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董鼎山的逝世，引出了一段所謂的兄弟間的恩怨情仇。曹常青對董鼎山是持負面的。 我既非他們兄弟的老熟人，也非他們的朋友，只是董鼎山的讀者，和董樂山的仰慕者，因而沒有資格對此作任何評價。 但就我對董鼎山隨筆的跟讀，和其熟人對我的描述，他不僅對西方尤其是西方文學方面的造詣之深很難令我們一般人望其項背，還是一個非常實在，真性情的人。

下面我轉載兩篇文章可能有助於我們對董氏兄弟之間的恩怨有進一步的了解：

讓我們先來看看董鼎山對其弟董樂山的追憶文，跟曹長青的一樣也是在《開放》上發表的：

至愛兄弟不了情

作者：董鼎山


原編者按：傑出的翻譯家董樂山去世已十年，其兄董鼎山懷着沉痛的心情追憶兩兄弟五十年的親情。從早年的歡樂無間，到後來的思想分歧，感慨萬端。這是中國二十世紀大時代中的一個動人故事。

董鼎山一九七八年回上海見到了經歷劫難餘生的弟弟樂山。

十五年前，弟弟來信告我，北京一家出版社有意請我們兄弟倆合寫一本回憶錄。他們的意念很新穎，要我與樂山（我在美國，他在中國），敘寫過去五十年來我們各 自生活經驗，一章一章地對照。我是於一九四七年出國留學的，歷年所過的是正常生活，在此期間，他則經受了反右運動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二十年入獄、下鄉勞動 種種苦難。我們的經歷當然有天淵之別，惟一相同處是我倆都喜愛閱讀與寫作。我們繼續不斷的出版作品，到了後來作總結，他的成就完全超越了我的。我於一九七 八年開始，幾乎每年回國一次，每次在遇到舊友新知時，總被介紹為「董樂山的哥哥」。他在文化界名氣如此響亮，很容易地替我在出版方面打出道路來。

遺憾的是，上述那家北京出版社的計劃沒有成功，因為他的忙碌與我的懶惰給拖延下來。直到樂山去世，我才恍然領會到損失巨大。到二○○二年，替我出版《紐約客書坊漫步》的天津百花出版社主編李華敏女士約我寫回憶錄，我已因沒有持久的精力長期寫作而謝絕了。


半世紀分離造成兄弟間思想隔閡

明年（二○○九年）一月十六日恰好是樂山逝世十周年，我不免細細回憶，要把我的感慨寫下來。這十年來我常想，我是比他大了兩歲的哥哥，怎麼他會先我而去？ 如果他仍在世，我們間關係又會如何發展？少年時期，我們倆在五個兄弟姐妹中是最親近的，數十年的隔離，由於我們生活經驗的差誤，造成晚年的隔膜。而我最感 不平和不安的是，他乃是含冤而離開人世。他少年參加革命，出了力，國家不但沒有寬待他，反而給予他二十餘年苦難。他深感委屈，耿耿於懷，對自己曾出力助成 的政府體制終於產生了極度惡感。

在他去世前兩年，某次我們在他家談話，他（一位馬克思主義深信者）把對共產政府的憎恨轉移向我這個在美國言論自由、避免偏見的氣氛中受薰陶數十年的哥哥。 因為我的一篇書評結論（我反駁那書作者認為中美戰爭不可避免的言論，我以為中美之間或有衝突，但絕不會發生核戰），他對我大發脾氣，指我為中共張目。我深 知他的嫉惡如仇的心理狀態，並不與他爭論。我漸漸了解到，在極權社會中成長的知識人士，往往會養成一種看事物很極端的態度，不是百分之百的對，便是百分之 百的錯。有些在國內受過迫害的人，到了美國後就把美國看作甚麼都好的天堂，但同時又不能體會美國自由氣氛中的理性：即凡事都不能視為「非黑即白」。

