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ngyao Nie Katherine Tong坐在教堂的长椅上，听一位父亲为他自杀的儿子念悼词。她当时想：“感谢上帝，我们一家人还好”。万万没想到的是，六个月之后，她的继子Evan Tong在他的房间用一氧化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才只有17岁。
她知道儿子很抑郁，但很快就打消了对他可能自杀的疑虑。当这个念头在她脑海里闪过的时候，她心里告诉自己：“不，他永远不会那样做。”
对于Tong家来说，就像亚裔社区的许多人一样，自杀和精神疾病仿佛离自己很远。实际上，他们从不谈论。但是，讳言沉默却让年轻人赔上了生命。根据美国国家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NCDCP）的死亡率数据，虽然亚裔年轻人的自杀率没有高于全国总体水平，但这一数字却从2011年到2015年逐渐上升。
20-24岁 
15-19岁
2015年，20至24岁亚裔美国人死亡事件当中，自杀是主要原因，占该年龄组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这一比例）在所有种族中最高。社会科学专家和教育家把这个惊人数字归咎于文化污名和社会压力，始于家庭，分布于整个社会。
长期以来，亚裔美国人的年轻人一直被标签为美国教育程度最高、成就最高的群体之一。除了渴望获得学术和专业成就外，他们还因自己的身份、（被）歧视以及传统的东西方视角之间的矛盾而缺乏安全感。
同时，由于文化污名化以及亚洲家庭和社区对心理健康的了解不足，年轻人无法寻求帮助。亚裔美国人的专家和心理健康倡导者正在尝试对亚裔社区进行自杀预防教育，并克服不愿寻求帮助的情况。心理治疗师会告诉你：“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没有任何区别。”
在2014年陷入严重忧郁并有自杀倾向之前，Eric Lu是亚裔父母心目中的典型“金童”。他考上了哈佛大学、进了医学院，准备开始前途光明的医生生涯。Eric Lu出生于台湾，三岁时与父母一起移居德州。像许多其他二代亚裔一样，他从家人那里学到了传统的亚洲价值观，这与他从学校和同龄人那里获得的美国观念相矛盾。“直到长大后，我才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尝试发展自我”，他说。他试图变得灵活，并且“学会顺应大流的心态”。一般情况下这样还都过得去，无论是与家人在一起还是在学校里跟主要是白人的同学们相处。
但他和他的父母都没有想到，这种“双重身份”有一天会让他陷入严重的抑郁，甚至有了轻生的想法。
在哈佛医学院的第一年，他开始发展自己的“自我”：他发现了自己的激情所在——电影制作，并决定离开医学院去追求成为电影制作人的目标。他的父母大加阻拦。他们无法接受儿子放弃他已经取得的骄人的成绩、而押赌一个不稳定的事业。在Eric Lu两年的休学当过程中，一家人每天都要为他的择业吵上两三个小时的架。
父母威胁要把他赶出家门、并停止经济支援。他说，“我感到非常撕裂……非常悲伤，非常生气，非常矛盾，非常压抑。”这位藤校毕业生说：“这是我唯一一次不顺从甚至反对他们。我一直很听话：我拉小提琴，SAT考高分，然后去了哈佛。我每走一步，都是满足了他们的愿望清单上的一项。”
他最终屈服于父母，并于2014年回到波士顿，继续在医学院读书。此后不久，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他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成绩也开始不及格，情况变得很糟。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他老是在考虑从他17层公寓的阳台上跳下去。
尽管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Eric
Lu的经历代表了亚裔学生在专业方面的普遍焦虑。美国“虎妈”Amy
