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之後的中國》-中共垮台，真的可能嗎？
文章由哈德遜研究所7月16日發布，主筆是余茂春教授。中共垮台，真的可能嗎？ JULY 2025
China after Communism:
Preparing for a Post-CCP China ZT報告強調，中共垮台不是“會不會”的問題，而是“什麼時候”的問題。而且最可怕的是，它不是慢慢倒，而可能是一夜之間突然變天。
但哈德遜報告直接告訴我們：美方的完整應對劇本，早寫好了，各部門甚至已經演練起來了。首先，美國不會立刻大兵壓境，而是派出CIA和陸軍特種部隊，快速進入中國關鍵地區。他們不打仗，而是搶占信息、穩住局勢，找到可以合作的力量，比如少數民族組織、宗教團體或體制內改革派。
美國還設計了“分區接觸”戰略。如果中國各地自立，比如新疆、西藏或廣東出現地方政權，美國不會急著扶植中央政府，而會分別建立聯繫，避免新極權的崛起。換句話說，美國希望中國先地方自治，再逐漸整合。
美國的“中國劇本”早就在桌上，準備得非常細緻。他們不是坐等中共倒，而是在等時機成熟，就立刻出手，確保中國不會再陷入獨裁的深淵。
但除了穩定局勢，美國還規劃了一套從根本上協助中國民主轉型的方案。
美國目標不是接管，而是幫中國完成真正的民主轉型。怎麼做？五個核心工程：
第一，建立真正的媒體與言論自由。報告建議中共垮台後，美國和國際社會立刻幫中國建立獨立媒體，終結審查，讓老百姓真正有地方說話。
第二，重建民間社會。過去中共把非政府組織、公民團體、宗教團體打成“敵對勢力”，其實這些組織才是社會的支柱。一旦擺脫打壓，它們將快速幫助社會恢復秩序。
第三，教育和司法改革。中共的教育體系和法院，幾十年都在服務於維穩和洗腦。報告強調，新政府必須徹底終結洗腦教育，讓司法真正獨立於政黨，保障公正。
第四，恢復宗教與文化自由。中共最怕的就是信仰，因為有信仰的人難以奴役。所以報告建議一旦政權垮台，立即廢除宗教限制，開放寺廟、教堂，歸還被沒收財產，讓流亡宗教領袖回國重建信仰自由。
第五，協助中國制定新憲法，走向憲政民主。新憲法必須保障多黨競選、司法獨立、人權保障，還要通過全民參與的“制憲大會”共同起草，而不是某個領導人閉門造車。
這麼大的任務靠美國自己肯定不行，所以報告特別強調，美國會聯合台灣、日本、韓國、澳洲、聯合國、五眼聯盟甚至印度，共同組成“多邊穩定聯盟”，一起守護中國的和平過渡。
hudson.org China after Communism: Preparing for a Post-CCP China View PDF Executive Summary
https://www.hudson.org/politics-government/china-after-communism-preparing-post-ccp-china-miles-yu
後共產主義時代的中國：為後中共時代的中國做準備 作者簡介 余茂春博士 余博士是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高級研究員兼主任。他同時也是馬里蘭州安納波利斯美國海軍學院的東亞及軍事和海軍史教授。余博士的研究領域包括中國軍事和戰略文化、中美軍事和外交史以及美國對華政策。 余博士曾加入川普政府，擔任國務卿邁克·蓬佩奧的中國政策顧問。在此期間，他為國務卿提供所有與中國相關的建議，協助美國修改對華政策，並參與了美國政府各部門就中國以及其他東亞國家（包括日本、韓國和台灣）的重大政策和政府行動進行的重要跨部門審議。他還是印度-太平洋安全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以及胡佛研究所軍事史/當代衝突工作組成員。