但是樂山並不一定持有這類「非黑即白」態度。把凡事看得「非黑即白」乃是文革時期所遺下的陋習，樂山怎會採納？我了解他的思想過程，在此紀念他逝世十周年 之際我不免回想起我們自童年開始的思想發展。我們相差兩歲，在家中我是老二，他是老三。我們興趣相近，自幼喜歡看書，給我們思想啟蒙的最重要一本書是巴金 的小說《家》。在那個反對舊禮教的故事中，他自比為較為激烈的覺慧，而我是較為溫和的覺民。初中時期，我們狼吞虎咽的看了不少左翼著作。到了我十四歲在寧 波的一家日報《時事公報》副刊首次發表文章時，他與我同樣驚喜。慢慢的，我們都走上寫作之路。七七抗日戰爭開始後，我家遷往上海，我開始在柯靈所編的日報 文藝副刊發表散文（第一個筆名是『堅衛』，因為那時作家多流行筆名），他也開始寫詩，在報刊出現，他又學會了木刻，母親常說他「比哥哥更聰明」。


樂山中學時代參加中共地下活動

一九四○年代的上海所謂「孤島」時期，是我們思想發展最快、寫作最多產期間。我們住在租界，抗日情緒激昂，我想就是在那時期，他暗地參加了地下活動（請注 意我們都不到二十歲）。我們在那時嚮往「延安聖地」，凡有朋友偷偷加入新四軍的，我們都很羨慕。同時我們寫作的發表也更頻繁；尤其是在敵偽統治之下，我們 如能在報刊上發表一些指桑罵槐的諷刺雜文，便覺得很痛快。樂山的智慧發展更是迅速，十八歲時他突然成為上海劇藝界最受尊重的劇評家（當時思想進步又未及遷 往內地的戲劇界人士都集居上海租界。由於美國電影不能進口，話劇極為興旺，觀眾在受租界保護的愛國戲劇中找到一些娛樂與慰籍）。

我至今不能解釋，樂山何以正在高中畢業之時，竟能寫出對戲劇藝術有那麼成熟的見解的評論。今日我重讀二○○一年出版的《董樂山文集》（李輝編集）所收的 〈麥耶劇評〉，仍能敬佩他的少年文才。在敵偽統治期間，未去內地留在上海的影劇文化人仍很多。看慣了好萊塢電影的知識民眾因沒有美國電影進口，苦悶得很， 乃去話劇院找尋娛樂。劇藝界人士趁此機會，搬演出許多名劇，賣座不錯。劇院生意興隆，在報刊寫劇評者也紛紛出現。樂山用了「麥耶」筆名，在當時銷路最大的 綜合性刊物發表每月一次的劇評，大受文化界人士注意（這本名叫「雜誌」的刊物，乃是敵偽機構出資所辦，但敢容納較為大膽敢言的文章，多年後我才知曉，主編 人原來乃是中共地下黨員）。通過他與藝劇界有名人物的交往，我也結識了一些名導演，名演員如黃作霖（佐臨），胡導、石揮、劉瓊、喬奇、黃宗英、白文等。

一九四五年八月世界大戰結束，抗戰勝利，退居重慶的國民政府遷回南京，大批文化人回到上海，美國電影開始進口，上海文化界也起變化。那年我在聖約翰大學畢 業考入《申報》當記者，剛二十一歲的樂山則自著名劇評家降為聖約翰大學二年級生。約大是以學生生活浮華、專愛舞會派對著名，樂山也不免予人以這種印象，但 我相信他仍保持地下黨關係。

在一九四五年至四七年的兩年中，我在新聞界活躍，喜歡夜生活，也在著名小報《辛報》兼職。我自己覺得那是我整個生活最愉快時間：白天採訪（我是外交新聞記 者），晚上與朋友們在夜總會相聚，有閒用「令孤慧」筆名寫些迎合男女大學生趣味的小說，在朋友所編的暢銷雜誌發表。那時樂山有了女友，好像興趣轉移，專心 學習英文，很少寫作，只偶然寫些小詩而已。

