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去哪兒了？

這個問題從我記事起，就不停地在腦海中閃現。

父親離開我時，我只有1歲4個月，對父親是完全沒有印象。

看到別的孩子都有一位或嚴肅，或慈祥的爸爸，我家卻沒有，我很是好奇。有一次我問母親：“爸爸在哪裡？怎麼總不見他回來？”

母親回答：“要等全國解放，爸爸就回來了。”

那時我四五歲，其實並不明白母親話中的含義。

不久，家裡就發生了一件大事。這件事讓我至今刻骨銘心。

我不僅困惑父親去哪兒了，更加困惑的是，父親是個什麼樣的人？他到底幹了啥？

那是1954年的春天，我們突然被搬家了。

從我記事起，我就住在北京錢糧胡同內一個整潔的四合院裡，對面的鄰居是劉伯承元帥。

那時家裡有貼着美麗花紋、帶穿衣鏡的大衣櫃。櫃裡掛着父親的裘皮大衣、母親的絲綢旗袍。

桌子上擺着手搖式留聲機，抽屜里有德國造小孔成像照相機，還有一些小金塊、鹿茸等珍貴物件。

家裡那時雖然沒有父親，但一直很熱鬧，我不僅有保姆照顧，每個月都會有穿軍裝的叔叔、阿姨來家中探望，母親也是熱情又開朗。

記得有一年的“六一”兒童節，叔叔們帶我去北海划船遊玩，晚上吃飯時我不僅吃到了鬆軟可口的蛋糕，還喝了一杯很甜的飲料，現場醉得不省人事，後來才知道原來那是香檳。

這一切美好的生活，都因為我有一個了不起的父親。

父親叫劉光典，1922年生於大連旅順，大學畢業後做醫藥生意，收入頗豐。從父母的結婚照中能夠看出，當時家裡的富足。

父母的西式結婚照 

父親做生意經常到處跑，在上海期間結識了東北老鄉洪國式，他是中共的一名老情報員。

那時的父親，是兩黨都想爭搶的青年才俊。父親最終選擇加入中國共產黨隱蔽戰線隊伍。

組織交給他的第一個任務，是和洪國式組建中共情報站“華石公司”，相關資料記載：父親成為洪國式的助手後，不嫌棄共產黨窮，拿出黃金10兩、美元1000元支持革命工作。

如果按照當時的金價計算，30美元折合1兩黃金，這1000美金相當於30兩黃金。

“劉光典的貢獻是不小的。”這是組織對父親早期工作的評定。

父親當時主要負責在上海收集情報，併購買戰略物資運回東北解放區，那時要想把盤尼西林這樣的戰略物資運出上海，是非常困難的事。

當時負責物資空運的飛行員唐玉文對父親印象極深，說父親又高又瘦又帥還文質彬彬，大家都習慣叫他“大劉”。

倆人曾約定，等開國大典的那一天，要將家裡的黃金當作特殊的黨費，全部上交國家，然後帶上家人去天安門照張相。

在上海工作一段時期後，父親被調回瀋陽，參加備戰遼瀋戰役的情報工作。父親開了一家“福生藥房”為掩護，從事地下情報工作。

我就是在這個情報站出生的。幾個月後，父親接受任務轉戰北平建立情報站，此時情報站還是父親出錢出力，保證同志們生活所需。

此時，組織上已認定父親是一個合格的中共隱蔽戰線戰士。母親帶着我們三姐弟乘飛機來到北平，最後入住到北京錢糧胡同的四合院。

當時為了掩護身份，父親常常帶着姐姐去看電影，其實是和戰友接頭傳遞情報。平津戰役結束後，新中國即將成立，本可以回家和妻兒團聚，但父親卻選擇接受新任務，離開北平南下。

在武漢漢口期間，父親曾往家裡寄過一封家書：

“為了今後的生計，我要到遙遠的地方去做生意，從此不能再寫信。此次外出，要一年多後才能回來，望你們能等我歸來。我回來時，若萬一失去聯繫，我會在報紙上用劉芳這個名字刊登尋人啟事尋找你們。”