2011年至2016年，他為《華盛頓時報》撰寫每周專欄《中國內幕》，目前為雙周專欄《紅色地平線》。他還主持哈德遜研究所的每周播客《中國內幕》。自1996年以來，他一直擔任自由亞洲電台的編輯顧問，並為《華爾街日報》和PBS新聞一小時等多家媒體撰稿。 余博士擁有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學博士學位、斯沃斯莫爾學院碩士學位和南開大學學士學位。
後共產主義時代的中國：為後中共時代的中國做準備
執行摘要-余茂春 隨着中國共產黨（CCP）不斷強化其政權並追求全球主導地位，它面臨着重大而複雜的結構性挑戰。在國內，由於政策失誤，中國經濟增長急劇下滑，人口老齡化和出生率下降影響着中國的勞動力供給、消費和社會保障體系。數百萬套公寓滯銷，房地產開發商破產，高失業率加劇了社會不穩定，房地產市場陷入危機。中共的政治腐敗、官僚機構效率低下和其他浪費也阻礙了經濟發展和公眾信任。 在國際上，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貿易緊張局勢威脅着出口和外國直接投資。北京的強制性政策使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這些國家往往欠中國債務）的關係複雜化。外交官和其他國際組織官員對中國的全球影響力日益持懷疑態度，這使得外交政策的制定更加困難。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PRC）過去曾經歷過危機，但中國政權突然垮台並非完全不可想象。政策制定者需要考慮，如果世界上執政時間最長的共產主義獨裁政權和第二大經濟體因國內外困境而崩潰，可能會發生什麼，以及他們需要採取哪些措施。 本報告由軍事、情報、經濟、人權、轉型司法和憲政領域的專家撰寫，探討了中共政權垮台後應立即採取的初步措施，以及中國在穩定期後可能採取的長期發展軌跡。本書集運用歷史分析、戰略遠見和特定領域的專業知識，將這些挑戰描述為可能性的演練。不同的章節探討了中國一黨制如何在關鍵領域崩潰，政治體制如何轉型，以及中國獨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綜上所述，他們評估了在一個長期受壓迫的國家崩潰後維持其穩定所面臨的艱巨任務，以及塑造中國未來的力量。作者希望以此為切入點，為應對轉型期的風險和機遇提供政策建議。 “戰略情報局再次進入中國：中共垮台後美國特種作戰部隊的作用”一章由哈德遜研究所以外的一位作者撰寫，描述了二戰期間美國在中國的行動，並指出美國特種作戰部隊 (SOF) 可以幫助穩定後中共時代的中國。該章節設想SOF協助臨時當局，保護關鍵基礎設施，並促進新政府的和平崛起，同時“通過、協同並通過”當地行為體開展工作。本章還強調了敘事、歷史記憶和象徵合法性在後共產主義轉型中的文化重要性。 在第二章“中共政權垮台後精準打擊生物武器設施”中，瑞安·克拉克評估了中共的生物武器基礎設施，並警告稱，中國人民解放軍（PLA）的兩用生物研究構成了戰略威脅。他概述了三種摧毀生物武器實驗室的方案，重點是同步行動、控制設施周邊以及安全提取或銷毀危險材料。本章主張徹底禁用這些項目，以防止擴散和災難。 克拉克隨後在“中共政權垮台後重組中國金融體系”中主張通過資本重組來徹底改革中國經濟，同時新政府應拒絕償還不正當債務、將國有資產私有化並實施權力下放。他強調，中共的政策限制了中國的經濟潛力，並認為自由化的金融架構對於國內繁榮和融入全球市場都至關重要。 在“保障中國在美國的資產安全”一章中，章家敦建議華盛頓“將美國企業和公民撤出中國”，並將中國實體從美國經濟的重要領域中移除。