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許多地區的作家認識以後,讀到他們的作品,發現中國人的命運,也就是二十世紀的人的命運。
聶華苓 圖源網絡
編者按:著名美籍華裔作家聶華苓於2024年10月21日在美國愛荷華家中逝世,享年99歲。消息來源為聶華苓的次女王曉藍。
聶華苓,1925年生於武漢,湖北應山人,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1949年到台灣,同年加入《自由中國》半月刊工作,擔任編輯至1960年。《自由中國》停刊後,聶華苓應臺靜農邀請赴台灣大學任教,隨後又應徐復觀之邀在東海大學任教,與作家余光中共事。1963年結識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安格爾邀請其赴美訪問。1964年聶華苓赴美定居,任教於愛荷華大學,1971年與安格爾結婚,共同創辦影響力龐大的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通過他們的“國際寫作計劃”,世界各地作家越過意識形態聚集一堂,聶也因此享有“世界文學組織之母”美譽。1982年曾擔任美國紐斯塔國際文學獎評審委員,之後仍繼續寫作不輟。2009年獲頒花蹤文學獎,世界華文文學大獎。
聶華苓稱“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干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 她在《三輩子》裡記錄了她從1925至2011年的86年間,一個大時代的重重疊影和繁複圖像,從中國大陸的故園、到青年時期暫寓的台灣,以至中年迄今定居的美國,聶華苓超越了地域與文化的疆界,凌駕了政治與歷史的分野,以一貫細膩優美的筆觸,記述自己曲折動人的一生,寫下三個人生階段、三個年代和三個活動空間中的記憶。我們特刊發《三輩子》節選《我流亡了三輩子》緬懷這位作家。
聶華苓 圖源網絡
我流亡了三輩子
我流亡了三輩子。軍伐內戰,抗日戰爭,中日戰爭,國共內戰。逃,逃,逃。最後,逃到台灣。逃到愛荷華。
小時候,因為父親的桂系關係,逃避蔣系的暗殺,躲在漢口的日租界。我們就在那兒住下了。1936年,父親在貴州專員任內被紅軍殺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我十四歲,就成了流亡學生,當時我們中學生就唱流亡歌曲:
流亡三部曲之三〈離家〉
聶華苓 圖源網絡
這樣逃,逃,逃,逃了敵人,逃不了國民黨,逃不了共產黨。1949年我二十四歲帶着家人從大陸逃到台灣,立刻參加了雷震先生和胡適先生創辦的《自由中國》。逐漸地,因為《自由中國》對台灣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的尖銳批評,鋒利的駁析,十一年以後,在1960年被政府封閉,雷震、傅正、馬之驌、劉子英被捕,《自由中國》被封。
雷震等被捕後,我住屋附近總有人來回徘徊。警總藉口查戶口,深夜搜查我家好幾次。據說殷海光本來也在被捕的名單上,警總動手抓人的前一刻,才把他的名字取消了。當時我們並不知道。我和母親非常擔心他的安全,每天早上,一打開報紙,就看有沒有殷海光的名字。沒料他和夏道平、宋文明突然在報上發表公開聲明,宣稱他們在《自由中國》寫的文章,自負文責。殷海光寫的許多篇社論幾乎都是雷案中「鼓動暴動」、「動搖人心」的文章。1960年九月,最後一期《自由中國》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就是殷海光寫的。
殷海光在1960年雷案發生以後,殷宅附近日夜有人監視,不斷受到特務騷擾,後來特務竟明目張胆到他家裡去,精神折磨得他拍桌大吼:你們要抓人,槍斃人,我殷海光在這兒!
1964年我終於到了愛荷華大學作駐校作家,已在台灣出版七本書了。當時,作為一個作家,我還是困在自己的處境中:中國人,中國人,你到底犯了什麽罪?
那豈不就是文革時期中國人的處境?他不知道是和她結婚呢?還是不結婚?甚至不知道是回波蘭呢?還是不回去?
