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江岚 编辑/ 薛雍乐 湃客号@江岚 Lan Jiang
一 2012年春季学期刚开始的一个上午，大雪初晴，我开车从高速公路转入镇上的小路，经过连手机信号都没有的荒僻地段，停在一栋古堡一样的巨大建筑物前。 
这是最高安保级别的重刑男犯监狱，位于纽约上州的“东部惩教所”（Eastern Correctional Facility）。 踏进大门，我立刻被那种单调、森严的气氛包围。眼前没有寻常办公场所常见的绿色花草，只有一道道电动铁栅栏；没有衣着鲜亮、首饰齐整的女秘书，只有荷枪实弹、不苟言笑的警察。 我登记了姓名和抵达时间，通过安检。皮包、钱夹、手机、笔记本……统统被勒令放回了车上，我的衣袋里最后只留下钥匙和证件。 监狱的行政秘书南希领着我去见应该见的那些人，一路又登记了几次姓名和时间。这栋庞大的建筑物按行政功能分几大块，每块之间都有数名狱警共同把守着一个与天花板齐高的大铁笼子。若要从A区到B区，必须由A区狱警先放行，进入铁笼子里等B区狱警开门，进出的工作人员都不能例外。每个铁笼子被分隔成三部分，供不同身份的人通行。 南希带我从中间穿过。重重的大铁门次第在我身后“哐啷”、“哐啷”合上，南希跟我说天气、说她的孙儿、说退休后想搬去南方……我只陪笑敷衍，手心发凉，这种气氛委实令人紧张。 “以后总会有人陪着你的，不用担心迷路，”南希笑。那是当然的，即便拿到了特许的进出通行证，我也绝不可能被允许在这样的地方单独行动。 有关部门费这许多周折把我弄进来，是为了让我能够给由40余名犯人组成的两个班授课。 这个名为Bard
Prison
Initiative（BPI）的项目由纽约巴德文理学院正式设立于1999年，在纽约州涵盖九所安保级别不同的男犯和女犯监狱，为正在服刑的犯人提供正规高等学制教育，包括本科和硕士学历，每学期开设的课程横跨不同专业，总共超过六十门课。 项目组联系到我，起因于有一批犯人联名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学汉语。请愿书上写明，他们还希望“最好能进一步学习中国古典文学，比如《红楼梦》”，所以，项目组希望能找到一个有中国古典文学背景的教授。 我一听就相当好奇。这些重刑犯为什么主动要求学中文？他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怎么知道中国古典文学里有一本名著叫《红楼梦》？关于中国他们还知道什么？还想知道什么？…… 我的教授同行们听说后都很兴奋：“在一个非同寻常的环境里面对一群非同寻常的学生，很有意思，应该去！”搞行政的同事们反应则大不一样：“这可倒好，把罪犯培养得比我们还厉害！联邦政府就是这样花我们纳税人的钱！” 家人自然旗帜鲜明地反对，尤其是我家老二：“那些都是犯人，犯人！妈咪你懂不懂？！危险！” 危险……可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拒绝。 通过州政府和华盛顿特区的电话面试，又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背景调查和健康检疫，我接下了教学任务：从基础汉语开始，系统设置中国语言文化课程，将其与BPI里亚洲研究专业中国方向的要求对接。
二 头一天上课，我按规定提前15分钟到，门厅里已经有两位教授坐着了。 从性质上来讲，BPI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大学”，但其规模十分有限。由于授课地点的特殊限制，不可能设置需要大量实验器材的专业，所以课程以人文社科类为主，艺术类只有绘画，理科只有数学。“东部惩教所”建筑面积很大。可在辟出一块相对独立的教学区域毕竟不容易，每天上午、下午的授课时段里，通常最多只能接受四名教授。 我过了那道比机场安检严苛得多的安检门，和先到的两位教授相见。他们一个是巴德学院哲学系的老教授；另一个教线性代数，和我一样是外聘的，来自康奈尔大学——当巴德学院现有的师资队伍无法满足学生的专业需求时，项目组就会到其他高校或专业机构中去找。 我的学生中后来就出了一位数学天才，我给他取的中文名字叫常安德。他在BPI拿到数学硕士后还想继续深造，而巴德学院并没有数学博士学位，项目组就帮他联系到法国鲁昂商学院，让他每周在固定时间接受教授的电话指导。这是后话了。 
