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上83岁老妈妈，三姊妹六孩子移民英国── 一个香港家族的迁徙故事 （文字 /唐恋光）

（本图为示意，非文中当事人。）       

2020年夏天起，香港涌现30多年未见的移民潮，至今未见停歇。据香港统计处数据指，2021年中同比去年，香港淨迁移人口数字为89,200人。香港大学长期研究人口问题的教授叶兆辉对媒体表示，由于移民需要时间准备，预计今年底至明年才达移民潮高峰。芸芸迁徙人潮中，老妈妈程小凤这一家，承载了香港战后6、70年来的奋斗、希望和心碎。面对两年多的政治动荡，他们一同经历大时代，一同思索个人和家庭的未来，最终在逾80高龄之际，老妈妈决定，道别香港。然而，离开也不是唯一的答案，大家族中，还有人选择留下。从自由骤然迈入威权，香港的每个个体、每个家庭都必须寻索自己的答案。

又是一个周五晚上，大家庭聚会的日子。老妈妈一个人操持了八菜一汤，老火汤青红萝卜煲猪骨、清蒸海鱼、手撕鸡、蚂蚁上树、煎蛋角⋯⋯最后一数筷子，8双，齐了。

「好凋零，好凋零了，」一直随妈妈住的二女儿念叨着。六女儿接话，「爸妈都是从大陆来的，在香港亲戚不多，但我们大家庭就很close，什么都聊，不会说政治就不能碰，社会事件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老妈妈生了6个女儿，眼下8个孙子、1个曾孙，大家庭四代同堂。从前每周五的晚上，几乎都是20人一起吃饭，大人围大桌，小孩另设一桌，约14坪的老房子挤得人声鼎沸。

2019年改变了一切。回想起一起经历的反修例运动点滴，不少家庭成员都先深吸一口气。现在，大家很少细说两年前了，在他们心中，创伤仍在，而改变的希望几乎彻底破灭。去年秋天，二女儿、三女儿和六女儿都萌生离港的念头，随着BNO护照的「5+1」政策移民英国。还是在这张聚会的大圆桌上，大家问老人家意见：妳想走还是不走？

83岁的老妈妈腰板挺得直直，一头银丝梳得齐顺。「你们想我给什么答案呢？」她鬼马地故弄玄虚。女儿们心里挣扎，既想和丈夫、孩子一起走，又不舍得年迈的母亲，长年照顾妈妈的二女儿更是辗转。老人家干脆一句，「好啦，我也一起走！」大家激动得鼓起掌来。

老妈妈程小凤，生于中国广东的农村，3岁丧母，8岁丧父，13岁开始一人在香港打拼。她说，自己和丈夫年轻时捱得辛苦，看着贫瘠艰困的香港一步步发展成「世界的中心」，现在「一切都反过来了」。她每日盯着新闻，每晚戴着耳机听刘细良、萧若元等时事网台，看着媒体倒闭，人们被捕，组织解散，教育界「日日都在变」，就想起了家乡1950年代的样子。

「我觉得2021年，共产党正式解放香港。逐步逐步在走了，就好像我们当年在乡下的时候，」程小凤说着，「最初我是看着共产党入城的，最初真的很好，他们很守规矩的，但1951年（边境）一封锁，就不同了，那一招叫关门打狗。」

一、流落香港，白手起家

（摄影／陈朗熹）

程小凤落地香港，纯粹是动荡时局下的一个偶然。

她和数个哥哥姊姊原本生活在广东农村，父母已病逝，大家吃了上顿没下顿。1951年春节，听说香港有一座好玩的虎豹别墅，是富商胡文虎建造的主题公园，姊姊说带程小凤去看世面。

两人才刚刚到香港4天，报纸新闻就来了──边境封锁，香港的人不能回去，大陆的人不能出来。

深港边境此前维持着自由状态。两地人常常通过罗湖桥、深圳河的浅窄处往来，关口的概念非常模糊。1949年10月，共产党一路南下击败国民党，伦敦起初高度紧张，但行军打到深圳河就停了。随后两年，尽管根据中英协议，两地人不能自由来往，但两地农民都不怎么理会，边防人员也很松懈。直到1951年2月15日，广东省政府正式发令，深港边境即日「封锁河口」，越过防线者就是「叛国投敌」。