具體父親去哪兒了？當時全家人都不知道。

這一晃六年多過去，父親還是沒有回家，我們卻突然被要求搬家。

新家在北新橋的王大人胡同，是一間破舊的屋子，只有10平方米左右的東屋。

搬家後，開朗的母親變得愁眉不展，本來身體就不好的她，情況也急劇惡化，還幾次被送進醫院救治。

母親出院後，哥姐要去上學，我一人在家照顧母親，給母親做飯的任務就落在我身上。

我當時哪裡會做飯，記得做的是麵糊糊，裡面放個雞蛋和一些菜葉。母親得的是心臟病，飯里不能放鹽，可見這種飯是多麼難吃。

母親身體進一步惡化，不得不住進北京同仁醫院。一天姐姐去看望母親，問她想吃點什麼？

母親很艱難地回答：“這幾天一直不想吃東西，渾身沒力氣。我最想吃點鴨廣梨，又甜又軟，水還多。”

姐姐立刻出去給母親買了兩個熟透了的鴨廣梨，然後一口一口地餵母親，但母親只勉強吃了幾口，就無力地躺在床上了，她讓姐姐把剩下的梨帶回家給我和哥哥吃。

母親和姐姐的合照

幾天后，我們姐弟三人去醫院看母親。醫生已不讓我們進病房，我們三個孩子手牽手依次從玻璃窗前走過。我看見母親無力地躺在床上，黑頭髮散亂地落在枕頭上，臉色煞白，嘴唇黑紫，身上扎着輸液的針頭。

我們靜靜地走過，心中升起懼怕的感覺。

那是我們最後一次見到母親，我似乎看見了母親微閉的眼角滾下了幾滴淚珠。她此時在想什麼？

母親當時才32歲，但她再也堅持不下去了。1955年10月18日，母親去世了。

母親一走，家裡只剩下三個未成年的孩子，大人們開始商議怎麼安排。

有人提出要送我們去孤兒院。按照當時的情形，說孤兒也不為過，但家裡的親戚認為不合適，一是父親不知生死，二來家裡還有其他親戚。

最後商議，各親戚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把我們湊合養大。

於是，我們姐弟三人繼續住在北新橋。此時家中已是四壁空空，屋中放着幾張四腿長條凳，凳子上並排擺放幾塊長條木板，這就是睡覺用的床。

木板上鋪着薄褥子，床上兩條被子，姐姐哥哥和我便睡在這樣的床上。那時姐姐12歲，哥哥10歲，我7歲。

屋子裡不生取暖的爐子，下雪時，西北風夾着雪花，透過破爛的窗戶紙飛進屋內。我們姐弟三人縮在一起，常常凍得無法入睡。

母親去世沒多久，家裡就來了一個老太太，說是給我們請的保姆。當時她已56歲，姓南，我們稱她為大姥姥，以示與親姥姥的區別。

她是一個老北京人，滿族。南老太太是一個非常愛乾淨，又十分利落的人。她曾經在著名評劇演員小白玉霜家當保姆，後來離開小白玉霜那裡，來到我們家。

那一段時間，我剛上小學二年級，由於有她的照顧，總算過了一段像樣的生活。對於她的關照，我們也永遠不會忘記。

我總忘不了她過年給我做的豬肉燉白菜粉絲，儘管吃的是玉米麵窩頭、發糕之類，只有過年時有些肉及米飯、饅頭。那時吃着這些美味佳餚，真好像做了一回神仙。

南龔氏保姆在我們家待了一年多，我們總忘不了她那勤儉持家的風格、乾淨利落的形象，及對我們幾個孩子的疼愛關心。

大約一兩年時間，大姥姥便突然離家而去。我們不知道其中原因，也沒太在意這件事。

直到2008年，我才知道保姆的真實身份，以及她為何突然來，又為何突然離去。

保姆一走，我們的日子又開始變得不正常。

最難熬的是餓肚子，找不到東西充飢，我就跑去啃白菜幫子，用牙反覆咀嚼，就會有種微微的甜味沁入嘴巴里，吃是吃不飽的，但好歹嘴裡有個味道。

小學時有一位語文老師，看我總是向同學討要食物，便招呼我為她去買街頭的燒餅做早點。

捧着香噴噴的燒餅往學校走，我控制不住自己，便偷偷撕下燒餅外面那層酥脆的外皮吃了，一路吃了大半，老師看到也不說什麼，還把剩下的掰一半給我。

後來我才知道，她就是為了讓我能吃上點東西，才特意讓我去為她買早點。

姐姐到女二中上學後，就在學校入伙，我和哥哥的糧票不夠用，姐姐總是餓着肚子把一多半晚飯帶回來讓我們吃。

我就在這樣的狀態中，一天天長大了。

1966年夏天，“文革”席捲全國，中學停課鬧革命了。北京的中學裡都進駐了解放軍，我們學校來了一位梁團長，他生的濃眉大眼，對我的情況產生了疑問，親自跑到父親的單位了解情況。

