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论和素质论的重大分歧在于要不要民众的参与

制度论和素质论（或文化论，两者观点比较接近，就都以素质论代称）都希望变革现有制度，建立宪政民主制度。但在如何变革现有制度上，如何实现宪政民主，两者存有诸多争议。我以为这些争议都可以归结为对待民众的态度上。

制度论者认为，制度变革不需要民众的参与。精英设计好制度，建立起制度。然后在制度的约束下，民众就会逐步提高素质。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民众是旁观者，不需要民众的参与支持。

而素质论则认为，当制度变革是由体制外的力量推动时，制度变革必须要有民众广泛的参与。没有民众的支持，制度转型无法取得成功。但素质论者同时认为民众对现今制度的维持也负有责任，对当下中国民众的素质持怀疑态度，认为民众的素质需要得到提高才能够得到民众真实的支持，民众才会支持朝向宪政民主制度的转型。

显然，制度论者的设想是空妄的。任何政治变革或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变革，都是力量的博弈。如果自由民主的诉求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如何能够建立起自由民主的制度呢？制度论都或许会说，中国民众已经普遍具备了实现自由民主的素质，有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和相应的行为模式。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中国的民主进程没有什么进展呢？总之，制度论者要么是忽视民众，要么就是讨好民众。而与之相反，素质论者重视民众，但也不讨好民众，也相信民众的素质能够得到提高。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民主，而不是建立起民主后会怎么样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维护现行体制者会托词民众素质不够而阻挠变革，而制度论者恰恰中了这个圈套，直接就跳到中国建立起民主后会怎么样这样一个问题，把建立民主看成是个非常简单容易的问题。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提出民主的主张也有100多年了，到至今还未实现，这难道会是个简单的事吗？那些认为中国实现民主后会陷入混乱的观点是杞人忧天，或别有用心。中国确实有可能陷入混乱，但那不会是实现民主之后，而是在实现民主的进程中。

如果中国坚持既有的道路，社会矛盾不断累积而得到不到缓解，或早或迟会出现控制力急剧下降，既有秩序瓦解崩溃的一天。到那时，各种政治主张都会纷纷登场，获得相差无几的竞争机会。哪一种政治主张会胜出取决于民众的支持。哪种主张得到的支持多，哪种主张就取胜。政治主张的博弈必然采取组织形式以形成和凝聚力量，产生组织和领导人。民众会支持什么样的组织和什么样的领导人，这取决于他们的价值观及需求和政治判断力。请问，如果民众有两个选择，洪秀全和华盛顿，民众会追随谁，这仍然是个疑问。且不说，中国会不会出现华盛顿这样的政治领袖；其次，历史上所有的政治组织提出的目标和口号都是无比美好，在过去是打着“均贫富”的口号，现在和将来，则都会以“民主、自由、共和”等为口号，即使是以专制为目的的政治组织，也会打着民主的旗号。在很多情况下，连发起人都自认为自己是以民主为目的而不自知。如何判断一种政治力量是真以自由民主为目的，或假以之为目的，或最终会导致专制，这需要政治判断力，需要政治素质。才不能为花言巧语所蒙骗，被短期利益所引诱，被强力所裹挟。最终的判断标准，不在于目标和口号，不在于承诺，而在于方式方法。自由民主只有通过自由民主的手段才能达到，争取自由民主的过程就是自由民主价值的践行过程。

当今中国的制度转型，既具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有利条件是，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思想的传播越来越不受限制，有利于自由民主价值的传播。不利的条件是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强权控制下。两种力量的博弈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期望毕其功于一役是妄想。素质论者的期望是，至少我是，尽可能传播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自由民主的价值。在这上面，不同的人做出的努力和牺牲肯定是不一样的，会有抗争，也会有妥协和退让，但不要放弃；为的就是扩大自由民主的社会基础，以避免重蹈覆辙。当然，我也不全然否定历史循环的意义，如果社会矛盾无法调解，在最低限度上，历史循环也是有意义的。但历史循环肯定代价巨大，也不能实现社会进步，是应当极力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