一夜流落香港，姊姊着急回乡，程小凤却很淡定。对于急遽变化的政权、边界和意识形态，她还没什么见识，但她思忖，回家也是捱苦啊，不如留在香港打工。

她开始在香港岛做家佣，从10港元一个月，慢慢做到90港元一个月，在洋人家打工时学会了几句英文，又认识了跟师傅打工的小伙子张添声。张添声同样来自广东农村，13岁时，做村长的爸爸病逝了，在封锁之前，他一个人到香港做学徒。

「中意他正直、忠直咯。大家都是很穷的，打份工，所以结婚了之后，大家挨得很辛苦，」程小凤回忆着，虽然艰苦，但香港机会多，多劳多得，命运似乎能自主把握。

在店铺，张添声每天从早上9点忙到晚上10点。得知他生了大女儿后，老板马上给他加工资，每月加60港元，他高兴地跟老婆说，「我们女儿是铺头养的。」后来，有朋友看到这个小伙子如此勤奋，说不如 投入本金给你开店。

1965年，夫妇俩在港岛沿街租了一个前铺后居，做起小生意了。

60年代，家与城一同茁壮

在深圳河的另一头，生活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边境封锁后几年，终于开放了探亲，程小凤多次回乡看家人，大家跟她说，家对面的小学，「老师很惨，被批斗、戴帽子」。行计划经济、搞大跃进运动后，中国大陆在1959～1961年爆发了大饥荒，伴随着「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百姓不堪重负，一批批冒着生命危险，从深圳河游水偷渡，有的不幸死在解放军枪下，有的最终爬上了香港河岸。

「后来那班搏命游水下来的人，更加犀利，他们在大陆已经磨到半死的⋯⋯」程小凤说。对香港而言，大批难民给这个城市带来了扎实勤奋的劳动力，从上海逃来的民营企业家又带来资金、技术，大家在自由贸易和市场竞争中各谋生机。

二女儿美雅恰好出生在1960年代中，从当时开始，香港的人口、GDP均快速增长，一跃实现经济腾飞。「他们总是说我脚头好，从我出生开始，家运就一直好，」美雅笑着说，小店铺的生意从零售扩展到行货，女儿逐个出生，下课了就去店铺帮忙，四、五年级就开始跟车搬运。

很长一段时间，一家八口一起挤住在店铺后方的屋子里。直到1980年代中，有人介绍说，在铺头附近有一幢唐楼，当中有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卖27万港元。夫妇俩咬咬牙，拿出几乎全部积蓄，50岁的程小凤，终于买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眼见回归：「共产党你都信？他们不会变的」

大国夹缝中的香港，当时对自身前途暗涌不安。中英谈判已经结束，敲定了这个自由港回归中共政权的命运，但一国两制的安排释放了一些希望，雏形刚起的民主派积极争取民主制度的落实，中产人家则纷纷考虑移民或转移资产。

程小凤记得，那几年，新闻、电视剧都在诉说大家的恐惧，但移民，对她来说太遥远。大女儿才刚刚出嫁，二女儿大专毕业，但最小的孩子才只有几岁，拼搏和搵食还是这个大家庭的核心。

尽管对于回归，美雅记得，爸爸是担心的。1997年6月30日深夜，载着解放军的军车在滂沱大雨中从深圳驶进香港，爸爸看着电视直播，「一直骂」。

美雅说，自己当时非常不解。小时候，她曾经跟爸爸回乡下，把干锅巴、冰糖、布匹背回去，小孩们穿得像个粽子，衣服一层又一层，到了乡下就脱下来送给乡亲。她觉得自己对大陆有一种「怜悯」，「觉得香港可能可以contribute他们，让大陆更进步，可能经济方面更好，政治上也可以开明一些。」

「50年不变，中国也会变得更好，变得像香港一样，不好吗？」她这么问。她记得爸爸抛下一句：「共产党你都信？他们不会变的，妳真系傻女！」

二、扭转余生的2019年

无论如何，回归后的十多年里，对于程小凤这样的殷实人家，表面风平浪静。

美雅曾经去外国读书，1990年代初回到香港，「当时一地都是工，招聘广告上个个都直接标明工资的。」她进了企业做管理，职业发展顺利。美雅和妈妈住一起，妹妹们一个个出嫁，周末就带妹夫、小孩回来玩，大伙儿一起吃饭、打球、逛街。