社會動盪不安，我這樣的家庭出身更加不穩定。在他的指點下，我穿着他送的一身舊軍裝，和40多個北京知青，主動申請到內蒙古插隊，成了一個牧民。

去內蒙古插隊前我們姐弟三人在北新橋合影

可能兒時吃的苦太多，對於草原的艱難，我已完全不在話下。

這段知青時光里，我始終有許多問題深埋心底，時刻不能忘懷，那就是父親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他到底做了什麼？我們家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轉變？

但由於草原和北京遠隔千里，以當時的條件，我根本無法了解這方面的情況，更無力揭開這些謎團。

一直到1970的冬天，經過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的努力，我所在的區域終於拉通了電話線，抱着試試的想法，我嘗試通過電話聯繫過一次父親在北京的單位。

我很幸運，電話竟然接通了。

當時電話全靠人工接線，這通長途電話的成本實在難以估算。聽到我詢問父親的消息，接話的那位叔叔又驚訝又無奈，回答我說：

“你遠在寒冷的草原，要注意身體，不該問的事不要多問，有了新情況組織上會儘快告訴你們。”

那時距離父親離家近20年，我第一次主動聯繫上了父親所在的工作單位，但仍然一無所獲。

我想若父親再見到他的孩子們，應是相看淚眼，兩不相識了。

直到1972年，我回北京上大學。

後來得知，我上大學的事多靠貴人梁團長在暗中幫助。

梁團長作為一名軍人，他去單位了解到了父親是去台灣執行特殊任務，情況不明導致家人被牽連，就十分同情我。

梁團長還來大學看過我幾次，我至今記憶尤深。大學生活最深的感觸，是別人都盼着放假，我卻最愁放假。一到節假日，同學們都回家了，我卻無家可歸，一個人留在空蕩蕩的宿舍，心中難免更多苦楚。

好多同學都幫過我，有的還借過我生活費。現在回想，我這無父無母的無知青年，在十幾年的政治運動中，沒有出大問題，實屬不易。

我就像一直處於如乾旱中的禾苗一樣，在即將乾枯時，不知從哪裡灑下幾滴甘露，雖不夠完全挺立，但使我不至於徹底枯萎。感謝生命中的賢人們。

自從回北京後，我們姐弟都想知道父親的下落，但一直無從打聽。

那時，我已經知道父親是去了台灣，就想着台灣早日統一，我好與父親團聚，當面問問他到底做了啥？為什麼不敢和家人聯繫。

但那僅僅是暗藏心底的想法，根本不可能成為現實。

父親執行地下情報工作，所有情況都必須保密。更何況父親去的是台灣，兩岸長期緊張對峙，要了解父親的情況真是難於上青天。

直到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後，一份秘密材料被傳回北京，那是100多個在台灣被殺害的隱蔽戰線人員名錄。

當時姐姐已經在市政協工作，有更多機會接觸到愛國民主人士。一年後，我和姐姐才在統戰部看到這份印有“絕密”字樣的文件。

我們仔細一看，裡面竟然有我父親的名字。雖然沒有詳細資料，但明確寫着：劉光典，旅順人。

當時第一直覺不相信這是真的，父親怎麼會在這名錄里？

30多年來，我們姐弟一直相信他還活着。如果他犧牲了，組織沒理由不告訴我們。

1991年春節前的一天晚上，父親所在單位的幾個同志，將姐姐、哥哥和我召集在一起，對我們正式傳達了一個重大情況：

劉光典是在台灣從事地下工作時，被叛徒出賣，不幸被捕犧牲，年僅37歲。

父親年輕的容顏就此定格

我們三姐弟聽到消息，沉默良久，欲哭無淚。當時，組織為我們安排了一場盛宴，但席上沒有一人動筷品嘗。

正式宣布的消息十分籠統，父親去台灣執行什麼任務？是怎麼被捕的？又是怎麼犧牲的？遺骨埋在何處？

這些統統沒有。

1992年9月9日，我們正式領到了父親的烈士證明書，哥哥一家人也從河北農村調回北京工作。

尋找父親的事情看似已經塵埃落定，但我卻在那時下定決心，要把父親犧牲背後的真相，查個水落石出。

這個真相，用盡了我的後半生。

就在我領到父親烈士證明的這一年，台灣作者李敖出版了《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匯編》一書。