章家敦強調了與北京接觸的脆弱性，並闡述了美國應如何處理中國在美國的資產。 里克·費舍爾在《保障中國人民解放軍、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和民兵的安全與重組》一章中概述了中共解散後中國龐大安全機構的復員和專業化計劃。章家敦建議保留一支更精簡、更負責的軍隊，專注於國防和救災，同時解散與政治鎮壓相關的部隊。一支沒有霸權野心的中國軍隊可以幫助新政府融入維和行動和太空探索夥伴關係。 “間諜對間諜對間諜：中央權力缺失下的中共安全與間諜機構”一章探討了國家安全部（MSS）和地方公安局（PSB）之間可能出現的分裂局面。該章節借鑑了歐洲政治轉型的經驗，尤其是在瓦解秘密警察網絡和開放檔案供公眾審查方面。 在“中國的自治區與人權”一文中，妮娜·謝伊探討了在轉型時期保護人權的重要性。她認為，美國應該介入，防止民族暴力、內戰和政治報復，並特別關注中國的五個自治區——廣西、新疆、西藏、內蒙古和寧夏。她還強調，有必要採取措施緩解其他群體的不滿，包括基督教徒和法輪功等宗教少數群體的不滿。 《如何在中國啟動真相與和解進程》一書的作者闡述了中國只有通過調查和公開披露過去的罪行才能擺脫過去的罪惡。本章建議效仿南非，建立一個國家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並指出，如果沒有寬恕與和解，和平過渡到民主將十分困難。 最後一章“制憲會議方案”重點探討了後共產主義中國如何建立憲政民主並起草新憲法。它探討了制憲會議將如何運作，某些地區的邊界是否應該重新劃分，中國與台灣的關係應該如何改變，以及新國家的名稱應該是什麼。（谷歌翻譯） hudson.org China after Communism: Preparing for a Post-CCP China View PDF Executive Summary
附：
中共之後的中國 蘇曉康 【按：這個題目，中共和習近平死也不會去思考，中國境內“吃瓜大眾”不敢也無力思考，而境外“敵對勢力”慚精竭慮三十幾年無結果，終於，曾經在白宮主持對華政策的“重慶狀元”，給出了一份驚為天人的答卷《中共之後的中國》，乾脆利落地摒棄當下中國種種無解難題，快刀直切“後共產”中國“憲政建制”一系列要害措施，這個《中國劇本》之犖犖大端：1、言論機制，2、民間社會，3、教育司法改革，4、宗教信仰自由，5、制憲，思路自然是“美國式”的，或者“余茂春式”，他不愧柏克萊加大的歷史學博士；然而，習王朝風雨飄搖之後呢？當下坊間流傳北京正在集體逼宮習近平，真真假假，無人思考“習後”中國，中國人問過“毛後”、“鄧後”，好像沒咋問“江後、胡後”，朝廷空空，不像溥儀退位時，袁世凱已經坐大，手下軍閥好幾個，而習後會“軍閥混戰”嗎？“六四”後中國前途未卜，老百姓害怕亂世、暴力，“六四屠殺”後就是這種時局，民間恐懼令中南海吃了定心丸。我還是困惑於當下中國的無解難題，近來也沒少議論，因為它們才是橫亙在“余茂春方案”前面的攔路虎，乃是中共為“之後”設下的陷阱、困局，讓“之後”無法來到的重重障礙，再次列出如下。】 一、中共聽任習近平蠻幹下去 註定不可持續的一種制度和統治方式，居然耀武揚威地存在了那麼久。 中國三十年統治模式，在經驗和學識之外，古今中外都沒有知識可以解讀它。甚至世界上所有的專制政權，都把中國視為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模範”。人們對中國的預測，誤差不僅僅是“經濟發展導致民主”、還在於三十年裏預言“崩潰”多次，每一次都低估了這個政權的存活能力。 