我於一九四七年九月離國前的最後職業是國民黨所辦的《東南日報》本埠新聞編輯（該報原是杭州名報，勝利後移至上海），夜間上班，但每日下午仍有時間去南京 路新雅茶室與文化界友人相聚。我們在茶室樓上有個固定大圓桌，朋友們隨進隨出，喝茶談天，相互傳達文化藝術消息，各自推薦文章找地方發表。由於內地文化人 的大批返滬，上海劇藝界也隨之變化，麥耶停止寫劇評，從劇評家還原為大學生身份。我驚訝一個人在少年氣盛時期的充沛精力，以及對知識吸收、精煉、運用的快 速。他於十八、九歲時所寫劇評文字，我今日讀了還是覺得十分老練成熟。


二十年苦難中仍有優秀譯作問世

我離開上海後，樂山接任了我在《東南日報》的夜間編輯職務，後來又一度當過中央社記者。兩年後上海「解放」，他恰在美國新聞處任職。這個履歷後來就成為他 在反右運動與文革時期遭受折磨的原因之一。其實，在初期，他的才幹頗受新政府賞識，邀請他入新華社主持新聞翻譯工作。在二十年間（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七六 年）入獄下放苦難時期中，他沒有放棄工作志趣，暗中與幾位友人合譯並獨自編校了美國名記者威廉·夏伊勒所著的德國納粹歷史《第三帝國的興亡》，獲准出版後 （先是內部讀物）名氣大揚。

上述一段是我在後來才知曉的。當我於一九七八年回國之前，《第三帝國的興亡》巨大翻譯工程早已在美國文化學術界對中國有興趣人士之間引起一陣騷動。那年是 我離國三十一年後首次返回祖國，樂山與其它親屬在上海火車站（當時我們是自紐約飛香港、從廣州乘火車抵滬）迎接我們一家三口。我立時提出必要到北京去看 看，樂山一口應允辦到。

在北京皇亭子新華社簡陋宿舍一個宿室（是他家三口住所）中，我索看他的譯本，樂山在我們擠坐的小木床（房中沒有座椅，只有兩個木床，一個小桌）床褥下抽出 三集破破爛爛的《第三帝國的興亡》譯本，我不禁一陣辛酸，一面敬佩他在艱難環境中的成就，一面憫憐他們生活條件的苛刻。那時，落實政策後的他已被調至外國 語學院教授英文，而且也是社會科學院美國所專家、新聞研究所教授。我馬上看出其間的諷刺意義：他因熟悉英文與懂得美國而遭清算。他又因同樣原因而被重用！

通過他與知友馮亦代，我於一九七九年開始在新出版而且內容開放的雜誌《讀書》上寫個介紹美國文化與文學的專欄。他也開始不斷出版不少近代美國文學名著的譯 本（在一九八○年代間，他是中國名氣最響亮的翻譯家）。從此，我幾乎每年回國一次，應邀講學或探親，每見到他，我總覺得他好以有種有苦難言的神態，他的愁 眉苦臉好似已經成型，笑顏難開。一九八一年我邀他來紐約我家住留三個月，談話機會多得很，但一提他的受折磨經歷，他就閉口不談。他對美國的新奇也似乎沒有 興趣，不時在客廳踏方步深思。某次我說要帶他到紐約文化界出名的格林威治村散步，他竟沒興趣。


享有盛名仍鬱鬱寡歡無限苦悶

次年他應康乃爾大學之邀（福特基金會資助）擔任訪問教授一年。那年經我介紹，他在文學雜誌《巴黎評論》發表了由我所譯的短篇小說〈傅正業教授的顛倒世界〉 （原文曾在上海《文匯報》獲得徵文頭獎），並附了我為該雜誌所寫的〈董樂山訪問記〉與〈當代中國文學近況〉。我可說那是美國文化界首次讀到中國作家形容文 革時期知識分子受折磨的作品，恐比所謂「傷痕文學」傳到美國還早。

一九八九年夏，「六四事件」發生之後不久，樂山夫婦竟被獲准出國，我大為驚喜。此次乃是應哥倫比亞大學之邀（魯斯基金資助）前往擔任訪問教授。在機場去迎 接時，我首次看到他的解愁笑顏。一年任期完後，我問他要不要我幫助申請綠卡，在美國留下來。他說不，他要回去「享受應得的養老金」，一句話說出他的執拗性 格。雖然他欣賞美國自由空氣，他還是要賭氣地回去收回政府（一個他自己在青年理想時期所助成的體制）所欠他的債。