在這本50萬字的匯編里，我首次看到了父親的名字，他被稱作“劉匪”。

書中寫道，父親在台灣的聯絡人叫王耀東。他是個台灣籍老共產黨，曾上過延安大學，參加過抗日戰爭，在東北成了家。

到1949年年初，為了給解放台灣做準備，一批熟悉台灣情況，又有着豐富情報工作經驗的同志，先行被派入台灣，王耀東就是這樣一位同志。

王耀東收集情報很順利，但他沒能按原計劃在三個月後返回大陸。

為了儘快取回這些重要情報，中央情報部門採取了第二套方案，決定派父親劉光典去取情報。

1949年10月25日，父親從香港渡海赴台，和王耀東接上了頭，順利拿到了第一批情報後，返回香港復命。

父親採用密寫的方式，用米湯將情報寫在一張包茶葉的紙里，安全帶回了香港。

之後父親一直在香港待命，直到1950年1月6日再次赴台。

但父親沒想到短短兩個多月，島內的形勢已變得非常嚴峻。國民黨開始在台灣全島實行檢舉匪諜運動。

當時，台灣一名職工月薪約200台幣，而檢舉一名“匪諜”的獎金卻高達20萬台幣。

在連保制度下，被國民黨特務鼓勵的告密大軍，遍及社會的每個角落。各行各業，無不籠罩在特務的陰影之下。

此次到台灣，父親的具體任務是通知王耀東返回香港；協助洪國式收集新的情報，並取回已收集到的新情報。

前期的工作推進的還算順利，卻發生了意想不到的突發事件。

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隨後變節。1000多名地下黨員被逮捕，中共台灣地下網絡幾乎被摧毀。

父親所屬的中央社會部，由洪國式直接領導，雖然和蔡孝乾分屬不同支系，但島內風聲鶴唳，每一個中共情報人員的處境都變得岌岌可危。

洪國式將收集到的大量軍事情報用澱粉密寫在紙上交給父親。1950年2月初，父親給香港上級報告了“貨已辦妥，擇日返港”的信息。

但不知什麼原因，他沒有立刻得到同意回港的指令。

洪國式似乎預感到要發生不幸，催父親速辦出境證返回香港。2月28日早上九點，倆人碰面落實返回香港之事。

吃完午飯後，倆人分頭行動。父親去基隆取離境證，洪國式去了台北車站查看車次表。

但洪國式剛到車站，便被抓走了。

原來洪國式領導的情報小組，早已被國民黨特務發現，並成功安插了兩個臥底進去摸查情況。

一切盡在掌握中才準備抓捕。因擔心洪國式是經驗豐富的老情報人員，敵方亦不敢輕舉妄動，而是提前挖好了一個陷阱。

讓一名國民黨特務扮成無賴，跟蹤洪國式到達台灣車站，等他在看汽車時刻表時，故意滋事挑釁，兩人引發爭執。

此時，一旁裝扮成派出所警察的特務走上前來，以二人違反戒嚴法為名，將他們帶回了派出所。

警察安撫洪國式說沒事，讓他提供幾個證明人的聯繫方式，只要能證明他的身份，就可以立刻放他走。

洪國式不知道其中有詐，提供了幾個熟人的聯繫方式。直到敵人將他提供的人員一一抓捕，洪國式才知道自己落入了敵人的陷阱。

反應過來的洪國式面對各種酷刑，和敵人周旋，向敵人提供了一些看似重要的假情報。

比如當特務問交通員劉光典在哪裡？他機智地答道：劉光典已經返回香港取電台去了。

當時父親就在基隆。因為洪國式的掩護，父親有了逃生的時間。

在台灣官方的資料中，洪國式的記錄比較詳細，但父親的情況卻很簡短。

“劉匪匿居山間，掘地為穴，過着常年類似原始生活，仍執迷不悟，繼續從事反動宣傳，由此可見其思想受毒至深。”

