》

45年前，巴黎人傾城而出，送過凱旋門下的，還是一個站在雲端的“偉人”。45年後，他們相隨送過凱旋門的，是為法國所有弱者吶喊的一個作家。幾千年歐洲文明的積累，才最後在法國完成這樣一個變化。 

從這一天起，法國人終於明白，不是因為有了拿破崙，而是因為有了雨果，巴黎才得救了，法國才得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