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卑症：思想與情感

蘇曉康

【按：碰上川普這麼個耍橫的，習近平第一個要護住的，還是臉面，即羞恥——北京領導人表示，他們不會屈服於特朗普總統對中國進口產品提高的關稅，這表明如果潛在的談判不能“尊重”地進行，他們願意升級貿易戰。中國外交部仍表示，中國願意通過談判減輕關稅，但指出任何談判都必須以“尊重”雙方的方式進行。據路透社翻譯， 外交部發言人林建在每日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如果美方真心想談，就應該表現出平等、尊重、對等的態度。”

https://thehill.com/homenews/administration/5240044-trump-tariffs-retaliation/ 】

許多人把民族主義看成一種天然合理的集體無意識的民族情緒，其實它在近現代中國，根本就是一個具有最大支配力量的意識形態。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它是傳統中國自認為世界中心的「文化主義」之式微而興起的一個替代品，這個替代品，又是中國第一代知識份子（甲午至戊戌時代）對西方文明一系列誤讀而留給我們的資源性很強的一份思想遺產。

在百多年因中國傳統衰微而產生的「真空」中，這個誤讀經由不斷「化」掉自身傳統的「西化」、「蘇維埃化」、「馬列化」、「斯大林化」等等，終於在一個專制極權的民族國家的構建過程中形成封閉排外的民族認同。

一、「物競天擇」的迷人

    根據一些中外思想史家的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濫觴，可上溯到嚴復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誤讀，而它也是激進反傳統主義的源頭之一。

在甲午慘敗的氛圍中，1895年3月嚴復發表「原強」，次年譯成「天演論」，第一次引進達爾文的演化論與斯賓塞爾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種將民族與民族間的競爭比附於自然界生存法則的思想，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並不必然導致激進思潮，如它在美國就成為保守的意識形態。然而，它在中國卻變異為一種黑白二分中西對比的思維模式，使中國知識份子深信中國文化在「物競天擇」中將被「淘汰」。

林毓生曾指出，近代化在西方是發生了由所謂「理性」將「令人著迷」的神聖性解構為不再著迷的世俗化的一個過程，而在中國恰好相反，黑白二分中西對比竟使得中國讀書人覺得「這個世界」更「令人著迷」，使命感更強，追求功效性不顧一切，民族主義的優先性使任何可欲的變革都成為它的手段，而它本身卻不能提供任何「建國方案」，只是強烈地依附和受制於意識形態。社會達爾文主義之所以成為「一個解釋工具，去應付由於不明情勢所產生的最難忍受的不安」，就在於它提供了「令人著迷」的非黑即白的二分法，使中西制度文化的優劣與功效的「比較」成為可能。

    此情形竟穿越百年再現於本世紀八十年代，驟然開放下湧起「視西籍如神聖」的文化熱、驚呼「開除球藉」的救亡意識以及強烈譴責傳統的時髦，從而不僅回到「五四」反傳統主義的原點，甚至回到了作為「五四」先河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化的民族主義——於是今天連反體制的知識份子，也只能無奈地看著他們不期然中召喚回來的這種民族主義，居然成了中共渡過「六四」合法性危機的通靈寶玉。對於一個依然以「弱肉強食」生存競爭觀看待世界的民族，極權就遠不至於因為一次屠殺而喪失合法性。

    中國民族主義的病態式的狹隘與脆弱，自然同它從近代屈辱中發育出來有關，但一個更本質的緣故，唯有以失去並厭惡自身傳統來解釋，因為世界上其它類型的民族主義，雖然都可能不趨附所謂世界潮流，但也還保持著一定程度的自信。