教学区位于大楼深处，两头都有狱警把守。再次签到后，我终于见到这一班特殊学生们。他们规规矩矩地沿墙围坐，除了穿着统一的深绿色囚服之外，他们的外表和任何一个大学里的学生并没有显著的不同，并非电影里看到的那种怙恶不悛、凶神恶煞。我原先有点忐忑的心情很快平静了下来。 能被BPI录取的学生，都是高中阶段成绩优异、在监狱里表现得比较好、获得减刑机会比较大的犯人。按项目规定，我们不能过问学生们的背景，尤其不能打探他们的入狱情由。我唯一知道的是，他们全被判处了25年以上监禁。 第一堂课，我教的是“中级汉语III”，用的是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教授主持编写的All Things Considered: An Advanced Reader of Modern Chinese。这本教材是上一位中文教授指定的。 首先为这些学生开设汉语课并制定了课程大框架的，是耶鲁大学亚洲研究中国方向毕业的Nagel博士。他的总体教学目标，是要让学生们在完成三年六个进阶的学习之后，汉语的听、说、读、写达到一般母语水平。但这位年轻的博士因工作变动，没能亲自完成计划。项目组又相继引进过两位教师，任教时间都不算长，到我加入，这个班的2010级学生们已经学了两年汉语。 我的前任们给他们打下了很好的听、读基础。一篇八百多字的课文，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可以不依靠拼音，从头读到尾。除了关键的语法点、文化点我必须用英文解释之外，用汉语授课基本没问题。正是这些积累，加上BPI涵盖的文史哲各科通识课程，使学生们了解到关于中国的一些内容，进而对汉语言文化产生强烈兴趣，这便是他们最初提交那份请愿书的缘由。 可是，不同教师的风格和要求影响了他们的学习效果。这一班学生比较突出的弱点在于，其一，关于词汇、句法的知识碎片化；其二，在会话中把握不住四声；其三，缺乏字法基本知识，将汉字形体过于图形化。 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将来打算进入亚洲研究的中国方向，这些弱点无疑将阻碍他们的深化学习。于是，在每堂课的课后作业之外，我给他们布置了两项每周一次的固定功课：一是背诵一首唐诗，以训练四声组合的发音；二是抄写生字，每个生字20遍，以熟悉并牢记汉字结构。 第一天的课结束，我在黑板上留下了要求他们背诵的第一首唐诗，白居易的《题李次云窗竹》：不用裁为鸣凤管，不须截作钓鱼竿。千花百草凋零后，留向纷纷雪里看。
三 从此，我每天一进教室，学生们便很自觉地先齐声背诵唐诗。 这些诗歌，我通常不大讲解。首先因为语言课不是文学课，我要求他们背诵的目的，只是用诗句里平仄音调的完美结合来训练他们的四声；其次，我对唐诗的魅力有无穷信心。他们都是成年的学生，自我学习能力很强，这些诗歌自身的音韵琳琅、字词优美必将诱使他们主动去追寻诗句的内涵——这一招在我十余年的教学过程中屡试不爽。我只要等学生们拿着自学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来提问的时候，再解答就可以了。 要他们抄写汉字则没这么简单。凭心而论，这种作业的确又花时间又枯燥，难以让他们发挥个人智力水平。于是就有人跳出来抵制，领头的那一个中文名字叫“郝亚德”。 第一次，我发现他的字词抄写本没交，他说没时间完成，表情不失恭敬，但语气很硬。我点点头，叫他把自己的中文名字写在黑板上。 结果不出我所料，三个字中前后两个都漏了笔划，看起来似是而非。我把笔划补齐，平静地对他说：这一周除了生字以外，再加上你自己名字这三个字，还是每个字抄20遍。 到了下一周，他照样不交。我也不说话，径直走到他面前，站定了盯着他。“真是没时间写！”他也站了起来，自以为理由充分地辩解道：“过去也不用写这么无聊的作业，我们还不是一样可以说中文！” “过去你们的教授不是我。” “学中文，只要会说就可以，为什么要写那些字？！”这个意大利裔男生的个头高出我许多，皱着眉头居高临下，满脸不屑。 “关于为什么，我想，我已经清楚解释过了，不打算重复，”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回答。“如果下周你还是没时间写，那么，你就不用到我的课堂上来了。” 我的语气和态度显然激怒了他，我们之间的空气变得有些紧张。其他学生见状赶忙低声呵斥他：“坐下！她是教授！你想被关禁闭吗？！”