寥寥數語，卻把我的心都揪起來了。

我無法想象父親當年的逃亡之路有多麼艱辛，英俊講究的父親，竟然淪落成深山裡的原始人。

那段日子我夜不能寐，我實在太想知道父親是怎麼躲過敵人的追捕，又是怎麼在山中活下來的。

冥冥之中，就連老天也想幫我們一把。多年後，我的兒子劉新宇在網上搜索爺爺的有關信息，突然在一個台灣的奇摩網站找到一本紫紅色小冊子，題目叫《一個匪諜逃亡的故事》。

《一個匪諜逃亡的故事》封面

下冊子的左下角印有“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編印四十四年元月”的字樣。另外，網上還有一張畫，畫着一個中共“匪諜”在修改身份證的情景。

初看並不知道這個“匪諜”是誰，但下面的一段引文，讓我們大吃一驚。引文為：

“劉光典是一名匪諜，他是匪中央政治局派台地工負責人洪國式的交通員，擔負香港和台灣的交通聯絡。”

看到這段文字，我覺得心跳加速了，我不禁睜大了眼睛，呼吸變得急促起來。書中寫的竟然是我的父親，這難道是真的嗎?

這本小冊子當時只發行了1000本，幾十年後，還能被我們找到，這是多麼神奇的一件事。

當時，這本小冊子正在網上拍賣，定價新台幣500元。我趕緊拜託台灣的朋友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把小冊子買下來。

不久後，這本小冊子才來到我的手中。原來這是當年司令部發行的警示材料，其中詳細記載了父親在台灣的逃亡生涯。

審訊洪國式的時間一分一秒過去，負責抓捕父親的警察判定父親還未離台，台灣島內所有的重要港口、碼頭都貼滿了通緝令：

“重要在逃匪諜劉光典，化名劉先農，大連人，較高身材，平時愛穿棕色西裝和藍色中山裝，一經發現，立即逮捕。”