二、愛國與反傳統的悖論

中國的民族主義，卻是一種民族自大與自卑的混合性格，這從近代思想史上可以梳理出來的一個來源，比較明顯的是章太炎的影響。

章太炎是一個強烈排滿的革命愛國主義者，同時又是古文學派大師，以淵博的古文知識，將數千年視為永恆真理的六經，降格為一堆歷史材料。他面對愛國與反傳統的巨大矛盾——我們的祖先不值得尊重，別人沒有這樣的祖先，好歹他們是我們的祖先——以負面的意義引申出一種將憎恨雜揉於愛國主義之中的自卑心靈，從而使民族主義變成非理性與依賴性的——以民族富強的功效性接受任何強勢意識形態、強人和極權。

這種支援意識在十九世紀也許只是幾個知識份子「細微之沫」的孤寂心境，但經歷了辛亥以後幾代政治強人、黨國的蹂躪，特別是整個民間社會被摧毀，到本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在毛澤東的暴政下成為擁有核武庫的「世界革命中心」，百年追求「富強」的功效性獲得極大滿足，這時，愛國與反傳統雜揉的民族主義已是「驚雷破柱，怒濤震海之不可御遏」。

在百年「喪權辱國」強烈刺激下完成的民族獨立、建國，一方面使民族主義成為共產黨政權最大的合法性來源，另一方面也使中國人的現代國家認同壓倒一切其它價值，這就是為什麼經歷了「文革」中國人依然擁護共產黨、「八九」民運的最高訴求之一還是「愛國主義」而進入九十年代居然民族主義愈加膨脹起來。

 中國的民族主義走到今天，雖然已經失去了它發育中的那種「內辱外患」的環境，但不發達狀態依然鉤引「黑白二分中西對比」思維模式，極權而脆弱的「大一統」結構也依然要靠民族主義維係凝聚力。民族主義所追求的「民族」、「國家」這些價值，已經深深地抑制了一個現代社會所應發育出來的自由、多元、理性、平等、包容等價值。未來中國人在掙脫專制、不發達之後，最難掙脫的，將是這個民族主義。

三、受難與雪恥

『中國領導人，也包括它的大眾，不遺餘力地準備一場大秀，向世界宣布他們收復了國家尊嚴，抗議它勢必點燃民族主義，引起這個制度的反擊。這種根植於歷史的自尊傷痕，牽扯了中國、西方和日本。中國現代認同的最關鍵因素，乃是外國製造的遺產：中國國恥，其始於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的失敗，以及中國僑民在美國的恥辱待遇。這個進程又因為日本成功的工業化而加劇。二戰期間東京入侵並占領中國大陸，在很多方面要比西方插手中國來得更具心理摧毀，因為在亞洲，日本的現代化成功了，而中國卻失敗了。這個自卑感深植於中國人的心中。此受害感在二十世紀初期，即在中國成為一種理論，並作為基本要素塑造它的認同。「百年國恥」」的新文學也隨即出現……今春西藏人對北京的抗議和晚些時候全世界對奧運火炬的抗議，使北京舊式的政治控制又緊繃起來，其宣傳語言也倒退回毛時代，一個官員說達賴喇嘛是「披着羊皮的狼」，令人驚訝的還有後毛時代出身的年輕人對BBC和CNN的憤怒抗議和網絡威脅，他們的教育程度和世俗化，皆超過其父輩，有人還曾期待他們有可能走出中國人的「受害迸發症」呢，其實他們同樣是中共宣傳的對象，一個個都被改造成跟他們父輩一樣的愛國主義者。』

二〇〇八年夏北京奧運會故作誇張，乃是它要演出一幕「雪恥」大秀，國際社會是看懂了的，上面引述的美國漢學家夏偉（Orville Schell）在美國新聞周刊的點評《中國的挫折焦慮》，便使用了一個字眼：humiliation（恥辱），並詮釋得甚為清澈：「中國終於可以自我陶醉於它的國家認同，從受害者轉為勝利者，全賴奧林匹克的點金術。一場盛大的象徵性的一舉成功的比賽，意味着中國歷史上的恥辱一筆勾銷，翻過它那受難遺產的一頁，這個國家走向了春天，在世界舞台上重生，儘管中國人可能還會不對勁地繼續尋找他們的自信。」——其實我覺得，從江澤民到胡錦濤，不遺餘力地“申奧”，並以所謂「舉國體制」辦體育，死磕國際競技場上的「冠軍」，乃是下意識里被“「東亞病夫」這個恥辱所驅使的，只是連他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而已。

