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董鼎山的逝世，引出了一段所谓的兄弟间的恩怨情仇。曹常青对董鼎山是持负面的。 我既非他们兄弟的老熟人，也非他们的朋友，只是董鼎山的读者，和董乐山的仰慕者，因而没有资格对此作任何评价。 但就我对董鼎山随笔的跟读，和其熟人对我的描述，他不仅对西方尤其是西方文学方面的造诣之深很难令我们一般人望其项背，还是一个非常实在，真性情的人。

下面我转载两篇文章可能有助于我们对董氏兄弟之间的恩怨有进一步的了解：

让我们先来看看董鼎山对其弟董乐山的追忆文，跟曹长青的一样也是在《开放》上发表的：

至爱兄弟不了情

作者：董鼎山


原编者按：杰出的翻译家董乐山去世已十年，其兄董鼎山怀着沉痛的心情追忆两兄弟五十年的亲情。从早年的欢乐无间，到后来的思想分歧，感慨万端。这是中国二十世纪大时代中的一个动人故事。

董鼎山一九七八年回上海见到了经历劫难余生的弟弟乐山。

十五年前，弟弟来信告我，北京一家出版社有意请我们兄弟俩合写一本回忆录。他们的意念很新颖，要我与乐山（我在美国，他在中国），叙写过去五十年来我们各 自生活经验，一章一章地对照。我是于一九四七年出国留学的，历年所过的是正常生活，在此期间，他则经受了反右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二十年入狱、下乡劳动 种种苦难。我们的经历当然有天渊之别，惟一相同处是我俩都喜爱阅读与写作。我们继续不断的出版作品，到了后来作总结，他的成就完全超越了我的。我于一九七 八年开始，几乎每年回国一次，每次在遇到旧友新知时，总被介绍为「董乐山的哥哥」。他在文化界名气如此响亮，很容易地替我在出版方面打出道路来。

遗憾的是，上述那家北京出版社的计划没有成功，因为他的忙碌与我的懒惰给拖延下来。直到乐山去世，我才恍然领会到损失巨大。到二○○二年，替我出版《纽约客书坊漫步》的天津百花出版社主编李华敏女士约我写回忆录，我已因没有持久的精力长期写作而谢绝了。


半世纪分离造成兄弟间思想隔阂

明年（二○○九年）一月十六日恰好是乐山逝世十周年，我不免细细回忆，要把我的感慨写下来。这十年来我常想，我是比他大了两岁的哥哥，怎么他会先我而去？ 如果他仍在世，我们间关系又会如何发展？少年时期，我们俩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是最亲近的，数十年的隔离，由于我们生活经验的差误，造成晚年的隔膜。而我最感 不平和不安的是，他乃是含冤而离开人世。他少年参加革命，出了力，国家不但没有宽待他，反而给予他二十余年苦难。他深感委屈，耿耿于怀，对自己曾出力助成 的政府体制终于产生了极度恶感。

在他去世前两年，某次我们在他家谈话，他（一位马克思主义深信者）把对共产政府的憎恨转移向我这个在美国言论自由、避免偏见的气氛中受熏陶数十年的哥哥。 因为我的一篇书评结论（我反驳那书作者认为中美战争不可避免的言论，我以为中美之间或有冲突，但绝不会发生核战），他对我大发脾气，指我为中共张目。我深 知他的嫉恶如仇的心理状态，并不与他争论。我渐渐了解到，在极权社会中成长的知识人士，往往会养成一种看事物很极端的态度，不是百分之百的对，便是百分之 百的错。有些在国内受过迫害的人，到了美国后就把美国看作甚么都好的天堂，但同时又不能体会美国自由气氛中的理性：即凡事都不能视为「非黑即白」。

