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10日,经过千辛万苦的争取和漫长的等待,我终于跨过罗湖桥到了香港,没想到等待我的是命运另一严苛的考验。由于在我申请赴港的过程中,遭有关部门百般刁难,横加阻挠,我迟了五年半才能抵港。
我妈不知道是当局人为干涉,加上人性丑恶,亲人从中作梗,挑拨离间,
导致她对我误会重重,伤心绝望,终于在40高龄那年再婚産子。没想到
那个男人终究是骗了她,也负了她,令她再次遭受第二次婚姻失败的打击,自此性情大变,迁怒于我。
我抵港那年,有如重入地狱,我妈本来想将我拒之门外,没想到我竟摸上门来,那时我真的走投无路!她只好勉强收留了我。
踏入我妈家门后,我马上想到正在老家等待我抵港后报平安的祖父母。
由于那时大陆媒体报导描述香港是一个「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
治安恶劣,强姦、抢劫、绑票及警匪枪战等时有发生,还有许多红灯区
和色情场所,他们一直不放心我能否平安抵港,千叮万嘱我务必一抵港
就拍电报回家
(那时还未有长途电话服务),我哀求母亲帮忙,但她一口拒绝,说为什么要拍电报?写封信不就行了。
可是,寄信最快要半个月才能收到,会把阿爹阿奶(我对祖父母的称呼)
急坏的,临别时,他们反覆跟我说,一定要立即报平安,以免他们担心。
但母亲不理我的苦苦哀求,无论我如何解释,都无动于衷,还挨她一顿臭骂。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挨到夜晚,母亲住在小阁楼的房客陈叔放工回家,我情急之下,也顾不得跟他还不熟悉,趁母亲洗澡时,把身上剩下的十多
元港币(当时赴港每人只能换20港元)一古脑儿掏出来,恳求他明天一
早上班前,帮我拍一封电报向祖父母报平安,如果钱不够,请他先垫付,
我一定还他。
幸亏陈叔帮忙救了我们一命。
果然不出所料,后来父亲来信告说,祖父母苦候一天,仍盼不到我的电报,以为我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出事了,两老哭倒在床,整整一天一夜
不吃不喝,直到翌日收到电报,才破涕为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