他的複雜情緒是容易了解的。他憎恨自己的理想主義竟被出賣（少年時受欺騙，成年後又受虐待），他欽服美國的民主自由、寬容公正。但同時，由於他在國內壓抑 氣氛中受到長期影響，竟不能容忍我在美國自由發表意見的習慣。我們在民主自由世界的人，儘可能的保持言論真實，即有錯誤，至少可以表達自己的忠實立場。 「你非我友、即是我敵」的絕對態度乃是極權社會空氣所造成。我傷心的是，我的嫉惡如仇的弟弟，竟也因受文革的惡毒氣氛薰染，成為不容異見的頑固者。


最後見面竟是不歡而散

一九九七年四月，我在香港《開放》雜誌發表了一篇討論名記者李卻·伯恩斯坦新着《即將來臨的中美衝突》的書評。我的結論是，中美或會衝突，但不會發生核子 戰爭。五月我去北京看樂山，談到此文，他對我的意見不以為然，厲聲把我大罵一頓，斥我是幫中共講話。而我只不過是發表讀後感而已，預測未來核戰不可能發 生，不然全球毀滅，同歸於盡，甚麼善惡、甚麼愛恨都沒有了。對他的責罵我悶口不言。不料那次竟是我們最後一次會面。兩年後，他因肝癌逝世。他的兒子亦波曾 自美趕去送終，回來後我問他爸臨終時有沒有給我留言，他說沒有，我聽了非常傷心。

《開放》雜誌二○○一年八月號發表了主編金鐘對我的訪問記，我也提到我們兄弟最後不歡而散的一場。不料有人看到此文，在網絡上發表文章把我罵得狗血淋頭。 他顯然也曾受過中共折磨，但在思想上仍保留了中共氣氛的薰陶，現在到了美國，他可自由發揮，他對中共嫉惡如仇，猶如樂山。他說他很敬重董樂山，我當然聽了 高興；他指我所發表的文章持有「許多左傾甚至『親共』觀點」，不值我弟弟的敬慕。由於他在文中作人身攻擊，我不屑作答。但我認為這類「親我者友，逆我者 敵」的態度，乃是中共最暴虐時期「文革」所餘下的遺毒。那位顯然自己吃過苦頭的人，在進入自由環境下竟不能去除如此罵人態度，令我可惜。

樂山是個聰明人，某次我們討論在思想與行為上，左右兩派若走極端會產生的結果。我們同意，到了極端的終點，共產黨與法西斯思想相遇，都是一樣的不容自由思想的發揮。這是真正的樂山，我的弟弟。


二○○八年十二月九日於紐約


摘自《開放》雜誌，二ＯＯ九年一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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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茉莉曾經寫過一篇很值得我們深思的文章：

1984的譯者董樂山拒絕將骨灰留在中國──這個國家不可以被原諒

創　傷　難　愈

──從董樂山的骨灰談起

深為人們愛戴的中國著名翻譯家和學者董樂山先生，臨死前留下一個令人震驚的遺言：骨灰不留在中國。董樂山的兒子董亦波在一篇題為《與命嚦範帯返男蛭鬧懈嬤�世人：�?999年3月的一天，董樂山的家人將他的骨灰帶離祖國。他在這片土地上的使命已經結束。”

在人們的印象中，董樂山先生是一位溫文爾雅、睿智深沉的人。如同普羅米修士式的盜火者，他在翻譯西方學術著作及其寫作方面成績卓越。但直到他去世之 後，我們才從這樣一句遺言中，瞥見這位老右派心靈上的那一道從未癒合的流血傷痕。正如尼采哀歎的：“經歷帶來了太深的傷害，回憶是一道化膿的傷口。”

◎ “只有同亡者一起食罌粟……”

創傷(trauma)一詞包括對人的情感、精神的一切損害。從心理學角度看，由於人類的脆弱性，自然或人為的災難可以給人的心靈帶來強烈而持久的影響。深重的心理創傷，是醫生和藥物也無法治癒的。