但是乐山并不一定持有这类「非黑即白」态度。把凡事看得「非黑即白」乃是文革时期所遗下的陋习，乐山怎会采纳？我了解他的思想过程，在此纪念他逝世十周年 之际我不免回想起我们自童年开始的思想发展。我们相差两岁，在家中我是老二，他是老三。我们兴趣相近，自幼喜欢看书，给我们思想启蒙的最重要一本书是巴金 的小说《家》。在那个反对旧礼教的故事中，他自比为较为激烈的觉慧，而我是较为温和的觉民。初中时期，我们狼吞虎咽的看了不少左翼著作。到了我十四岁在宁 波的一家日报《时事公报》副刊首次发表文章时，他与我同样惊喜。慢慢的，我们都走上写作之路。七七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家迁往上海，我开始在柯灵所编的日报 文艺副刊发表散文（第一个笔名是『坚卫』，因为那时作家多流行笔名），他也开始写诗，在报刊出现，他又学会了木刻，母亲常说他「比哥哥更聪明」。


乐山中学时代参加中共地下活动

一九四○年代的上海所谓「孤岛」时期，是我们思想发展最快、写作最多产期间。我们住在租界，抗日情绪激昂，我想就是在那时期，他暗地参加了地下活动（请注 意我们都不到二十岁）。我们在那时向往「延安圣地」，凡有朋友偷偷加入新四军的，我们都很羡慕。同时我们写作的发表也更频繁；尤其是在敌伪统治之下，我们 如能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指桑骂槐的讽刺杂文，便觉得很痛快。乐山的智慧发展更是迅速，十八岁时他突然成为上海剧艺界最受尊重的剧评家（当时思想进步又未及迁 往内地的戏剧界人士都集居上海租界。由于美国电影不能进口，话剧极为兴旺，观众在受租界保护的爱国戏剧中找到一些娱乐与慰籍）。

我至今不能解释，乐山何以正在高中毕业之时，竟能写出对戏剧艺术有那么成熟的见解的评论。今日我重读二○○一年出版的《董乐山文集》（李辉编集）所收的 〈麦耶剧评〉，仍能敬佩他的少年文才。在敌伪统治期间，未去内地留在上海的影剧文化人仍很多。看惯了好莱坞电影的知识民众因没有美国电影进口，苦闷得很， 乃去话剧院找寻娱乐。剧艺界人士趁此机会，搬演出许多名剧，卖座不错。剧院生意兴隆，在报刊写剧评者也纷纷出现。乐山用了「麦耶」笔名，在当时销路最大的 综合性刊物发表每月一次的剧评，大受文化界人士注意（这本名叫「杂志」的刊物，乃是敌伪机构出资所办，但敢容纳较为大胆敢言的文章，多年后我才知晓，主编 人原来乃是中共地下党员）。通过他与艺剧界有名人物的交往，我也结识了一些名导演，名演员如黄作霖（佐临），胡导、石挥、刘琼、乔奇、黄宗英、白文等。

一九四五年八月世界大战结束，抗战胜利，退居重庆的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大批文化人回到上海，美国电影开始进口，上海文化界也起变化。那年我在圣约翰大学毕 业考入《申报》当记者，刚二十一岁的乐山则自著名剧评家降为圣约翰大学二年级生。约大是以学生生活浮华、专爱舞会派对著名，乐山也不免予人以这种印象，但 我相信他仍保持地下党关系。

在一九四五年至四七年的两年中，我在新闻界活跃，喜欢夜生活，也在著名小报《辛报》兼职。我自己觉得那是我整个生活最愉快时间：白天采访（我是外交新闻记 者），晚上与朋友们在夜总会相聚，有闲用「令孤慧」笔名写些迎合男女大学生趣味的小说，在朋友所编的畅销杂志发表。那时乐山有了女友，好像兴趣转移，专心 学习英文，很少写作，只偶然写些小诗而已。