中共這個集權制度，穿越三道生死關隘——“六四”屠殺合法性危機、市場經濟、互聯網社會，不但毫髮無損，反而被淬煉得前所未有的強大與邪惡，以致近現代以來西方學界積累的“專制集權”知識，皆無力解釋這個“東方不敗”：它如何可以一場饑餓接一場文革，然後要救“亡黨”，卻再來一場大屠殺，便迎來二十年經濟起飛、貧富崩裂、階級對立和道德滑坡，再升級為世界第二超強，同時也是蘇聯之後的新型集權。 它完全是一個怪物。 1978年至2013年，這四十年裡，中國經濟以10％的年平均速度增長，人均收入提高了10倍，約8億人擺脫了貧困，嬰兒死亡率降低了85％，人口平均壽命提高了11年。這是一次“大躍進”，所以中國有兩個“大躍進”，一個在毛澤東時期，一個在鄧小平時期。 第二次“大躍進”，專家界定中國推行的是資源耗竭式發展模式，而且是權貴集團拿走利潤，留下垃圾。現在中國大的生態環境已經完全毀壞了，江河污染，洞庭湖、鄱陽湖幹了；還有北京的霧霾；土地污染造成的食品污染，令中國癌症高發，超過世界任何國家。 二、暴富強權令納粹失色 經濟奇蹟換來“兩個喪失”，第一個喪失，中共是拿中華民族的大好江山，換取他們黨的江山； 第二個“喪失”是中國人的心靈被掏空了，中共不准你有信仰，人的道德大滑坡——中國人的心靈家園也喪失了。 中國推行的資源耗竭式發展模式，山河破碎，道德淪喪，這個國家主義主導的“中國模式”的設計，從一開始就是揮霍中國資源，再揮霍人類資源，它成功以後的邏輯，就要開疆拓土、資本輸出、萬方來朝，所以2017年習近平上台，手握兩個百萬億（100萬億國有資產和100萬億現金），中國下一步要五步“支配世界”。 後來人類遭遇的一場瘟疫，也檢驗了這個怪物。 三年前無論是它放毒還是失手洩毒，它極其成功地讓全世界染毒，感染人數五點四四億、死亡六百三十三萬，而西方至今抓不到武漢病毒的證據；中共也可以將一個兩千萬人口的國際大都市徹底封死，其控制能力已令前面的納粹德國和斯大林蘇聯望塵莫及。 中共不肯改變，放棄權力，習近平是他們最好的選擇，所以二十大他還會連任。 三、民間“躺平主義” 民間消極抵抗，也反應了這個怪物的強大。 “歲月靜好”死掉了以後就來了“躺平主義”， 三十年盛世，北上廣不相信眼淚，京津冀得有個好肺， 歲月靜好是體制與民間共謀的一種矯情， 抗爭乃少數勇敢者所為，代價慘烈，“七零九”律師是代表。 民族主義洗腦成不成功？不知道。 民粹主義有明顯代際劃分，老三屆懷舊紅歌，也熟悉毛時代的物件， 三十年後年輕人對獨裁、個人崇拜、紅歌紅旗反而陌生了， 而且，中國人最大的願望，一是要改變，二是不要流血和亂世，“六四屠殺”後就是這種心態，暴力是否會發生，同我們的願望沒有直接關係，它是一個偶然性很大的政治過程；但暴力的溫床，又直接根植於社會的思想、觀念中。 四、暴力在中國未來變局中可能性，這是“轉型”前面最大的一隻攔路虎。 1989年的東歐和1991年的蘇聯，都是基本實現了非暴力轉型，提供了共產制度和平演變的先例，使整個世界大鬆一口氣。但是，第一，這個後果恰好是一次大規模暴力所付出的代價，即中國天安門屠殺引起的強烈反映起了一定的遏製作用。第二，東歐和蘇聯雖然在舊政權坍塌的一剎那間避免了暴力，卻出現了暴力滯後的現象，如南斯拉夫已經爆發內戰；而在俄羅斯普京治下，如今西方最擔心的是它那龐大的核子武器失去控制。 更加看不到未來中國轉型中暴力因素消減的跡象。 