父親的通緝令

父親在基隆得知洪國式被捕的消息後，當夜返回了台北，去找王耀東，將隨身的文件轉移後，回到住宿的天星旅社。

確定沒有埋伏後，父親將旅社中存放的行李和情報文件全部帶走，再去找王耀東。不知為何，在倆人約定的匯合地點，卻沒有找到對方。

不敢再住店的父親，只能在三輪車夫家借宿一晚。

第二天，父親給組織發了一封電報：“俊弟得急性腦炎亡故”，向組織發出最後警報，通告小組覆滅。

之後王耀東將父親送往台南山中的親友家躲藏，白天幫留宿的山民去甘蔗田裡收甘蔗，夜晚就睡在人家的牛棚里。

1950年4月國民黨特務機關進行全省大檢查，山民因為懼怕，不敢繼續留宿，父親只能離開，東躲西藏在王耀東的眾親友家。

父親催王耀東儘快返回香港，不用再為自己的事情操心。當時王耀東還未暴露，完全可以安全離開台灣。

但他沒有，而是留下來想辦法讓父親脫身。

為了離開台灣，父親想盡辦法，還托村民去尋找開往香港的走私船，但因為風聲太緊，沒能如願。

大家本以為隨着時間的推移，形勢會有所緩和，但誰都沒能想到，國民黨戒嚴令下的白色恐怖整整持續了38年。

越來越緊張的鬥爭形勢，讓深陷孤島的中共地下情報人員插翅難飛。不久後，王耀東的親弟弟也被捕了。

因害怕暴露被抓，王耀東也返回台南，開始與父親一起逃亡。

兩人不敢再借宿在親友家，開始每日都藏在樹林裡，後來由親友幫忙在附近搭了三個草寮。

所謂草寮就是在地上挖的地洞，洞口鋪上茅草之類的東西來遮風擋雨，每個寮住一段時間後，就要找尋新的地點，搭蓋可以匿居的草寮。

即便是這樣的藏身之處，依然不能久留，需要隨時提高警惕，化解危險。其中一個草寮就曾被路過的女山民看見過，萬幸是對方並沒有宣揚。

到1952年末，因為身上的錢已經快要花盡，為了維持生活，倆人開始跟老鄉學習編制竹器出售來掙些生活費。

父親托人買來最新的報紙，想盡一切辦法獲悉最新的時事。報紙上的消息除了國民黨瘋狂鎮壓中共地下黨，就是不斷叫囂讓中共地下黨投降自首。

此時朝鮮戰爭已進行了兩年，短期解放台灣幾乎無望。但父親心中的信念沒有絲毫的動搖，依然向鄉親們宣傳革命理想。

直到1954年2月9日，國民黨特務機構破獲了另外一個中共地下組織，其中有一位曾經掩護過父親的老師。

這名老師是王耀東的親戚，也加入了地下組織。但信念一直不堅定，對掩護父親很有意見。

與其他地下組織發生橫向聯繫，是情報工作中的大忌。然而敵人已經布下天羅地網，王耀東憑藉一己之力，要想掩護父親脫險，找當地地下組織想辦法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果然，這名老師被捕後，第一個出賣了父親。

國民黨特務機關立刻聞風而動，出動大量軍、警、憲、特進行搜山。

在敵人上山抓捕之前，潛伏在國民黨警察局的一名獄警，趕緊上山通報消息。但是警察很快包圍了台南旗山。

父親和敵方周旋多時，寡不敵眾，最後仍然沒能脫身，和王耀東於1954年2月13日在台灣台南與高雄的交界處溝坪被捕。

一年後，王耀東在獄中被敵人殺害，年僅48歲。

我後來有幸見到了王耀東的外甥。他說王耀東前往台灣時，妻子和兒子都留在了東北。兩岸互通後，他多次來大陸尋找，但一直沒有音信。

我兒時雖然受了苦，但至少沒有和父親的組織失去聯繫。而這對孤兒寡母，那些年怎麼度過？

一想到這些，我就滿心傷感和無奈。

我也在托人尋找這對母子的信息，但至今都沒有消息。

2002年，我得知台灣當局成立了“戒嚴時期不當叛亂匪諜審判案件基金會”。專門負責對戒嚴時期遭受迫害者進行補償。

基金會成立當年，補償金申請案就高達5000件。我也申請要求補償。

在辦理此案時，基金會查閱了許多原始檔案，我也因此獲得了父親更多的來自台灣的官方信息。

父親被捕後，台灣國民黨軍事法庭認為父親以非法手段顛覆政府並着手實行，罪大惡極，判處死刑。

父親不服，上訴後又經二審維持原判。最後，父親的案件卷宗直接呈到了蔣介石面前。

蔣介石在卷宗最後寫道：“此案系四十三年所破獲，為何延至現在始行判決，查報。劉犯死刑照准。蔣中正。”

蔣介石親手簽令“死刑核准”

父親被關押近5年時間裡，具體經歷了什麼，我一直無從知曉。直到後來我偶然在雜誌上看到一篇名為《一個台灣老兵的回憶》，才有所了解。

這位台灣老兵和父親正好關在同一個號子裡。剛一見面，我父親就自報家門，這讓老兵對父親的第一印象非常好。

因為在監獄裡很多人都不向旁人透露自己的任何信息。

在老兵的回憶中，我父親長得高大英武，頭髮鬍子都留得很長，像個野人。後來才發現父親很能幹，不但會說閩南話，還會說日本話。

而且我父親很仗義，每次發現菜里有肉片，都會對台灣老兵說：“小張，你吃。你身體不好。”

記得有一次，小張問我父親：“你幹嘛來台灣？”

父親回答：“我奉命。”