我于一九四七年九月离国前的最后职业是国民党所办的《东南日报》本埠新闻编辑（该报原是杭州名报，胜利后移至上海），夜间上班，但每日下午仍有时间去南京 路新雅茶室与文化界友人相聚。我们在茶室楼上有个固定大圆桌，朋友们随进随出，喝茶谈天，相互传达文化艺术消息，各自推荐文章找地方发表。由于内地文化人 的大批返沪，上海剧艺界也随之变化，麦耶停止写剧评，从剧评家还原为大学生身份。我惊讶一个人在少年气盛时期的充沛精力，以及对知识吸收、精炼、运用的快 速。他于十八、九岁时所写剧评文字，我今日读了还是觉得十分老练成熟。


二十年苦难中仍有优秀译作问世

我离开上海后，乐山接任了我在《东南日报》的夜间编辑职务，后来又一度当过中央社记者。两年后上海「解放」，他恰在美国新闻处任职。这个履历后来就成为他 在反右运动与文革时期遭受折磨的原因之一。其实，在初期，他的才干颇受新政府赏识，邀请他入新华社主持新闻翻译工作。在二十年间（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七六 年）入狱下放苦难时期中，他没有放弃工作志趣，暗中与几位友人合译并独自编校了美国名记者威廉·夏伊勒所著的德国纳粹历史《第三帝国的兴亡》，获准出版后 （先是内部读物）名气大扬。

上述一段是我在后来才知晓的。当我于一九七八年回国之前，《第三帝国的兴亡》巨大翻译工程早已在美国文化学术界对中国有兴趣人士之间引起一阵骚动。那年是 我离国三十一年后首次返回祖国，乐山与其它亲属在上海火车站（当时我们是自纽约飞香港、从广州乘火车抵沪）迎接我们一家三口。我立时提出必要到北京去看 看，乐山一口应允办到。

在北京皇亭子新华社简陋宿舍一个宿室（是他家三口住所）中，我索看他的译本，乐山在我们挤坐的小木床（房中没有座椅，只有两个木床，一个小桌）床褥下抽出 三集破破烂烂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译本，我不禁一阵辛酸，一面敬佩他在艰难环境中的成就，一面悯怜他们生活条件的苛刻。那时，落实政策后的他已被调至外国 语学院教授英文，而且也是社会科学院美国所专家、新闻研究所教授。我马上看出其间的讽刺意义：他因熟悉英文与懂得美国而遭清算。他又因同样原因而被重用！

通过他与知友冯亦代，我于一九七九年开始在新出版而且内容开放的杂志《读书》上写个介绍美国文化与文学的专栏。他也开始不断出版不少近代美国文学名著的译 本（在一九八○年代间，他是中国名气最响亮的翻译家）。从此，我几乎每年回国一次，应邀讲学或探亲，每见到他，我总觉得他好以有种有苦难言的神态，他的愁 眉苦脸好似已经成型，笑颜难开。一九八一年我邀他来纽约我家住留三个月，谈话机会多得很，但一提他的受折磨经历，他就闭口不谈。他对美国的新奇也似乎没有 兴趣，不时在客厅踏方步深思。某次我说要带他到纽约文化界出名的格林威治村散步，他竟没兴趣。


享有盛名仍郁郁寡欢无限苦闷

次年他应康乃尔大学之邀（福特基金会资助）担任访问教授一年。那年经我介绍，他在文学杂志《巴黎评论》发表了由我所译的短篇小说〈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 （原文曾在上海《文汇报》获得征文头奖），并附了我为该杂志所写的〈董乐山访问记〉与〈当代中国文学近况〉。我可说那是美国文化界首次读到中国作家形容文 革时期知识分子受折磨的作品，恐比所谓「伤痕文学」传到美国还早。

一九八九年夏，「六四事件」发生之后不久，乐山夫妇竟被获准出国，我大为惊喜。此次乃是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鲁斯基金资助）前往担任访问教授。在机场去迎 接时，我首次看到他的解愁笑颜。一年任期完后，我问他要不要我帮助申请绿卡，在美国留下来。他说不，他要回去「享受应得的养老金」，一句话说出他的执拗性 格。虽然他欣赏美国自由空气，他还是要赌气地回去收回政府（一个他自己在青年理想时期所助成的体制）所欠他的债。