第一，中國軍隊的傳統是"黨指揮槍"，而蘇聯、東歐的軍隊有一定程度的國家化，"六四"以後這支暴力工具越來越單純到只為執政者服務，而且只被極少數老人黨所控制，連"黨指揮槍"的原則也不復存在； 第二，權力高層宮廷政變不擴散暴力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它的前提是要有控制全國軍隊不致分裂的權威人物，這樣的人物要不了幾年就不存在了，靠沒有軍人資歷的文官和太子黨接班，只會導致軍人無所忌憚的局面，重演華國鋒和"四人幫"的故事； 第三，軍權的承繼問題，在老人身後將無規則可循，因為它既不屬於國家，也不屬於黨，會成為日後軍事首長搞政治交易的資本，暴力根源從一個中心擴散為無數各中心； 第四，民間暴力因素的增長，是"六四"的直接後果，而中國執政當局一直沒有抑制大規模街頭運動的非殺傷性手段，一有風吹草動，就得動用大兵團和重武器，造成大規模殺傷。 第五，社會具有中間力量和中間架構的平衡作用，才避免暴力和亂世。這種 Balance的存在，是政治妥協機制和遊戲規則的支撐，缺了這一層，就無法使社會恢復客觀性和公正性，通過規則來重新確認新的合法性，只能任憑暴力循環。辛亥革命以後，就是這種情形。舊的社會構架已經倒塌，中間力量太弱，只能是梟雄們的天下。政治本來就是不同社會利益之間的一種討價還價(Bargain)，傳統政治只是依據實力，而民主政治是依據民意。一旦啟動暴力，這種Bargain就中斷了，只憑武力說話。今天，中國的中間力量在哪裡呢?從89年的天安門運動來看，要麼它幾乎不存在，要麼比清末民初還要弱小。 因此，我覺得在未來中國的轉型中，引發暴力或暴力滯後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象中國這樣的沒有中間力量的社會，有能力使用暴力和有能力制止暴力的，都是一個力量，即執政者。同時，執政者用以壓制反對派的有效手段，和反對派可能用以抗衡的手段，也只有一個，即暴力。全能主義式(Totalitarian)的統治雖然在意識形態上和社會控制上，已經不再是"全能的"了，可是，恰好是這種狀況，使得執政的共產黨不能再憑藉意識形態來控制社會，只剩下暴力手段。這正是全能主義統治解體的一個特徵，我們雖然希望避免暴力，卻不能對非暴力轉型抱太多的幻想。 第六、“軍隊國家化”是最關鍵性、也是最神秘的要害。 “六四”三十周年之際，《紐約時報》發表了一個重頭報道：『前軍官談“六四”：派軍隊清場，就不好再出牌了』，說“前解放軍報記者江林首次打破沉默。” 她講的是“七上將聯署反對戒嚴信”的細節，今天來看，這近乎一次“流產的兵諫”，江林對《紐約時報》說： 『我說哪兒用這麼多部隊進來，13個還是16個集團，一個天安門需要這麼多人嗎？他們說怕兵變。這七個上將在戰爭年代都曾經是這些部隊的直接首長。 問：聽說一個是怕兵變，一個是所有的部隊都參與，誰也逃不開責任的。 答：對，但主要是兵變。』 雖然在三十年前，這就是一個盡人皆知的事實，然而將其置於今日“軍隊國家化”題目之下，其中可以詮釋的含義就太多了。江林的陳述中有以下要點： 1、張愛萍說，在七個上將之前他單獨給中央軍委寫過一個報告，那時候還沒有戒嚴，他讓這些領導去跟廣場的學生對話，不要跟學生那麼對立，說我們年輕的時候也是搞學生運動的，為什麼現在就不能跟他們對話呢，要把他們當敵人呢，看着這麼多孩子在廣場絕食、生病，對他們的訴求置之不理呢？ 2、江林看過這份報告的草稿，應該有1000字左右，後來七個將軍的信很簡單，就兩句話； 3、報告送給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 4、趙紫陽是軍委常務副主席，雖然他行政上是國務院總理、總書記，但是他在軍隊的這個職務，基本上是虛的，他很謹慎，基本不過問軍隊的事情； 5、張愛萍先一個人上書，後來七個將軍上書，是他領頭，起草人是他的兒子； 6、當時軍委沒有反應，他很生氣，才有了第二次聯名的事情； 7、“六四”第二天，6月5號，葉飛上將讓他的兒子開車一起到張愛萍家，一進門就哭，說愛萍啊，我們的軍隊完了，向老百姓開槍了； 8、《紐約時報》問：這些將軍的第一任務是保護共產黨、保護共產黨的領導人，是嗎？