大家庭也曾经遭遇变故。家道安稳之后，长年劳累的张添声病逝了。多年之后，五女儿不幸病逝，留下年幼的一儿一女。像年轻时独自谋生一样，程小凤沉着地挺过挫折。她承担起照顾病逝女儿的小孩的责任，外婆家也渐渐成了家族大本营。由于靠近港岛的港铁站，交通便利，平日大人有事，就过来放下孩子给母亲照看，孙子们长大了，补习后也自己去外婆家玩。

在熟悉的港岛小区，生活终于织成了一张安稳的网。大家从来没料到，香港将硝烟四起，母亲家附近也爆发激烈冲突。2019年，这个家族大本营又有了另一层意义。

一大家子里，有运动的各种路线

（摄影／陈朗熹）

六女儿泳欣记忆很深，当时每到周五，心情就紧张起来，留意周末有什么活动，晚上的聚会也成了新闻时事、社运路线的讨论大会。「周末放下小孩在婆婆屋企，就出去，」几个姊妹中，长姊立场相对保守，另外几个姊妹、妹夫都亲近民主派、支持运动，大家去游行、集会、义载，「做和理非可以做的事」。

一次义载回来，已是深夜，泳欣的两个小孩都在外婆家睡着了，她这时才想起明天是9月1日，孩子开学日。「以前开学日会非常紧张，那时真的完全忘了，」夫妇两人连忙漏夜回家把书包、校服一一运到外婆家。

游行之后，大家又在外婆家一起看直播。在离家不远的港岛主干道，警察用催泪弹、防暴枪击退示威者，人们节节后退，一路逃到他们家楼下。「楼下好多人啊！」在窗边留意形势的老妈妈大喊，女儿们早已跑下楼。美雅说，大家都想帮忙疏散，「这一带容易迷路，我们最熟悉这里，不想看到年轻人被捕。」

家中孙辈们也有直接走上前线的，大人们感觉矛盾又担忧。泳欣说，大家都支持民主运动，但讨论起具体手法，也会争吵，「觉得还是有责任对他们说，原则一定是不要伤害人，不要破坏东西。」

一直留在家中看直播的程小凤，最担心自己亲手带大的孙子会遭遇什么危险，在她认知中，香港警察彻底变了。自十几岁来港之后，她对香港警察印象还不错，「以前的差人，在你家门口行过都不能入你屋企的，要有搜查令⋯⋯现在不是的，钟意拉就拉，打就打，以前差人打人是要拉入差馆、套住你的头先打，现在不是的，差人拖到那些人面都烂了，跪在他们身上，睇到好伤心、好辛苦。」

看直播的时候，她常常哭，想到自己的孙儿，想到许多年轻的示威者，她觉得香港「好凄凉」。

踟蹰在离与留之间

将近两年后，泳欣回想起运动的街头，眼眶红了。「很多声音都还经常在脑中的，街头（示威者拿着铁栏杆）敲地的当当声，831那晚地铁站的广播声，」她至今不敢看关于那场运动的任何纪录片。尽管已经决定和家人一起移民，但每次一说到要离开，就忍不住哭。

「最不舍得很多年轻人⋯⋯我知道有人会骂我，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但我真的好希望无论走的还是不走的人，都好。」

作为全职妈妈，泳欣一向关心香港时事，和姊姊美雅一样，她一度对未来充满希望。2014年，雨伞运动爆发，人们投入史无前例的和平占领运动，以争取普选，泳欣去金钟现场送物资。「即使后来结束了，但还是觉得有希望的，那时候觉得，原来香港年青一代都几好嘢！（原来香港年轻一代都挺厉害的！）」即便到了2020年年初，街头运动停歇，她也没有走的念头。

希望开始冷却，是2020年6月30日深夜香港《国安法》出台之后，敏感的丈夫很快开设了外国户口，不过，泳欣还是常常和丈夫辩论。

「香港还是有法治、有程序的，在位的人，多少还是有底线的，」泳欣这么说，但丈夫总觉得，「有些东西是会慢慢荒废的。」后来，看着愈来愈多人被捕，壹传媒集团被搜查、还没审判资金就被冻结、《苹果日报》轰然关闭，她不再这么说了。

（摄影／陈朗熹）

如果抓着抓着抓到我

自回归震荡期后久久未见的移民潮，在香港爆发了。伴随着英国、澳洲、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对香港开启不同计划的快速签证、定居或入籍方案，示威者、民主派政治人物和大量普通家庭纷纷离港。对于不少年轻家庭而言，孩子教育是首当其冲的移民原因。