他的复杂情绪是容易了解的。他憎恨自己的理想主义竟被出卖（少年时受欺骗，成年后又受虐待），他钦服美国的民主自由、宽容公正。但同时，由于他在国内压抑 气氛中受到长期影响，竟不能容忍我在美国自由发表意见的习惯。我们在民主自由世界的人，尽可能的保持言论真实，即有错误，至少可以表达自己的忠实立场。 「你非我友、即是我敌」的绝对态度乃是极权社会空气所造成。我伤心的是，我的嫉恶如仇的弟弟，竟也因受文革的恶毒气氛熏染，成为不容异见的顽固者。


最后见面竟是不欢而散

一九九七年四月，我在香港《开放》杂志发表了一篇讨论名记者李却·伯恩斯坦新着《即将来临的中美冲突》的书评。我的结论是，中美或会冲突，但不会发生核子 战争。五月我去北京看乐山，谈到此文，他对我的意见不以为然，厉声把我大骂一顿，斥我是帮中共讲话。而我只不过是发表读后感而已，预测未来核战不可能发 生，不然全球毁灭，同归于尽，甚么善恶、甚么爱恨都没有了。对他的责骂我闷口不言。不料那次竟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两年后，他因肝癌逝世。他的儿子亦波曾 自美赶去送终，回来后我问他爸临终时有没有给我留言，他说没有，我听了非常伤心。

《开放》杂志二○○一年八月号发表了主编金钟对我的访问记，我也提到我们兄弟最后不欢而散的一场。不料有人看到此文，在网络上发表文章把我骂得狗血淋头。 他显然也曾受过中共折磨，但在思想上仍保留了中共气氛的熏陶，现在到了美国，他可自由发挥，他对中共嫉恶如仇，犹如乐山。他说他很敬重董乐山，我当然听了 高兴；他指我所发表的文章持有「许多左倾甚至『亲共』观点」，不值我弟弟的敬慕。由于他在文中作人身攻击，我不屑作答。但我认为这类「亲我者友，逆我者 敌」的态度，乃是中共最暴虐时期「文革」所余下的遗毒。那位显然自己吃过苦头的人，在进入自由环境下竟不能去除如此骂人态度，令我可惜。

乐山是个聪明人，某次我们讨论在思想与行为上，左右两派若走极端会产生的结果。我们同意，到了极端的终点，共产党与法西斯思想相遇，都是一样的不容自由思想的发挥。这是真正的乐山，我的弟弟。


二○○八年十二月九日于纽约


摘自《开放》杂志，二ＯＯ九年一月号

----------------------

再看看茉莉曾经写过一篇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文章：

1984的譯者董樂山拒絕將骨灰留在中國──這個國家不可以被原諒

創　傷　難　愈

──從董樂山的骨灰談起

深為人們愛戴的中國著名翻譯家和學者董樂山先生，臨死前留下一個令人震驚的遺言：骨灰不留在中國。董樂山的兒子董亦波在一篇題為《與命呖範帯返男蛭闹懈嬷�世人：“1999年3月的一天，董樂山的家人將他的骨灰帶離祖國。他在這片土地上的使命已經結束。”

在人們的印象中，董樂山先生是一位溫文爾雅、睿智深沉的人。如同普羅米修士式的盜火者，他在翻譯西方學術著作及其寫作方面成績卓越。但直到他去世之 後，我們才從這樣一句遺言中，瞥見這位老右派心靈上的那一道從未癒合的流血傷痕。正如尼采哀歎的：“經歷帶來了太深的傷害，回憶是一道化膿的傷口。”

◎ “只有同亡者一起食罌粟……”

創傷(trauma)一詞包括對人的情感、精神的一切損害。從心理學角度看，由於人類的脆弱性，自然或人為的災難可以給人的心靈帶來強烈而持久的影響。深重的心理創傷，是醫生和藥物也無法治癒的。