“禁闭”这个词让郝亚德一下子泄了气。到第三周，他的抄写作业按时交上来了。他的屈服分明不情不愿，我只当不知道，暂时不去理会他。 
时间以每周四节课的节奏按部就班地滑过，转眼到了期末考。学生们答完了题，下课铃还没响，我们都不得离开教室。这个空档里，他们开始和我聊起下学期各自想确定的专业方向。十几个人七嘴八舌之间，只听郝亚德的声音说：“教授，我想选社会学专业，以后可以当社工！辅修亚洲研究的中国方向！”确实，社工需要服务大量处于社会底层的新移民，而华人正是其中的一大群体。 “哦？”我反问他，“那接下来要写的字更多了，你确定？” “我确定。是要坚持写写写才能记得那些字，我现在觉得中文没那么难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抓耳挠腮，“对不起，教授。” 看着他扭扭捏捏地道歉，我笑起来，心里真的高兴。 “汉字本身是非母语学生学习汉语最大的兴趣所在，书写的难度不应该成为学习汉语的障碍。”这是澳大利亚汉语教育界经过数年实证对比研究得出的结论。很多教师在汉语教学中（尤其在初级阶段），唯恐要求写汉字会“打击”学生的自信心、削弱他们学习汉语的兴趣，这种顾虑其实大半出于想象。在实践中，只要针对学生的特点适度把握，写汉字不见得是一件高难度的课业要求。 根据本科教学要求，在中级第三阶段语言课上拿到85分以上的学生才能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并得到辅修亚洲研究中国方向的机会。这次期末考，郝亚德的成绩是92分。
四 2013年的八月特别忙，因为新一届学生的招生工作开始了。那年递交入学申请的犯人一共165名，经过几轮严格筛选后虽然只有32人得到面试机会，但在我们能够进出监狱的有限时间里，逐一面试这些申请人也是一项繁琐的工作。 九月，秋季学期开始，BPI近700名注册学生中又增加了15名新生，其中有12名选了初级汉语课，倒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全都对中国非常感兴趣，或许也是我头一年教学的口碑不错所致。 开学两周后，13届新生班里的白艾力（这是我给他取的中文名字）又因写汉字向我发难。他的话语方式和当初的郝亚德如出一辙，态度更加恶劣，甚至嘟囔出了一句粗话。 我佯装没听见，面无表情地强调我的原则：你要么下回老实抄抄抄，要么退出我的课堂。 即使在普通大学，公然辱骂教授的行为也是要被处理的，更别提在这里！如果白艾力在开学没几天就被我一状告上去，接下来的后果远不是被警告或受处分那么简单。所以，他不敢坚持公开和我抬杠，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也没再和我闹过别扭。只是，短短的寒假过后，我发现他退出了我春季学期的班级。 留下的这11个（其实到后来还是12个，因为白艾力回来了）是我十余年高校教学生涯里见过的最用功、进步最迅速的学生。每堂课三小时，他们连中间休息都不要，一口水不喝，只为了能听我“多讲一点，再多讲一点”。对于非母语的学生而言，在没有文化语境的美国课堂里学汉语，其难度之大，人所共知，何况是在监狱！我不能用PPT课件，他们当时也没有必须的听力训练设备。在如此有限的条件下，他们在同等课时长度里所达到的汉语水平，却是“外面”高校里的普通学生无法企及的。 