Chua所著的《虎妈战歌》一书，因其亚洲式的强迫性教育方式而受到了广泛关注，这种养育方式使她的孩子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今，在虎妈走红大约七年后，年轻的亚裔仍然为了表现出色而备受精神压力。印第安纳大学最近的一项心理学研究比较了亚裔和白人自杀前的情况，发现25岁以下亚太裔年轻人受学校因素影响的数字是白人的两倍。领导这项研究的Y. Joel Wong教授说这与「家庭完美主义」有关，即父母和孩子对学业成功寄予厚望。
很多时候，压力不仅仅来自亚裔社区，还来自外部世界。“模范少数民族”神话是亚裔尤其是二代年轻人所面对的最普遍的刻板印象之一：即亚裔被认为在其他族裔同龄人中勤奋，受过良好教育且收入丰厚的成功者，另一方面这个标签也意味着他们在处理社会关系时总是沉默、服从和软弱。
哈佛大学倡导华裔心理健康的George Qiao说，“这意味着永远不许失败，而即使成功也被看作是应该的，没有人认为值得庆祝。”他认为，模范少数民族的角色偏见会加剧紧张关系和自我怀疑，对此他深有体会。他是洛杉矶公立高中的全A学生，在那里，他的非凡成绩因为他的种族打了折扣：“上高中时，我从来都不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人们会说，哦，你又考全A？那是因为你是亚裔，天生的嘛，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康奈尔大学的一位大四学生Katherine
Xie深有同感，她在高中时也曾经历过抑郁和自杀尝试。谢说，从她的非亚裔同龄人的观点和媒体的普遍刻画来看，她承受了很多来自外部的精神负担：「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像机器人一样」——非常聪明、非常努力，但是不懂分享甚至拥有自己的情感。
这种先入为主的、错误塑造的「身份」可能是脆弱和破坏性的。一旦一个人没有在学习考试方面取得成功、或仅凭学习成绩无法在社会中创造价值，那么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就会瓦解。Y. Joel Wong说：“这对亚裔学生的破坏力超过一般的同龄美国人。”在身份迷失和刻板印象中，许多年轻的亚裔感到强烈的孤立感和不安全感，使他们与社会隔离。George Qiao说：“亚裔缺乏安全感是很普遍的……有一堵墙将我与白人隔开。与此同时，我又抛弃了我本应拥有的许多（文化）遗产。”
华裔美国人歌手Larissa
Lam是UTalk励志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该节目鼓励美国年轻人讨论生活问题。她说，她看到许多亚裔青少年因孤独而被情感困扰。“感到双重的压力，一面是不够美国，一面又是不够亚裔”，她说，“这种孤独、不适应或缺乏归属感，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
高中毕业前四天，Katherine Xie超剂量服药并因此被送到了医院。她已经忍受了四年的抑郁症了。她当时不知道可能的后果，“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会死”，她说，“当时我没有任何健康的方法来应对这些极端的情绪。”
她记得自己14岁时第一次告诉父母自己的内在压力。她希望他们允许她接受药物治疗，但是这个想法激怒了她的父母。“那是不真实的，克服它。” 这对中国移民告诉孩子。他们感到愤怒和失望，因为孩子无法独自应对挑战和艰辛。
一家人再也没有谈到过她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反，Katherine Xie如父母建议的那样，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她在人前很好地掩饰了自己。她在学校的GPA是4.0，获得了全国奖项，并被康奈尔大学录取。但是抑郁症依然存在。她用割伤自己把情绪上的痛苦转变为身体上的痛苦，并转而依赖于几乎夺走了她生命的药片。2016年，Katherine Xie把自己的故事发表在网络杂志《Mighty》上，文章获得了两千多个赞，亚裔年轻人纷纷留言，倾吐自己与家人进行建设性对话的斗争。一则评论非常具有代表性：多少次当我提出需要帮助、并且有挣扎的迹象时，他们却只跟我说“你没事”。
心理治疗师Sandra Yi-Lopez说：“如果从文化上讲精神疾病是不可接受的，那就非常危险。” 她说，年轻人在无法表达自己的情感时，通常依靠毒品和酒精来解决精神问题，“特别是在一种视饮酒为常态的文化当中，比如韩国文化”。拒绝倾听并理解孩子的精神挣扎，并不简单地是因为亲子关系疏远。相反，这是一种在亚裔美国人社区共同价值观里的根深蒂固的禁忌。