董樂山所經歷的“反右邉印币约搬醽淼摹拔母铩保�是當代中國社會創傷最深、最持久的兩次災難，是中共對知識份子的兩次集體性的殘害邉印＿@種可怕事 件給群體留下難以磨滅的傷痕。生性正直、心靈熱情敏感的學人董樂山，因為在整風中給共產黨提了意見，於1957年被打成右派，入獄、下鄉二十年，在勞動改 造中左臂折斷。身患癌症即將辭世時，董樂山在《病中遙答方曉藍兄》一文中說：“即使人可以再活一遍，你肯放棄你的工作，與我交換受一輩子屈辱，坐一輩子冷 板凳嗎？”

生前，董樂山很少向人訴說他的心靈痛苦。即使他的親哥哥董鼎山從美國歸來，想要瞭解弟弟所遭受的苦難，樂山也只是稍微講了一些皮毛，“此後就封 口”。然而，閉口不言正是創傷倖存者的問題所在，使之不能有效地獲得心理疏泄。就像憂鬱成疾的德國詩人荷爾德林：“有時這個天才變得很晦暗，沉浸在他心的 苦井中。”

董樂山的憂鬱、焦慮症狀是再明顯也不過了。其兄董鼎山和其侄董森林都在他們的回憶中，談到董樂山的一些表現：“沉默寡言，唯恐萬一失言招來麻煩”。“好以有種有苦難言的神態，他的愁眉苦臉好似已經成型，笑顏難開。”即使到美國旅行探親，他也常常陷入憂思，對觀光毫無興趣。

遺憾的是，董樂山的親友都未能意識到，董樂山的抑鬱症不但需要心理專業和藥物的幫助，更需要親友的深切理解。我們相信，他的親友都曾經盡力理解他、 安慰他。但是，對於董樂山這樣博學深沉的人，一般的理解是不夠的。如果人們對他沒有感同身受的深層理解，不能參與他的痛苦，他寧可獨自默默地把痛苦吞咽下 去。

對於他人的苦難，深入其境的參與感是如此重要。但在董樂山去世十年之時，人們對他的理解仍然不夠。詩人里爾克的這句詩，告訴我們應如何悲憫他人：“只有同亡者一起食罌粟/ 食他們罌粟的人/ 才不會使這最微弱的韻調/ 再度遺失”

◎ 袒露一個桀驁不馴的真侦`魂

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董樂山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雖然他遭受過長期的磨難，但艱苦的歲月激勵他更深入地思考，更勤奮地翻譯有價值的西方名著， 因此在平反後聲名遠揚。如其兄董鼎山所說：“他在文化界名氣如此響亮，很容易地替我在出版方面打出道路來。”這簡直就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有了這樣的 “後福”，董樂山還有什麼可抱怨的呢？

但是，董樂山不是那種功名心很強的人，他沒有湵〉疆斁纸o他一點優待好處就買帳的地步。不少右派在平反之後，感謝“党媽媽”挽救被錯打了的孩子，並 以其遭受的苦難作為追逐名利的資本。在中國那種社會氛圍之下，即使在老右派中也不乏告密者。董樂山這樣清高脫俗的理想主義者，除了冷眼相向之外，他還能和 誰去說呢？這就難怪董樂山要緘口不語了。

只有在和侄兒董森林的一次談話中，樂山先生才偶然袒露心跡。這位侄兒回憶道：“一九九八年，三叔病重，我去京探視。……那天他精神尚好，對我說，二十世紀是黑暗、恐怖、殺人、專制的世紀。他一生追求社會公正、公平的理想已付之東流。”

值得注意的是，董樂山說上面這段話的時間是1998年。如果說，像他這樣在八十年代平反的老右派，在當時還曾對共產黨的改革寄託過一點希望的話，到了“六四”鎮壓之後，他對那個政權已經徹底絕望。