又一个草木葱茏的初夏，专攻动漫设计的Marcus在期末口试中用中文讲述他做过的一个梦。他说，自己在梦里飞到中国，在一栋“很高很高的大楼的头上”看见了一位中国姑娘的身影。他想认识她，就落下来走到她身边，只见那姑娘在唱歌，“她的歌唱是很好听”。 唱完了，姑娘问他：“你喜欢我的歌吗？” Marcus点点头。姑娘站起来，指着下面市区的街道：“这是北京。这是我的国家。你喜欢我的国家吗？” Marcus回答：“不知道。”姑娘又问了一遍：“你喜欢我的国家吗？” Marcus还是懵懵懂懂，答非所问：“我会说一点点中文。” 那姑娘笑了，慢慢飞升起来：“你一学中文越来越多，就会喜欢中国。” Marcus舍不得她走，追上去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美丽”。他继续追问：“美丽，我以后还会见到你吗？”她微笑不语，渐升渐高，慢慢消失在北京的天空里。 因为是考试， Marcus的语速比较慢，挖空心思套用句型组成的句子难免错误，所有舌面音都发得咬牙切齿、似是而非。但这个不无浪漫色彩的梦境所表现的主题已经足够明白：他喜欢学汉语，热爱中华文化。 Marcus不是一个特例。数学专业的Anthony是第二代西班牙裔移民，平时在课上话不多，但他对句型、词汇和发音的掌握都相当不错。这次口试，他讲的是某天和朋友一起吃饭的场景。 他说，朋友们不相信他会讲中文，当场叫他翻译：“If you don’t like that cake, give it to me.” Anthony想都不用想，一开口就说：“如果你不想吃那块蛋糕，就给我吧。” 朋友惊讶之余，叫他用西班牙文把同样的意思再重复一遍，结果他竟然愣在那里，半天说不上来。 “我是一个西班牙人，不会说西班牙语，朋友笑话我，可是我不觉得害羞。汉语很难，得花很多时间才能学好。为了学好汉语，我也学会安排我的时间了，这很重要。” 还有Brian，那个患有肌肉萎缩症、右手指关节功能严重退化的学生。我不止一次告诉他，不必完成抄写汉字的课后作业。可就因为我在课堂上反复对其他学生强调必须要写，他找来海绵小圆球套住铅笔，坚持和别的同学一样，将每个生字词一笔一划抄写二十遍。我于心不忍，说：“差不多能认读就好，不用写这么多。” “您不是说不写就不会记得吗，教授？”他憨憨地笑，说，“我真想学好汉语。” 如果要追究他们为什么要学汉语，答案其实并不在于学汉语将来究竟有多大“用处”，而恰恰在于掌握汉语之难。惟其难学，这才成了他们挑战自我、重塑自我的试炼。他们都坚信，能学好汉语，就一定能把别的事情都做好。 “外面”的教授同事们猜测说，这些学生除了念书没有别的事可干，所以学业进步神速。这肯定是因素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成为BPI的学生激起了他们的荣誉感，让他们感到自己比其他犯人具备更大的潜力，这开启了他们未来人生的新希望，所以他们格外珍惜学习机会，无论学什么，再苦再累也要做到最好。 尽管在狱警眼中，他们始终是犯人，但教授们却大不一样。在这个极端特殊的全封闭教学环境里，师生关系比在普通大学校园里紧密得多。这些学生用自己的努力，推动着我和每一位BPI的人想方设法，为让他们学有所成费尽心机。
五 从2012年底开始，我为学生们争取到美国《侨报》的订阅，中文报纸每周两次被定期送入；我坚持要提供给他们的听力训练材料和设备，也于13年春到位了；随后，我联系一些出版社，为他们捐赠的中国历史、文化、文学读本陆续被送入教学区小小的图书馆。接下来的14学年，我则开始准备新课程的开设。 语言学到一定阶段，光凭书本的文字描述是不可能深化理性认识的。而且，当时我已经意识到，这些学生最终选专业时，更可能将亚洲研究作为辅修，而非主攻方向。从教学的角度，我要传授给他们的也不仅是一两项技能，更重要的是改变他们看待世界、认识事物的角度。所以，在养成他们的语言基础技能之后，课程需要转移到文化方面，重点在哲学和历史，不在文学。 我大幅度调整原先Nagel博士的教学框架，首先将高级语言课后的“中国古典文学，包括《红楼梦》”换成了唐诗。一来经过三年平均每两周一首的背诵练习，学生们已有了感性积累的基础，教学上便于深入；二来只要认真选诗，唐诗中有足够的典故串联中国历史、哲学、文化传统的关键点，可以与他们的另一门必修课“中国文化史”的系统内容相辅相成。 其次，我抽空看了大量国产电影，想找几部合适的影片，在“高级中文”之后开设“电影看现当代中国”。