沉默是亚裔移民的一种应对机制，他们做出了很大牺牲来到美国，克服了困境，人生经验强化了他们对于隐忍的价值认可。“寻求心理健康治疗，被认为是一种性格缺陷”，Katherine Xie说。
沉默的另一个原因是“面子”文化，在亚裔社区事关社会尊重。“不要把脏衣服公开乱丢”是许多亚裔孩子听过的家训，就是面子的一种。分享负面情绪和精神困扰，以及询问一位亚裔的心理健康，被认为是不礼貌的，会让某人没面子。
更具有破坏性的是亚洲文化里对自杀的强烈羞耻感和污名化。Katherine
Tong说，自从儿子Evan
Tong自杀以来，有些人不再跟她家来往了，“他们只是不想跟我们联系，因为怕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家庭。”其结果，许多家庭和个人都掩瞒了他们真实的感受，不去咨询或接受专业治疗。对于遭受精神困扰的年轻人来说，这是致命的。这促使Eric Lu导演了一部有关亚裔美国人家庭自杀的纪录片；他在2015年成为电影制作人。他听到了哈佛大二学生Luke Tang的故事。Luke
Tang在2015年9月自杀身亡，这是他的家人和朋友完全没有想到的。Eric Lu说，他与Luke
Tang有很多共鸣。他说：“每一部分，真的每一部分（都有共鸣）。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讲这个故事，因为我知道还有很多像Luke
Tang或我这样的人，他们可能还难以挣脱痛苦。”在片长26分钟的纪录片《寻找卢克（Finding Luke）》中，Luke Tang的父母努力想搞懂，为什么这会发生在他们心爱的儿子身上。通过与Luke Tang的挚友交谈、并阅读他的日记，父母逐渐意识到了在儿子生命的最后阶段的抑郁的信号，这些信号本可以早点得到识别和治疗。
缓慢的进展
Eric Lu希望通过这部电影，可以与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及其父母）进行对话，创造机会让他们启齿，谈论更深层的、精神的困扰。自2017年4月起，该纪录片已在全美14个城市放映过至少19场。每次放映之后，他都会为社区提供现场讨论和专业咨询服务。正如Eric Lu所预料的那样，这部电影帮助许多亚裔年轻人及其家庭迈出了第一步，以应对心理健康和自杀问题。“很多人问我：什么是抑郁症？我该如何帮助我的孩子缓解抑郁症？”他计划将电影带到更多的地方，甚至像中国这样的亚洲国家，在那里人们仍然讳谈自杀问题。
韩语宣传手册
Christopher Jun每周都会在韩国城进行一对一的交谈。Christopher Jun说：“韩裔社区也正在缓慢开放，特别是对于年轻人。”在Christopher Jun的领导下，Didi Hirsch心理健康服务计划还将以中文、越南语和日语提供更多的自杀预防服务，以满足亚裔美国人社区对这些资源的需求。
Tong家和Tang家正在与美国自杀预防基金会和当地的自杀预防组织合作，他们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励亚裔家庭与子女一起应对心理健康问题。“父母表达爱心非常重要。父母应该告诉孩子：我希望你努力奋斗并尽力而为，但是无论你做得怎么样，我们都依然爱你。”Y. Joel Wong建议道。
对于年轻的亚裔来说，Larissa Lam作为华二代建议他们既要接受美国人身份、也要接受亚裔身份。“把亚裔身份视为优势而不是劣势，在成长过程中，我意识到我们拥有一些可以定义我们自己的特殊的东西。我可以成为文化沟通的桥梁。”
最重要的是，Christopher Jun说：“当您感觉不适时，请寻求帮助！”
艺萌注：我的美国华裔医生曾悄悄告诉我说我们只听到外面华裔子女进入常青藤的捷报频传，却没人告诉任何人，有多少自杀的， 退学的，精神异常，失去正常生活甚至无法自理，一辈子只能靠父母照顾的。 华人父母不会向外讲，苦水只有默默地往肚里吞。青少年的青春荷尔蒙本来就容易让他们情绪波动，加上学习的压力， 华裔孩子更是另外背上了一座大山， 就是来自华人父母的压力。希望华人父母把自己的孩子当成一个个体来尊重，不要再逼迫自己的子女为父母活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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