董樂山所經歷的“反右邉印幣約搬醽淼摹拔母鎩保�叔X敶�中國社會創傷揍戭、最持久的兗單災難，是中共對知識份子的兩次集體性的殘害邉印＿@種可怕事 件給群體留下難以磨滅的傷痕。生性正直、心靈熱情敏感的學人董樂山，因為在整風中給共產黨提了意見，於1957年被打成右派，入獄、下鄉二十年，在勞動改 造中左臂折斷。身患癌症即將辭世時，董樂山在《病中遙答方曉藍兄》一文中說：“即使人可以再活一遍，你肯放棄你的工作，與我交換受一輩子屈辱，坐一輩子冷 板凳嗎？”

生前，董樂山很少向人訴說他的心靈痛苦。即使他的親哥哥董鼎山從美國歸來，想要瞭解弟弟所遭受的苦難，樂山也只是稍微講了一些皮毛，“此後就封 口”。然而，閉口不言正是創傷倖存者的問題所在，使之不能有效地獲得心理疏泄。就像憂鬱成疾的德國詩人荷爾德林：“有時這個天才變得很晦暗，沉浸在他心的 苦井中。”

董樂山的憂鬱、焦慮症狀是再明顯也不過了。其兄董鼎山和其侄董森林都在他們的回憶中，談到董樂山的一些表現：“沉默寡言，唯恐萬一失言招來麻煩”。“好以有種有苦難言的神態，他的愁眉苦臉好似已經成型，笑顏難開。”即使到美國旅行探親，他也常常陷入憂思，對觀光毫無興趣。

遺憾的是，董樂山的親友都未能意識到，董樂山的抑鬱症不但需要心理專業和藥物的幫助，更需要親友的深切理解。我們相信，他的親友都曾經盡力理解他、 安慰他。但是，對於董樂山這樣博學深沉的人，一般的理解是不夠的。如果人們對他沒有感同身受的深層理解，不能參與他的痛苦，他寧可獨自默默地把痛苦吞咽下 去。

對於他人的苦難，深入其境的參與感是如此重要。但在董樂山去世十年之時，人們對他的理解仍然不夠。詩人里爾克的這句詩，告訴我們應如何悲憫他人：“只有同亡者一起食罌粟/ 食他們罌粟的人/ 才不會使這最微弱的韻調/ 再度遺失”

◎ 袒露一個桀驁不馴的真偵`魂

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董樂山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雖然他遭受過長期的磨難，但艱苦的歲月激勵他更深入地思考，更勤奮地翻譯有價值的西方名著， 因此在平反後聲名遠揚。如其兄董鼎山所說：“他在文化界名氣如此響亮，很容易地替我在出版方面打出道路來。”這簡直就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有了這樣的 “後福”，董樂山還有什麼可抱怨的呢？

但是，董樂山不是那種功名心很強的人，他沒有湵〉疆斁紙o他一點優待好處就買帳的地步。不少右派在平反之後，感謝“黨媽媽”挽救被錯打了的孩子，並 以其遭受的苦難作為追逐名利的資本。在中國那種社會氛圍之下，即使在老右派中也不乏告密者。董樂山這樣清高脫俗的理想主義者，除了冷眼相向之外，他還能和 誰去說呢？這就難怪董樂山要緘口不語了。

只有在和侄兒董森林的一次談話中，樂山先生才偶然袒露心跡。這位侄兒回憶道：“一九九八年，三叔病重，我去京探視。……那天他精神尚好，對我說，二十世紀是黑暗、恐怖、殺人、專制的世紀。他一生追求社會公正、公平的理想已付之東流。”

值得注意的是，董樂山說上面這段話的時間是1998年。如果說，像他這樣在八十年代平反的老右派，在當時還曾對共產黨的改革寄託過一點希望的話，到了“六四”鎮壓之後，他對那個政權已經徹底絕望。