聶華苓和丈夫保羅 圖源網絡
愛荷華大學1967年創辦「國際寫作計畫」(IWP),我開始接觸到世界其他地區的作家。當時的世界正是冷戰時期,東歐的國家在蘇聯控制下,中國大陸已在1966年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台灣那個時候1949至1987年正在戒嚴時期。1968年,陳映真接到我們邀請,卻被當局逮捕了,捷克發動人權運動的哈維爾,接到我們的邀請,蘇聯坦克車衝進布拉格,哈維爾流亡地下了。他一再被捕。終於在1989年,被選為捷克總統。
從1945到1991年,歐洲被鐵幕分隔成截然兩個不同的世界。IWP 就在那樣的世界局面下,吸收了一些很優秀的東歐作家。
我和東歐的作家特別接近。他們對我訴苦,我懂。例如,波蘭小說家Julian
Stryjkowski。IWP一再邀請,他終於在1969年到了愛荷華。那時候,作家在IWP八個月,他們在愛荷華度過寒冷的冬天。一天,大雪紛紛,只見Julian捧着一束鮮花,走進我辦公室,一面說:我可以和你談談嗎?我說:當然可以。他說:可不可以關上門。我說可以。預感他有重要的話要談了。1949至1952年,他是波蘭駐羅馬的新聞社長,因為他出版了一本小說,寫義大利沒有田地的農民,被義大利政府驅逐出境。回國後,他在一份現代文學的雜誌工作。他本強烈擁護共產主義,1966年,他退出波蘭聯合工人黨,和其他一些當年有名作家,抗議政府對文學、藝術、文化的迫害。從那以後,一直到1978年,他的作品才能發表,但必須通過檢查單位批准。
那天他要和我談談,也正是他在波蘭受壓制的時候。他關上我辦公室的門,給我一束鮮花,坐下後,對我談到他當時困難的處境。他和一中年女人要好,有幾年了,她有個兒子,母子都對他很好。他們想結婚,但他考慮到自己的處境會影響他們,尤其會影響兒子的未來。他不知如何是好。那豈不就是文革時期中國人的處境?他不知道是和她結婚呢?還是不結婚?甚至不知道是回波蘭呢?還是不回去?若不回去,也就因為那個原因,那母子倆也不可能從波蘭出境到美國。
其實,他知道我也沒辦法。但他要找個人,吐吐苦水。他離開我辦公室的時候,我一再要他回去後,告訴我他們是否結婚了。好久以後,我才接到他一張明信卡。只有一句話:我回來了。
中間為聶華苓 左為林海音
我和許多地區的作家認識以後,讀到他們的作品,發現中國人的命運,也就是二十世紀的人的命運。我和世界文學接觸所得到的這份感受,擴大了我的視野,影響了我的創作。
伊朗的詩人台海瑞(Tahareh
Saffarzadeh)1967年到愛荷華,正是伊朗巴拉維國王專政的時代,對異議分子採取高壓手段。她不敢回伊朗,在愛荷華又留了一年,最後,不得不回國了。我和Paul送她上飛機,她上了飛機,又跑下來,抱着我大哭。她在愛荷華寫了一首詩:
戈艾姬(Agnes
Gegely, 1974
IWP)出生在匈牙利東南部平原上一個小村里猶太家族,後隨新聞記者的父親移居山巒地帶。她慶幸從小就浸潤在山水之中。二次世界大戰,匈牙利參加軸心國,納粹被蘇聯襲敗。她父親在戰俘營中死於傷寒。1944年納粹占領匈牙利,迫害猶太人,戈艾姬母女被囚在布達佩斯獄中。1945年一月戰爭一結束,她母女在冰天雪地中,步行一百六十公里回小村老家。雪深及膝,紙板靴底,走了七天。到了老家,她已癱瘓,兩腿必須鋸掉,但一位年老農婦用肥肉按摩她兩腿,三個月後,她終於又能行走。戰爭結束,蘇聯進入匈牙利。
她掙扎多年,終於在1953年進入布達佩斯文理大學,後來教過中學,任文學雜誌、出版社編輯、電台工作,1975年開始在賽格德大學教美國詩歷史,年近六十,還在布達佩斯大學研究並得博士學位,專長葉慈(W.
B. Yeats)的詩和詩的翻譯。從1963年起,出版幾本詩集,四部小說,喬艾思以及湯瑪斯(Dylan Thomas)和狄金生(Emily
Dickinson)的作品翻譯。所寫的詩和小說,涉及甚廣──歐洲、美國、亞洲、非洲。三部小說在瑞典和德國出版,得過匈牙利文學大獎,被選為匈牙利國家院士。1961年結婚,次年離婚。後與一位美國文學翻譯家相愛,他1984年心臟病突發而死。1988年,相依為命的母親逝世。
她說:我到今天,驅使我的不是成功,而是生命中的喪失感。了解如何哀痛的人,知道如何活下去。
聶華苓 圖源網絡
我深有同感。1936年,我十一歲,大年初三,滿屋紅艷艷的喜氣,母親突然看到《武漢日報》頭條新聞:貴州平越專員聶怒夫殉難。他被紅軍殺害。1951年,大弟漢仲在台空軍飛行失事。我忍着淚瞞着母親六個月,她終於自己察覺了。1962年,醫生診斷她得了肺癌,我又瞞着她,告訴她是氣管炎。五個月以後,在兒女圍繞的幻覺中,在我緊握的手中閉了眼,停止呼吸。1991年,安格爾和我去波蘭領國際文化貢獻獎,他突然在芝加哥機場倒下。現在,我仍然在這愛荷華河上,寫,寫,寫……驅使我的不是成功,而是生命中一次又一次的喪失感。
我和許多地區的作家認識以後,讀到他們的作品,發現中國人的命運,也就是二十世紀的人的命運。
轉自二湘的空間
|