台灣老兵為此心生敬意，知道父親是一名真正的共產黨員。但也為父親的犧牲感到惋惜。

老兵隻言片語的回憶記錄，讓我對父親有了更多了解。即使在獄中，父親也保有自己的風骨。

1959年2月4日，這一天是立春，我父親被殺害於新店安坑刑場。

這一天他們為父親照了兩張照片。

行刑前的照片中，父親被五花大綁，胸前掛着寫有“劉光典”三個大字的牌子，只見父親微微向右歪着頭，目光堅定，不屑地望着敵人的鏡頭。

行刑前的父親

這是父親被押赴刑場，行刑前的存檔照片之一。

而父親犧牲後的照片，卻仰面朝天，怒目雙睜，死不瞑目。

每當看到這裡，我都心如刀絞。我常常想，到底是什麼樣的信念，支撐父親走過那艱難的歲月。

申請賠償的路很曲折，唯一欣慰的是，我竟然找到了父親的骨灰。

那是2003年，台灣當局決定將台北市郊的馬場町和六張犁開闢為紀念公園。這兩處是當年白色恐怖時期行刑和埋葬受難者的地方。

為了重修六張犁的靈骨塔，有關部門向社會發出公告，請親屬暫時將塔內骨灰領走，待靈骨塔修好後再行安放。

在骨灰名單中，有我父親劉光典的名字。台灣友人幫忙將父親的骨灰領取出來，放在安全的地方，然後把寫有“劉光典”名字的骨灰罈照片發給我。

父親的骨灰罈

看着照片，我百感交集。父親離家時我才1歲多，毫無印象，而此時我已年過花甲，父親卻已變成一壇忠骨。

我對着骨灰罈照片默念，我一定找機會把您接回家。

歷時四年之久，我終於接到基金會的來信。基金會經過認真核實，認為我父親是一個罪大惡極的中共匪諜。

他們補償條例中有規定，對於這樣的人是不予補償的。

這正是我想要的結果！

我要的並不是賠償，而是要台灣官方的認定，只要台灣認為他是壞人，對大陸而言就是好人。

有了這些確鑿的證據，我們把了解到的真實情況向上級做了匯報。

看過這些材料後，有關部門的同志找到我們，揭開了一個塵封了50多年的秘密。

父親在台灣被捕後，基於其特殊的身份，台灣特務機構安排了一個長相酷似父親的人，到香港散布反共言論，表示跟共產黨決裂。

當時，許多認識父親的人都看到了這一幕，都以為他叛變了。

在國民黨這場精心策劃的離間計下，我們所居住的這個小四合院，早已成了公安部門24小時不間斷監視的對象。

為了抓住“叛徒劉光典”，公安部門在我們家四周安排了值班人員，日夜堅守。隨後才被迫搬了家。

母親去世後，有關部門解除了對我們家的監視。但家裡突然來的保姆，說是照顧我們一日三餐，實際上更重要的工作任務，就是監視家中是否有生人來往。

為了進一步搞清她的身世，我特意去現在的北新橋派出所查閱戶籍檔案，查到曾有一個名字叫南龔氏的，生於1900年10月。

大姥姥離開我們家後，我們三個孩子總是想起她。她70歲時，我們還去家中看望過她。直到“文化大革命”後我們才徹底跟她失去了聯繫。

現在想起此事，直讓我有些感慨，心中滋味難以言表。

除了大姥姥，我還記得非常清楚，在我家中的床底下存放着一把日本軍刀，那是父親從東北老家帶來的。有着十分漂亮的刀把和刀鞘，抽出之後是鋥光瓦亮的刀身。

原來這把刀一直放在家中平安無事，但在我們搬家不久，刀就被要求上交，當時原因也不得而知。

以後，我們的生活逐步艱辛。後來慢慢長大，在學校上學時，加人共青團也受到了阻礙。姐姐和哥哥大學畢業後也相繼被分到偏僻的地區任職。

多年以來父親的問題一直在困擾着我們，似乎那說不清、道不明的團團迷霧和片片陰影時時刻刻籠罩着我們。

現在回想起來，我們那時少年不識愁滋味，最痛苦的是我們的母親。

母親名叫王素蓮。她是千萬個隱秘戰線情報人員家屬中，最普通的一個。

自我懂事起，母親的性格是開朗的。母親結婚前拍過的一張單人照里，她梳着披肩發，額上是齊齊的劉海兒，素雅的條紋旗袍外套着一件溫婉的短衫，五官勻稱端正，氣質斐然，絕對的東方美女。