一個民族得了「自卑症」，這種文學性的描述，科學上成立嗎？挫折須靠成功來醫治，一種心理治療，但是心理學即使對於個體也尚在初級階段，對於一個民族和社會，就更是不着邊際了。印度安人的後裔，據說患有憂鬱症，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是不是所有挫折的種族，都有這個問題？大概大洋洲的毛利土著人亦然，但是非洲黑人呢？再說，還有另一類的挫折民族，如二戰後的德國人、日本人，洗劫全世界之後，整個民族受懲罰，難道不該憂鬱？可是他們仍然是最先進的民族；再如蘇俄，冷戰後帝國解體、共產黨被禁，可謂“亡黨亡國”，此乃二百年與西歐競爭的結局，何不憂鬱？憑什麼中國人就該憂鬱？人類乃至整個大自然的進化法則，本是優勝劣敗、弱肉強食，敗亡毋寧是難免結局，何憂鬱乎？

研究義和團運動的美國漢學家Paul A. Cohen 指出，中國意識形態的監督者們，隨時隨地、從不猶豫將國家舊時之痛“用於政治的、意識形態的、修辭的和情感的需要”，放大其受難性質，他們獨占了所謂“往昔痛苦的道德權力”。中南海非要抓住國際體育盛會的機會，來向世界宣布他們收復了國家尊嚴，這個精心設計，自然涉及到眾所周知的那個近代圖騰“東亞病夫”，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民族心理上對“恥辱”的培育、教唆，應有一個二十多年的潛跡灰線可尋，且需裝備諸如思想史、社會學等利器去分析，而我是外行，只能朝花夕拾，揀一點陳年舊事。假如僅僅順着體育事件捋上去，你會找到1986年底，一場學潮剛被彈壓下去不久，北大學生因中國男排打敗了南韓男排，而在校園裡遊行，第一次打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卻沒有引起任何一家首都新聞媒體的報道，因為那很自然地被視為是“學生鬧事”，誰知胡喬木嚴厲批評新華社，說你們太沒有政治敏感和靈活性了，為什麼不懂得“引導”學生的愛國情緒？這個指示立刻傳達給所有的新聞單位。當時我聽了只聳聳肩頭，卻想不到這個教唆伏筆於此，而埋線千里之外——二十年後的2008年，在北美大都市華人聚居的地方，群起圍攻西藏人的場面里，中國女孩的小臉蛋上，竟如抹胭脂似的畫上一面五星紅旗！

此處還有一層。中國借奧運揚威，西方人可以嗅出其間的仇恨，亦深掘其精神源頭上的那個“恥”，但是他們看不出來的是，中共所“雪”乃一新恥，已非百年前的近代喪權辱國之恥，那其實在一九四九年，毛澤東聲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時已經“雪”過了，而這次是要“雪”八九以來之恥，不僅面對全世界，也面對國人，那恥便是在全世界攝像鏡頭之下實施的“六四”坦克鎮壓平民，是一個“人民政權”無法洗刷的奇恥大辱。江澤民的“海派”思路，令其國際視野較之“土八路”更為擴展，亦能窺出跟西方財團政客玩“市場遊戲”的竅門，這個揚州人摒棄了共產黨的理想主義，便也不會懂得西洋正統的倫理鐵則和宗教神聖，他想“合法性”都可以用錢買回來，“恥辱”為什麼不能靠一場光鮮的典禮抹掉呢？洋人是認錢的，中國人是沒有記性的，只要國際上讓北京辦一場奧運，那它就是第二個「四九年十月開國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