在COVID-19疫情之中，泳欣天天陪着读小学的孩子Zoom上课，去年9月新学期开始后，她很快留意到儿子所在的政府小学的课程转变。「老师在课堂上经常用《中央电视台》的片段，看警方公布的影片，我觉得教育应该全方位，围绕『德智体群美』，但现在校内活动，例如作文比赛，全部围绕《国安法》、《宪法》，」后来恢复面授，小孩放假回来常常说，今天又没有午休时间了，「要听林郑月娥讲话」。

不过，泳欣觉得，小孩只是一个因素，最终决定离开，关键的是，「自己的心不安定、顶不顺了」。自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看着前民主党议员许智峯离港后银行账户遭冻结、立法会民主派初选47人统统被香港《国安法》起诉后，她和丈夫决定，「快点走」。

「现在这样抓人，会不会抓着抓着，就抓到我，虽然自己好似只是普通人，但最后会不会变成前面的那一层？」她说，留在这里，心里总是不安稳，此刻，土生土长的香港不知怎么反而好像变成了「自己的一个困境」。

三、「大家可以一起走吗？」

面对离留抉择，亲密的大家庭有太多的考虑和牵绊。与泳欣想法相近，美雅和三妹一家都想要离开香港。

五妹留下来的两个孩子，是快要升大学的哥哥和中学的妹妹。听说家人考虑移民，妹妹主动问，能否带她去英国读书。「哥哥原本说他不想走，我明白，很多年轻人都有这样的想法，要守在香港，」美雅说，她不勉强。过了一段日子，哥哥说，他也想一起走。

五妹夫是不舍得的。「他们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不打算走，或许在香港教会还有事情想做。」进退如何选择？大家最终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两个少年自己跟爸爸表达意愿，大家一一分析可行性，五妹夫点头同意了。

每日看着形势变化，程小凤「叫后生的快走」，但她自己，还是不走了。美雅很矛盾，自己留在香港，心情每日都很糟糕，但自己也移民的话，谁陪伴妈妈？长姊有自己的大家庭，何况她年纪也不小了，另一个妹妹，虽然还没决定，但也在考虑离开。

「我走行得通吗？妈妈也走行得通吗？大家可以一起走吗？」她每天都思来想去。

移民潮下，每个世代的不同苦恼

移民潮急遽翻腾，许多香港家庭都经受着与美雅相似的苦恼。和她年纪相仿的朋友，有的老公想走、老婆不想走，有的自己想走、但担心父母无人照料。有新闻已报导，一些老人因为子女移民而情绪不稳，寻求社福机构援助，还有机构顺应移民潮，推出「代照顾」服务，例如陪老人看医生并定期回报给外国子女。

抉择之前，女儿们想先好好了解老人的心思，大家派出和妈妈最聊得来的六妹去打听。

去年秋天，一个阳光普照的下午，泳欣约妈妈去走走。从家出发，去了湾仔海滨。程小凤觉得，香港变了真多呀，从前年轻时，自己站着的地方还没有填海呢，那时的大海更宽广，年轻的张添声很喜欢到海边看大轮船，「现在的港口窄到好似一条河。」

母女俩走走歇歇，一路散步到西环泳棚，泳欣说，女儿们担心自己移民了，没有人照顾她，而且平日和她最聊得来的女儿、她亲手带大的几个孙子都要走了，大家终日彼此牵挂。

「我怕拖累你们，」程小凤缓缓说出。

「原来妈妈是这样想的，」泳欣当时才真正理解。她告诉妈妈，其实自己很想有机会照顾她，「妳看，我们以后也会变老的，照顾妳的时候，我们就学会了以后怎么照顾自己啊。」两人走走聊聊，到家时已经天黑了，她不想勉强妈妈，「妳慢慢消化下，看看之后有什么想法。」

考虑了两星期，程小凤就拿定主意，跟女儿们一起走。「我在香港的话，我又挂住后生，后生又挂住我，大家都不好，」程小凤思忖，倘若和二女儿留在香港，其他经常聚会的亲人都移民了，两个人对久了也生烦，愈活愈孤躁。

她又想到了未来数年，自己腿脚或许不如现在麻利了。「你撑不到，都是困在家里的，你过去那边，困在那边，前面都有一片草地给你看一下啦，」她心里这样分析，「想到这一层，我什么都不惊。」