亚洲研究中国方向的教授除我之外都不是华人，而是我们概念里的“汉学家”，多偏重古典中国。所以我决定开一门展示现当代中国社会的课程，否则学生们如何能明白书上说的，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持续数千年“不间断”的文化？ 我早早动手写报告，将需要的材料提前送审。BPI的教学和日常事务管理由校方和监狱方共同完成，绝大多数事情都需要平行的决策才能确定。不经过这一道道审核程序，任何一张小纸片都无法携带进出监狱。我曾擅自带过一支毛笔想给学生看，结果过安检时被捡了出来，更何况这次我打算带进去这么多部电影？！“唐诗里的中国历史与文化”很快被通过，电影却颇艰难，最后我选出的18部影片里只有7部通过（被刷下来的包括《红高粱》、《霸王别姬》和《饮食男女》）。不过我好歹算是顺利把课开出来了。 其实，若只求完成工作任务，并不需要费这许多周折。但这些学生太特殊了。他们将来即便拿到文凭出去，也必须比普通人强得多，才有可能真正得到机会“重新做人”。所以，我们作为授业之师，要承担的责任也比在“外面”面对普通大学生严峻得多。 
14年初的一个早晨，我照常到监狱，一进门就眼前一亮。安检门的那一头站着十几二十个穿统一制服的年轻小伙子。一个个高大挺拔，气质雄健又彬彬有礼。这是西点军校的辩论队，是来和BPI辩论队切磋的。 这时的BPI辩论队才组建没多久，由资深的演讲教授指导。我们这里的学生不能频繁出去，教授就设法将别的高校辩论队请进来，为此耗费了不知多少额外的时间和精力。附近的康奈尔、耶鲁、宾州大学等等名校的辩论队，差不多都被他请遍了。 我的学生中有4个在辩论队里。他们时不时会拿着辩论题目来问我，“中国人会怎么看”关于教育公平、信息安全、媒体监督等问题。准备辩论赛的过程十分艰辛，他们不能上网，等所需要的资料经过层层审核送进来，他们已经损失了至少一周的备战时间，唯一的补救方式就是熬夜。 某天下了课，我们几个教授照例在教学区走廊尽头等候被护送出去。我和演讲教授闲聊：“为了准备这一轮比赛，Carl昨天熬了一个通宵。今天在我的课堂上眼睛都快睁不开了，他旁边的同学一直用力捅他。” “他是辩论队里表现最好的学生之一，” 演讲教授笑着回答。
六
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这些项目存在的意义，在“东部惩教所”就有不少狱警反对为犯人们提供任何正规教育，尽管项目经费其实全由私人慈善基金支持，并没有花纳税人的钱。这些狱警与“外面”持同样意见的人们一起，为抵制这些项目奔走宣传。连带着，他们也不欢迎我们这些人在监狱进进出出，动不动就给我们脸色看，过安检时刁难我们更是常有的事。 幸运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个人和机构认为这项工作“很有意义”，以各种方式来支持我们改变重刑犯的人生轨迹。 2015年的全美大学生辩论赛总决赛上，BPI的辩手击败哈佛队，夺得冠军。一夜之间，这条消息炸翻了媒体。赞扬和认可、质疑和讨伐，都如潮水汹涌。但事实永远拥有最强的说服力：仅2013学年，BPI 就为300余名学生颁发了本科学位证书。他们当中的刑满出狱者，找到工作能自食其力的超过80%；据纽约州政府统计，其他刑满释放犯无法回归社会、最终重复犯罪再次入狱的比例超过40%，而历年来，BPI毕业出狱学生的再犯罪率是零。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才是力量，在这里得到了终极体现。 