母親的單人照

家中保留的兩張父母的結婚照，一張中式、一張西式，那時的母親，時尚又端莊，和父親男才女貌，惹人羨慕。

母親和父親一樣，都接受過高等教育，深知隱秘戰線的艱辛與不易，但她還是義無反顧地站在父親身邊，在背後為他默默操持一切。

即使是在父親被組織判定“不明原因的失聯”後，也毫無怨言獨自抗下了這一切，把我們隔離在陰霾之外，沒有把年幼的我們拉進這場政治陰謀下的噩夢。

在尋找父親的真相中，我還聯繫上了洪國式的夫人，她是抗戰前參加革命的老同志，電話一接通，她就先問我母親還好吧。

我在電話中問她：“伯母，洪國式後來有消息嗎？”

只聽電話那頭，傳來一聲長長的嘆息：“他沒有像你爸爸那樣被追認為烈士。”

後來我才知道，被捕後的洪國式很快被安排到台灣的綠島上，讓他做教官，進行島上關押的地下黨和戰俘的勸服工作。

於是有關部門認為洪國式已經叛變，因而將他定為叛徒，組織也要求他的妻子與他離婚另嫁。

其實，洪國式當着敵人的面假裝勸降，暗中卻鼓勵大家堅定革命信念。經過十年的艱難曲折後，他被敵人暗殺，並被殘忍地肢解後拋入河中。

後來組織上根據實際情況，重新給洪國式做了結論、對他的評價更正為：“因公犧牲”。

我當時並不知道這些情況，如果知道，也不會提及老人的傷心往事了。

而母親的心事我卻再也無從得知了。

記得母親臥病在床時，常常用枕頭支撐着身體，用一隻舊筆練習寫字。她常叨念：“我病好了還要去工作，要練好寫字的基本功。”

然而，母親的願望始終沒能實現。

母親臨終前，曾對姐姐說：“天馬上涼了，可你們的過冬棉衣還沒準備好。唉，都是我不爭氣，太不夠當媽的資格了！”

姐姐聽後，怕母親難過，馬上說：“媽，您心臟不好，爸爸又不在，一個人把我們養這麼大，太不容易了，怎麼不夠格，您是世上最合格的媽了。”

記得給母親送葬時，姥爺跟在一輛馬車後，馬車只能放下母親的一口棺材。姥爺從崇文門走到北新橋，再向西拐到交道口，然後向北到安定門城樓。

那時，我還不太懂什麼是幼年喪母和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哀。

我們三個孩子，站在城門外，只覺得北風忽忽地吹，眼中含着淚，看着姥爺一步一步跟着拉着母親棺材的馬車向北走去，直到消失在遠方。

我不知道母親該是何等地信任父親，若她知道父親“失聯”、“叛變”背後的真相，也能去得安心了吧。

2008年，在有關部門的支持下，我和姐姐去台灣祭拜父親，同時接父親回家。

站在父親戰鬥並獻出生命的土地，我在想，只有兩岸早日和平統一，父親的犧牲才會有意義。

父親最後一次離開北平，運送他離開的，正是之前上海和他一起執行運輸任務的飛行員唐玉文。

唐玉文在晚年的回憶錄中寫道，飛機從北平起飛，穿過一道又一道雲層，父親就靜靜地坐在副駕駛後面的位子上，沒有像往常一樣一直跟他聊天說話。

作為親密的戰友，他感覺父親當時心裡好像有話要說，但一路上，他就這樣靜靜地坐着，透過玻璃窗戶望着機艙外的大地一點點遠去，沒說一句話。

有點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感覺。我想，那時的父親，一定想過為信仰而獻身的念頭。

我們姐弟商議後，決定只接回父親一半的遺骨，葬在北京的八寶山革命公墓；另一半骨灰繼續留在台北的人民忠魂紀念公園。

等兩岸統一的那一天，再將父親的遺骨合葬在一起。

而母親的遺骨，卻因為墳場在文革期間被移平，至今不知去向。

曾經恩愛幸福的父母再也不能團聚了

2009年春，我聯合其他台灣同胞一起向黨中央提出建議，建立一座專門紀念這批烈士的場所。

四年後，“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建成。父親和其他846個人名被刻在花崗岩牆壁上，他們都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在台灣犧牲的隱蔽戰線無名英雄。

而據我多年調查所知，1949年前後，共有1500餘名情報人員秘密派遣入台，其中1100多名犧牲。

他們的名字和事跡，大多還在保密之中，不被世人所知。

本文選自《尋找父親——劉光典烈士的紅色足跡》

獲作者劉玉平授權獨家編輯

並提供相關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