一個桀驁不馴的真侦`魂就這樣袒露出來。雖然本人功成名就，但董樂山從青年時代就跟隨的那個政黨，製造了巨大的社會罪惡。這位後來翻譯了《西方人文 主義傳統》、《一九八四》、《奧威爾文集》、《蘇格拉底的審判》等著作的學者，已經浸濡於人文主義價值觀，深明極權主義之禍害。他需要清算他原來參與的那 個政黨的罪惡，實現自己對社會公正的追求。

如果沒有一個徹底的清算，如果社會理想付之東流，覺得自己人生受騙的他，就只能繼續沉入心靈的苦井。為此，董樂山留下遺言，讓孩子把自己的骨灰帶出中國，以讓靈魂獲得安寧。清人有詠梅詩雲：“老死空山人不見，也應強似洛陽花。”

◎ 民族集體心理創傷的典型

由此可知，董樂山的痛楚，不是個人之痛，而是整個中華民族之痛。正因為痛得這樣切膚，痛得這樣剜心，所以他才會因為董鼎山的一篇書評，厲聲把其兄大 罵一頓，斥為“幫中共講話”。直到樂山逝世十年之後，董鼎山先生仍然為此事感到很委屈。筆者認為，個性耿直的樂山如此暴怒，看似不近情理，卻在情理之中。

還是他們共同的侄兒董森林比較公允：“要讓出身殷實家庭，畢業于教會大學，留美五十年的鼎山叔，真正瞭解今日中國的真實面目，幾乎是不可能也是不現 實的事。”這一對至愛兄弟晚年隔膜甚至不和，其原因在於他們天淵之別的兩種經歷。要超越個人經歷的局限，去理解在極權社會裏受難並留下深刻烙印的人，這對 董鼎山這位西方知識份子來說，是太困難了一點。

西方左派常用理性去同情他人的痛苦，但人是感情的動物，深深的傷害已經進入感情深處，這種創傷無法用理性去治癒。就如一些從納粹集中營出來的猶太 人，包括一些優秀的作家、詩人，他們在獲得了自由之後，卻不得不選擇自殺。那些倖存下來的猶太人懷著一顆破碎的心，沒法再倖存下去。

倖存下來的董樂山，可視為民族集體心理創傷的一個典型個例。當代中國一次又一次的歷史厄撸�政府侵犯人權的惡行導致無數人的創傷後遺症，卻沒有人去 做集體反思，也沒有人去治療人心的創傷。由於治療創傷必須進行真實的災難回顧，而真實的回顧必然引起人們對中共統治合法性的質疑，所以當局只給一些受迫害 者表面上的平反，卻繼續限制人們去做真實深入的回顧。

為安撫歷次政治邉拥膭搨�後遺症患者，中共當局往往採取了物質補償的手法，例如，給在反右、文革和六四中被嚴重挫傷的知識份子以金錢地位的利誘。一般人往往認為，物質賠償可以彌補心理的傷害。這就大大低估了心理傷害的嚴重性，更回避了社會制度對人的心理傷害問題。

董樂山拒絕把骨灰留在中國這一決絕行為，給予我們心理學、社會政治學等各方面的啟發和警醒。作為中國歷次政治邉拥膭搨�後遺症患者中的一員，茉莉謹以此文，向已故的董樂山先生表達深摯的敬意。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09年6月號

其实我们家里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是从最黑暗最不自由的地方出生成长起来，然后来到西方自由世界的；而我老公则是一个从小在香港和美国这两个资本主义民主制度里成长起来的。我俩的根本立场没有冲突，都希望中国强大，希望百姓富裕，自由平等。他更是身体力行地为一个从未到过的“祖国”做过很多的事。 但在态度上我们是有分歧的。我的比较黑白，哈哈。我觉得我是爱之深，责之切。他的态度比较灰色，是温和的改良派。因为感情没我的深嘛，我这样讲他肯定不同意。他对待我们目前所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经常性地持批评态度；而吃过共产苦头的我则相反，对共产党不抱乐观态度，对现在的生活倒是很感恩。 我同我父亲；我同我哥哥之间也都有类似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先后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所产生的。也正因如此我非常理解董氏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