江林回答：我覺得沒有。如果有的話，應該去糾正他們走錯的路，不要往這條路上走，你們往這條路上走，就是違背了初心，就是一種背叛。從我記錄的那些人，同情我的那些人，都是軍隊高級幹部，他們也是不同意的； 9、軍隊高級幹部裡面，抵抗的情緒很普遍。江林舉例，將近一年的時間，北京三總部軍隊機關的幹部都不敢穿軍裝出來，甚至他們在軍隊的辦公樓里都穿便衣。你只要穿軍裝出來就會被老百姓打啊、罵啊。 關於“七上將聯署反對戒嚴信”（葉飛、張愛萍、蕭克、楊得志、陳再道、李聚奎、宋時輪）全文是： “首都戒嚴部隊指揮部並轉中央軍委：鑑於當前事態極其嚴重，我們以老軍人的名義，向你們提出如下要求：人民軍隊是屬於人民的軍隊，不能同人民對立，更不能殺死人民，絕對不能向人民開槍，絕對不能製造流血事件。為了避免事態進一步發展，軍隊不要進城。（簽名）1989年5月21日。” 然而更重要的，是鄧小平化解了這次“兵諫”。 《七上將上書》被印成傳單廣泛散發，造成很大影響。就在他們發出聯名信的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報》刊登聶榮臻、徐向前兩位老帥答覆中國科技大學部分學生的講話稱：“戒嚴部隊絕不是針對學生來的，希望同學們不要聽信謠言儘快返校複課。”以元帥壓上將，消除七上將上書事件影響的用意，顯露無遺。 在反對戒嚴七上將中，張愛萍、蕭克、楊得志、宋時輪四人是中顧委常委。5月26日，中顧委主任陳雲主持召開中顧委常委會，號召老同志支持戒嚴。27位常委中，張愛萍、李一氓、李德生、黃華、程子華等5人“因病因事”請假。《八九天安門事件逐日大事記》稱，他們因對戒嚴和處置趙紫陽的做法有意見而請假。這句敘述有誤，程子華不反對戒嚴。《人民日報》當時報道這個會議時特別提到，請假的程子華“給會議打來電話，表示堅決擁護黨中央、國務院關於制止動亂的正確決策和採取的一系列措施。” 梳理一下： 1、以元帥壓上將，實際上是借元帥之口行騙：“戒嚴部隊絕不是針對學生”，說明在“黨指揮槍”的結構下，兩個元帥僅是木偶而已； 2、蕭克、楊得志的事後解釋，但並未改變初衷， 3、將軍們明顯地都不敢跟中央“對着幹”。 但是，“七上將”事件的含義是： 1、解放軍鎮壓老百姓，天理難容，這個“天理”普遍存在於解放軍高級將領的心中，這是中共再一次“動刀子”的一個巨大障礙； 2、軍隊也曾“抗命”，如38軍，但是“黨指揮槍”的結構，令解放軍最終背上“屠殺”罪名，解道唯有“軍隊國家化”一途，即軍隊不為任何一個黨派所指揮； 3、軍隊國家化，不能指望高級將領的良知，而必須走憲政的道路，寫進憲法裡才有保證。 第七、今天的困境 我曾採訪姚誠，他說： 習近平上台後對軍隊的體制編制進行的重大調整，實際上也暴露出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從體制編制的調整上來看，七大軍區變成了五大戰區，戰區應該是處於戰爭狀態下的稱謂。 既然是戰區，就應該有參戰的主體雙方，軍隊是這個主體的一方，那另一方是誰？應該說中國大陸目前是處於和平時期，那只能理解為手無寸鐵的百姓是解放軍的作戰對象？ 如果說這是一個笑話他就是一個笑話，但仔細分折起來還是真的是這麼回事，從維穩費超過軍費這個現象也能看的出來，中共對鎮壓國內反對派的重視程度也超過了國防的程度。 實際上戰區只是軍委的一個前線指揮所，除了作戰指揮權外，一切權力盡失，這才是習撤銷軍區，成立戰區的真正目的。 姚誠的意思是不是，習近平通過“軍區改戰區”，而“杯酒釋兵權”，解構了解放軍的舊結構，從而消除了對他的威脅？但是他達到了控制軍隊的目的？大變來臨，這支軍隊聽他的指揮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