BPI辩论队的冠军辩手，左一为Carl Carl作为决赛辩手之一，夺冠回到课堂上之时，我也收到了院方和监狱方联合签发的正式通知：美国公共电视台（PBS）将制作一部电视专题片，计划用三年的时间不定期来BPI实地拍摄，第一轮的拍摄策划中列入了我的课堂，尽管出于人身安全考虑，我们教授的脸都不会出现在任何公开媒体报道中。 “也没什么好特别准备的吧，我们上我们的课，他们拍他们的，”我说。 “教授！我们把中文学得这么好，难道不要向那些没文化的人秀一下实力吗？！”白艾力在他固定的角落里，故意模仿我平时的说话方式，坏坏地笑。 白艾力是在2014年回来的。那年暑假我收到项目组的邮件，说白艾力想回到我班上来。我起初不同意，倒不是对他有成见，而是认为他缺了整整一学期的课，怎么能跟上进度？我随后被告知，白艾力保证利用暑假时间，用同学的笔记自学赶上进度，但我还是半信半疑，只说要等他通过考试才能算数。 没想到他真的凭着一股子狠劲儿，说到做到，顺利回到我班上来，后来甚至成为专攻美国移民文学的硕士，他的硕士论文题目是“离散、融合与回归：美国西班牙裔与华裔移民文学比较研究”。 他那天的提议引来全班一致附和，我们后来决定给PBS的摄制组唱一首歌，选来选去选定了《我和你》。他们唱中文主旋律，我用英文相和： “……来吧，朋友，伸出你的手。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 摄制组到来的那天，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随行。拍摄结束后，有几个人陪她坐在我的教室，听了二十几分钟课，然后安静地离开。 下课我走出教室，老太太从走廊另一头迎上来说，中文课太有意思了。她握着我的手不断道谢，一旁的狱方教育监理介绍说，这位看上去十分娴雅整齐的老人，是BPI项目的主要资助者之一。 学费、书本费、管理费，以及我们这些教授和管理人员的薪水……成年累月的花费不是一个小数目。为什么要资助这样一个项目呢？我忍不住好奇地问。 “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他们会，我们也会，”老太太从容地说，“当然，他们犯的错误比较严重。人的一生很长啊，我希望能帮助他们得到机会，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 是。不难推断，他们被监禁在这样戒备森严的地方、服刑长达25年以上，必定做过不止一两件伤天害理的事。但是，无论他们过去曾做过什么，只要我们能够藉由这个平台，向他们传达一点人性的善、生命的美、自然的真纯，让他们学会与自己和解、与世界和解，今后真的能够树立起崭新的人生观和道德规范，那么，我们所有人为这个项目的存在和实施所付出的努力，就是有严肃意义的。
尾声
等到“唐诗里的中国历史文化”和“电影看现当代中国”两门课陆续开起来，选修的学生已经是10届、12届和13届的学生混杂。我又多了指导硕士研究生论文的任务，有的学年开晚课，有的学期开暑期课，进出监狱益发频繁。平日里但凡能接起朋友同事的电话，对方一开口就少不得调侃一句：“从牢里出来了？” 然而监狱里的教学空间是有限的。基础学科以外的课程必须轮换，我的课程周期结束，要换给西班牙文化与文学了。最后一次课上，下课前十分钟，所有我教过的学生都来到了我的教室——他们早就说服了狱警，否则在下课铃响之前他们是不能离开各自教室的。他们逐一和我拥抱告别，每人送给我一支黑色圆珠笔说，我让他们写过的汉字，是他们铁窗生涯里的阳光。 
这个初夏，随着学年的结束，我带着32支圆珠笔，离开了“东部惩教所”。可BPI 的发展越来越生机盎然，正重新定义着教育公平与刑事司法、社会安全保障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它一方面积极帮助康涅狄格州、艾奥瓦州、马里兰州、印第安纳州和世界十几个国家的高等院校，设计适合当地的监狱学制教育项目。另一方面，它也秉持着“用知识重塑人生”的理念，在临近地区尝试用各种教育项目服务不同的弱势群体。如今，纽约州政府社区服务中心、纽约市布鲁克林图书馆等处，都有BPI 主导的新项目进入实施。 正如美国前总统Bill Clinton在他的著作《给予》（Giving）一书中所提到的，BPI 是“对一个安全的、更有创造力的社会最好的投资”。到今年秋天，这个项目将迎来二十周年纪念日，PBS的报道片也将正式播出。我肯定不会在电视画面中看到自己，那么，我会看到这32支圆珠笔中的哪一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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