四、「他生前跟着我，死后也是跟着我的」

（摄影／陈朗熹）

家人们都知道，程小凤一旦拿定主意，就绝不朝三暮四的。

一大家子都要走，美雅拿出了做项目管理的本领，开了一个Excel表格列清所有事项：帮五妹的两个孩子找英国学校、安排签证和飞机，研究如何开外国户口，香港的钱如何转移到英国，如何清理所有资产。

「清了所有家当，全部都带过去，不留钱在这里了，」美雅淡淡说着。回想自己当年和爸爸的对话，她觉得自己想法当时太简单，「好啊，50年不变，就让他们追，没想到他们反而拉回我们下来。」经历了这两年的动荡，她生出了一种带着伤痛的绝望，「真的没有留下的余地了⋯⋯不会有很强烈的希望可以『煲底见』。」

2019年反修例运动炙热之时，支持者有一个煲底之约，煲底指的是香港立法会综合大楼的地下示威区，待运动要求达成的那一天，众人一起脱下口罩，相拥而见。想着这些，美雅心底生出一种内疚。「我们最初说要contribute这个运动，让这里变好，（这和离开）是矛盾的，这也是我自己的矛盾。」但她又感觉，生活在香港，在恐惧和忧虑下，生活方式会变成「觉得有问题也不能说出来」，这和自己做人坦诚、有话直说的原则是矛盾的，最终，将是每日活得抑郁。

程小凤思想更干脆些。83岁了，她了解自己的身体，不忌讳谈生死。「我经常说，去到英国，我未站稳就可能走了，我们什么都没有禁忌的，随时都是可以走的人了，」程小凤说，「后来想想，过去了住一个月都好，都叫作踏出去了，思想自由一些！」

她已经做了身体检查，打了复必泰疫苗，做好了跨洋过海的准备。

自2021年夏天开始，大饭桌上的筷子就愈来愈少。三女儿一家四口最先离港，目前已经在伦敦安顿好。五妹的两个孩子和泳欣的其中一个孩子，数周之前也先行背着书包离港了。最近，泳欣、美雅和老妈妈则忙着收拾行李，到了伦敦之后，他们计划住在一起。

9月末的周五晚上，八菜一汤下肚之后，程小凤最先离桌，她坐到沙发上，戴起耳机，在大电视上收看刘细良的YouTube《城寨》。有时候，她会边听边评述，早前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爆发总辞争议，刘细良最初不支持总辞，「妈妈听了大声骂，不辞做咩，无骨气！」

随着再度迁徙离散，认同的变与不变

从大陆来港数十年，一度安稳扎根，眼下大家族又要再次分离和迁徙了，问起以后，会否有身分的迷失，如何看待自己是哪里人？泳欣和美雅不约而同，「很矛盾。」

美雅：我都会说我是中国人，但感觉不是很实在。

泳欣：当然是香港人啦，但会不会说我不是中国人呢，我不会。

美雅：血统上都是中国人。

泳欣：不过就算没有运动，我们去旅行的时候也会说自己是香港人。

美雅：对，总要加一句“we are from Hong Kong”，不过如果人家问Are you Chinese？那我真的答不出No。

「以后怎么样，还看在英国是否能落地生根，即使你不想说自己是中国人，但当地人是否一定觉得你是英国人呢，不一定，」泳欣分析着，自己这代人，大约会一直处于矛盾的灰色地带，但孙辈们可能就分明了，「一定说自己是香港人。」

程小凤摘下耳机，说，「我觉得自己是香港人咯。大陆没有我份的啦，自从共产党洗脑之后，我们大家两边人的思想，完全不同了。就算我们小的时候，是兄弟姊妹，我出来香港了，他们仍然在大陆，等我们返去的时候，大家的思想都不同了。」

她计划着，这次移民英国，她要把丈夫的骨灰也一起带过去。「如果是合适的，我在那边走的话，就把骨灰烧了，葬在一起，」她这么想象着，突然从裤袋里掏出一个褪色的红色小钱包，里头有复诊医生的名片、八达通、两张她和孙儿的合照——现在他们都在英国了，还有她和先生的证件照，「你看，我带着他的照片，我走到哪，他就跟到哪。」

早几年，张添声在广东乡下的叔父，曾捎话给程小凤，说让她在香港做一场法事，为张添声「招魂」，招回乡下的祠堂去。她听了，这样回广东叔父，「我不会带我老公返去的，他生前跟着我，死了都是跟着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