一個桀驁不馴的真偵`魂就這樣袒露出來。雖然本人功成名就，但董樂山從青年時代就跟隨的那個政黨，製造了巨大的社會罪惡。這位後來翻譯了《西方人文 主義傳統》、《一九八四》、《奧威爾文集》、《蘇格拉底的審判》等著作的學者，已經浸濡於人文主義價值觀，深明極權主義之禍害。他需要清算他原來參與的那 個政黨的罪惡，實現自己對社會公正的追求。

如果沒有一個徹底的清算，如果社會理想付之東流，覺得自己人生受騙的他，就只能繼續沉入心靈的苦井。為此，董樂山留下遺言，讓孩子把自己的骨灰帶出中國，以讓靈魂獲得安寧。清人有詠梅詩雲：“老死空山人不見，也應強似洛陽花。”

◎ 民族集體心理創傷的典型

由此可知，董樂山的痛楚，不是個人之痛，而是整個中華民族之痛。正因為痛得這樣切膚，痛得這樣剜心，所以他才會因為董鼎山的一篇書評，厲聲把其兄大 罵一頓，斥為“幫中共講話”。直到樂山逝世十年之後，董鼎山先生仍然為此事感到很委屈。筆者認為，個性耿直的樂山如此暴怒，看似不近情理，卻在情理之中。

還是他們共同的侄兒董森林比較公允：“要讓出身殷實家庭，畢業於教會大學，留美五十年的鼎山叔，真正瞭解今日中國的真實面目，幾乎是不可能也是不現 實的事。”這一對至愛兄弟晚年隔膜甚至不和，其原因在於他們天淵之別的兩種經歷。要超越個人經歷的局限，去理解在極權社會裏受難並留下深刻烙印的人，這對 董鼎山這位西方知識份子來說，是太困難了一點。

西方左派常用理性去同情他人的痛苦，但人是感情的動物，深深的傷害已經進入感情深處，這種創傷無法用理性去治癒。就如一些從納粹集中營出來的猶太 人，包括一些優秀的作家、詩人，他們在獲得了自由之後，卻不得不選擇自殺。那些倖存下來的猶太人懷著一顆破碎的心，沒法再倖存下去。

倖存下來的董樂山，可視為民族集體心理創傷的一個典型個例。當代中國一次又一次的歷史厄擼�政府侵犯人權的惡行導致無數人的創傷後遺症，卻沒有人去 做集體反思，也沒有人去治療人心的創傷。由於治療創傷必須進行真實的災難回顧，而真實的回顧必然引起人們對中共統治合法性的質疑，所以當局只給一些受迫害 者表面上的平反，卻繼續限制人們去做真實深入的回顧。

為安撫歷次政治邉擁膭搨�後遺症患者，中共當局往往採取了物質補償的手法，例如，給在反右、文革和六四中被嚴重挫傷的知識份子以金錢地位的利誘。一般人往往認為，物質賠償可以彌補心理的傷害。這就大大低估了心理傷害的嚴重性，更迴避了社會制度對人的心理傷害問題。

董樂山拒絕把骨灰留在中國這一決絕行為，給予我們心理學、社會政治學等各方面的啟發和警醒。作為中國歷次政治邉擁膭搨�後遺症患者中的一員，茉莉謹以此文，向已故的董樂山先生表達深摯的敬意。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09年6月號

其實我們家裡就是這樣一個情況。我是從最黑暗最不自由的地方出生成長起來，然後來到西方自由世界的；而我老公則是一個從小在香港和美國這兩個資本主義民主制度里成長起來的。我倆的根本立場沒有衝突，都希望中國強大，希望百姓富裕，自由平等。他更是身體力行地為一個從未到過的“祖國”做過很多的事。 但在態度上我們是有分歧的。我的比較黑白，哈哈。我覺得我是愛之深，責之切。他的態度比較灰色，是溫和的改良派。因為感情沒我的深嘛，我這樣講他肯定不同意。他對待我們目前所生活的資本主義社會是經常性地持批評態度；而吃過共產苦頭的我則相反，對共產黨不抱樂觀態度，對現在的生活倒是很感恩。 我同我父親；我同我哥哥之間也都有類似的問題，都是因為我們先後處在兩個不同的世界所產生的。也正因如此我非常理解董氏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